公私合作型政府数据治理的逻辑展开与法治进路

现有政府数据治理架构倾向于政府中心主义,难以满足现实需要,数据的高流通性和复合价值特征要求治理模式向公私合作制转型。研究发现,构建公私合作型政府数据治理模式面临着政府数据的涉密性与公私合作的公开性、政府角色定位与职责的复合、公主体与私主体间的利益博弈这三重冲突。为此,在总体规划上,应将实现数据善治作为根本追求,坚持物有所值原则和利益平衡原则,延循PFI路径展开治理;在规范设计上,应重构风险分担机制,完善信息披露的禁止性规范和激励性规制,构建多元有效的救济制度,提升数据治理效率、优化治理效果。     

大数据在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应用研究

目前,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产生的数据信息量呈现爆炸式的增长,全球已迈入了大数据时代。本文在简述"大数据"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针对大数据在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应用提出了相关对策。     

数据驱动的数字政府：治理限度与时代因应

数据治理限度及时代因应始终是数字政府的恒久议题,而如何消除数据治理在政策、应用以及权属等方面的限度历来是理论与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难题。当前,国内外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对于数据治理有益探索成果丰硕,数字政府与数据治理间的耦合发展关系日益凸显,但随着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与治理对象的日趋复杂,我国数据治理仍面临着数据开放与共享、权责不清以及碎片化等限度,因此,数据治理的重要议题也被提上研究日程。结合我国实际来看,以组建“国家数据局”为标志的新一轮国家机构改革契机和背景之下,数据治理的传统问题也将得到全面回应和系统疏解。研究认为,创新数据开放与共享、优化数据管理机构职能以及推进数据治理的整体性建设等已成为数字政府恒久议题之下数据治理的时代因应,也为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和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提供现实路向。     

“大数据杀熟”行为政府治理路径探讨

“大数据杀熟”行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权益.相对于传统商业“杀熟”行为, “大数据杀熟”行为更隐蔽,消费者维权更艰难.这种利用算法应用技术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严重违背商业伦理,不仅关乎消费者个人权益,更会影响公共利益,仅凭市场调节难以纠正,需要通过法律进行救济.政府应在遵循辅助性原则的前提下,通过算法应用技术备案、建立“政...     

政府数据开放的整体法律框架

政府数据的开放可能会给未来社会带来地壳运动,现行的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也面临着更新换代的压力。随着以复杂、多元和碎片化为特征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现有封闭式的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法理论不足以抑制政府数据开放带来的法律风险,也不足以帮助政府实现对数据开放的有效治理。我们需要一种以开放与分享为特征的整体法律框架,在行政法领域实现从行政管制法到行政治理法的转变。我们应当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等面向来建构全新的政府数据开放整体法律框架。     

信息、传播与影响:网络治理中的政府新媒体——结合大数据与小数据分析的探索

作为政府在网络空间的代表,政府新媒体在网络治理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以政府新媒体为代表的线上政府兼具政府主体和新媒体之传播媒介的特征,在推动政府开放、提升政府回应性和引导网络舆论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政府新媒体建设,论文结合大数据分析和小数据分析探讨网络治理中政府新媒体的角色,考察了其传播内容、传播功能和影响效应。政府新媒体传播的信息内容非常多元,价值观宣传最多且逐渐上升。便民服务是其核心传播功能,另有生活信息、政务公开和政绩宣示等功能。政府新媒体正日益发挥着广泛影响,受到16%的网民关注,并对网民的政治态度和行为产生深刻影响,激发着网民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及参与行为。然而,影响效应的发挥同时受到经济社会环境、传播行为和网民特征的影响,因此,政府新媒体的未来发展应着力于扩大受众覆盖面、优化传播内容、提升信息质量等。     

政府数据开放宜采取不同于信息公开的立法进路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在公民知情权基础之上,通过赋予政府公开政府信息的法定义务,倒逼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增强政府透明度,实现对行政机关监督问责。而政府数据开放兴起源于大数据技术驱动。数据资源的巨大潜力驱使各国政府借助信息技术,通过数据开放制度鼓励数据创新应用,挖掘数据价值,实现繁荣经济、改善服务、提升治理能力等增强行政效能的良好行政目标。二者在制度形成基础和制度目标上的区别,表明政府数据开放是与政府信息公开有本质区别的独立制度。我国应选择政府数据开放制度单独立法的立法进路,而非将其融入现有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框架之中。     

对“数据治理”的治理——从“文明码”治理现象谈起

“健康码”和“文明码”所代表的“码治理”是运用数字技术治理社会问题的一种尝试.从“健康码”到“文明码”,数据治理发生了“滑坡效应”,这源于技术治理的数字化异化和基层治理的简约化动机.数字化的公权力在其天然扩张性的驱使下向其最大边界滑动,延伸到社会和个人生活的精细之处,直至将个体异化为被数字控制的对象.因而应对“文明码”...     

