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话语中的法律解释规则

法律解释方法的核心是法律解释规则,即各种理解、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规则。几乎所有关于法律解释方法的理论,其目标都是探寻法律解释规则的构建与运用。为了证成这一判断,梳理与不同意识形态相匹配的具体法律方法很有必要。这种概括不是对法律方法纯粹历史的考察,重心在于说明法律解释规则的实践意义。我国的法律方法论研究即将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即在关注一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这是展现法学理论和法律方法论实用品格的开始。对法律解释规则的认识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重点从法治意识形态、法律方法的进化以及与相近概念的比较三个方面进行诠释。     

中国法律观念的现代化——中国法治化的关键

法治化即法制现代化,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关键是法律观念的现代化。法律观念是立法的基础、司法的前提,是法治化必要的思想和心理条件。但由于我国的传统习惯和社会主义法律发展史的曲折经历,法律至上观念一直较淡薄,势必影响“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制约我国的法治建设。本文从法治化的内涵要求及中国法律观念的历史、现存状况出发,论述了法律工具主义意识对中国“体制型”法治发展的阻碍,并提出法律至上观念的内涵及培育方式。     

全球化进程中的法律发展理论评析——“法律全球化”和“法律趋同化”理论的比较

当今时代,全球化进程迅速推进,“法律全球化”和“法律趋同化”理论是法学界提出的关于法律发展趋势的两种代表性理论。“法律趋同化”理论恰好可以对“法律全球化”理论进行修正和补遗,并且能调和关于法律全球化正反双方的观点。因此,“法律趋同化”理论更具科学性和历史必然性。正确认识“法律趋同化”理论的价值,对于推进法律现代化进程和构建和谐法治社会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法律继承

近代以来,在法律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法律冲突、法律规避,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便是对西方法律的盲从和对法律移植的盲信,而其根本原因在于由我国社会文化自身特点决定的,能够在中国运行得良好的法律,必然是能够为我国社会文化所容纳的法律.当我们认识到这些问题,重新检讨历史就成为必要;当我们认识到法律移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律现代化的问题,就必须寻找新的路径。法律继承将是一个极为便利亦更加有效的途径。因此,中国法律能够在继承上走得更远一些.     

伪证犯罪法律规定的立法完善——以法律体系化为视角

“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新时期立法工作总目标.将我国现有法律中关于伪证犯罪的规定置于法律体系化的视角之下加以研究和评价,以体系化的要求为基准,对于刑法及相关法律(主要是三个诉讼法)中关于伪证犯罪的规定进行比较、研究,联系我国社会法律生活的实际,分析现有伪证犯罪法律规定在体系化方面存在的不足与缺憾,进而提出相应的建议.     

论法律渊源--以法学方法和法律方法为视角

从法律方法的角度看法律适用是一个关于“法律是什么”的认识理性 ,而法律适用中法律渊源内部冲突的解决是一个“如何实现法律”的技艺理性。从两者的关系上看 ,认识“法律是什么”是“如何实现法律”的起点 ,“法律是什么”也仰赖于“法律如何实现”     

论我国的法律文化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形成了人治主义法律文化与法治主义法律文化两大类。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主义法律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属于先进文化;滥觞于古希腊,成型于近代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治主义法律文化,历时三百余年,总体上说,也属先进文化。中国近代社会通过艰难的抉择,走上了民主共和的发展道路。1998年我国现行宪法确立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这标志着中国法治主义法律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社会与西方国家,无论从历史发展还是现实状况,都存在很大的不同,中国必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主义法律文化。我国法治主义法律文化是当今宪法所确立的、正在持续发展的、不断完善的先进文化。     

对法律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探析

一般来说,法律意识形态并不等同与法律意识,而对它们进行区分时,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是法律意识形态具备一定的价值性。它的价值性主要表现在它能将人们的政治倾向以及法律价值观等意识很好的体现出来,并对法律活动的具体发展方向起到了一定的决定作用。此外,法律意识形态还能将人们对相关法律问题的看法、基本立场以及价值观和政治倾向等具体的反映出来。法律意识形态是人的意识形态在相关法律领域的具体体现。本文主要结合法律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与意义,对其的价值属性进行深刻的探究与分析。     

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

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被中国法律界学者广泛认同,并认为中国现阶段法律不能得到倚重和尊重,关键就是人们没有“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是一个错误命题,法律不能被信仰在于法律不能成为被信仰的对象,法律至上的追求不等于“法律信仰”,中国的法治现状与西方的法治现状存在根本差别,倡导“法律信仰”是将中国法治引入误区并会带来危害,它转移了社会价值危机的视线并混淆了信仰与权威的界限,是一个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念。     

从法律工具主义论法律信仰的缺失

和西方相比,中国的法律的意义从古至今意义都更多地体现在其“工具”价值上,对法的阐释也大都从“制度”层面入手,而没有充分考查社会公众对法律本身的内心体验和实际需要。而当法律能够适当并且正确地表达了全体社会公众的普遍共同的精神．情感、意识时,法律信仰才能够建立起来。     

普遍信任:法制现代化的深层内驱力

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制现代化所涉及的不单纯是法律制度构建问题,而在深层次上,更是一个包括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的重构与转变问题。历史事实和现实实践一再表明,法制现代化离不开一种普遍信任的社会文化来启动和支持。普遍信任,是法制现代化最为深层的内驱力,也是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赖以生成和确立的社会文化根基。普遍信任的社会文化,生成于有限政府及民众习惯于合作、自治的开放式社会结构之中。探究普遍信任的生成及其对于法制现代化的根基意义,对后发现代化国家避免和克服本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理性贫困和危机具有深刻启示价值。     

制度的关注与自主性的建立——探寻一种达致可欲法制现代化的研究方式

当下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与具体法律制度建构之间存在着断裂与分离,不仅法学理论研究脱离于具体的法律制度建构,而且具体法律制度的建构也并不依赖于中国的法学理论,这种断裂和分离状况不仅源于当下中国既存的法学理论研究忽略了法学作用于社会的方式,而且更是由于中国法学理论研究始终未能摆脱其他场域的控制作用。因此,应当在关注具体法律制度建构的同时,努力建立中国法学的自主性。只有以这种方式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就何种法制现代化更为可欲这一问题作出实质性的贡献,从而可能进一步在诸多研究者的共同智性努力下最终达成一种关于可欲法制现代化图景的"重叠共识"。     

法律全球化与法制现代化论略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下,"法律全球化"和"法制现代化"不仅是现代法理学所密切关注的理论课题,而且也是世界各国法制建设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法律全球化必将推进法制现代化的进程,而法制现代化也将会对法律全球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二者关系密切,交相互动,共同推动法治的进程。在当下中国,只有辩证地处理好"法律全球化"和"法制现代化"的关系,完善立法体系,繁荣法学研究,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良性发展,为建立和谐社会提供法制保障。     

全球化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 ,具有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条件。在这一变革进程中所建构和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 ,应当捍卫法律主权 ,反对新的法律殖民主义 ,防止中国法律发展的“边缘化”趋势。全球性法律重构进程 ,非但没有形成全球法律发展的一体化趋