基层政府分层治理模式考察——基于农业产业培育行动逻辑的分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也是维护和保障农民发展权的必然要求。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基层政府围绕如何培育农业产业,形成“差序治理模式”的行动逻辑,即基层政府依据村庄间实际条件的差异确定优先扶持的秩序,并据此提供种类和数量不同的扶持政策。从提升农业产业扶持资源的使用效率来讲,差序治理模式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这种模式也易造成产业扶持和培育资源的非均衡分配,导致不同权利目标间的失衡和农民发展权的不平等对待。基于法治视角的分层治理模式,应当遵循公平与效率相兼顾的原则,采取法治化的分类治理策略,扩大农民参与权,促进农民发展权的平等保护。     

论英国"协同政府"的理念及对中国的启示

"协同政府"是一个在英国学界经常讨论的前沿性治理模式,影响了1997-2010年英国政府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政策制定及执行过程.本文旨在分析"协同政府"治理理念的起源、性质以及所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此理念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     

网络化治理研究述评——基于CSSCI(2001-2020)期刊数据的计量分析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2001-2020年间网络化治理研究领域的CSSCI期刊文献进行综合阐释,呈现了网络化治理研究的演进特征、核心议题与发展趋势.据此可将网络化治理研究分为理论编译引介期(2001-2008)与运用稳步拓展期(2009-2020),相应的核心议题主要聚焦于理论发展脉络和领域范围拓展...     

对地方政府在农村失业治理的探讨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的最大问题就是就业问题。目前农村失业问题十分严峻,因此解决农村失业问题便成为各级地方政府面临的紧要任务。本文从分析农村失业现状入手,介绍了农村失业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治道变革对政府治理工具选择的意涵

以政府治理模式根本转变为特征的治道变革,意味着政府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等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变。本文试从理念前瞻性、工具创新性、沟通回应性三方面深入阐述治道变革对政府治理工具选择的意涵。     

家庭收入、政府角色认知对法治满意度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5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5)"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治理现代化这一背景下社会公众的收入与政府角色认知对法治满意度产生影响,收入在对法治政府满意度的影响上呈现出"伊斯特林悖论"的结果,即随着收入的提高,公众对于法治政府的满意度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数据分析显示"大政府"的公众对于法治政府拥有更高的满意度....     

我国政府治理模式转换的路径选择——基于和谐社会语境的探求

社会和谐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来认识当今我国政府治理面临的挑战并对此做出回应,提升政府治理水平,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是中国公共行政面临的时代课题.     

“网络化治理”——政府回应力建设的新视阈

网络化治理是目前西方社会公共治理的重要方向,其要求政府和供应商的合作要以信任和合作为机制,以顾客满意为导向,以实现公共价值理念为目标的公共治理的变革.而政府借此可以升华公共服务理念,深化公共物品服务程度,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利益诉求,提升政治合法化水平.     

贫困群体的社会满意度与政府治理——来自重庆市北碚区的调研

贫困群体的社会满意度与社会稳定有关,面对贫困群体的社会不满,政府如果不能进行有效治理,这种不满情绪极有可能蔓延并加剧社会不稳定。重庆市政府的公共政策输出反映了贫困群体的一些偏好,缓解了社会不满,但问题仍然比较严重,重庆市政府必须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加强对贫困群体持有强烈不满的社会问题的治理。     

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府权力的分化与重组

正《决定》在第一部分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体目标对后续各个部分的具体改革具有指导意义。问题是: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又如何建构国家治理体系?从宪法学视角上看,国家治理体系不同于全球治理体系和地方治理体系等的关键点在于:它首先涉及一个主权国家的顶层设计问题,政府权力的分化与重组是建构国家治理体系的必经之路。一、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府权力的分立与地方化权力分立,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议事、行政和司法三种职     

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行为逻辑的政治经济分析

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对于基层社会的公共服务化有了更高的要求,作为承担主体的基层政府也面临了更多的任务和目标。目前,基层政府在整个乡村社会公共化服务中,暗含有一种选择性治理的行政思维和行为惯性,不是以为基层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为依归。这也就使得对这一与现实基层社会的政治期许相脱节的行为成因性研究成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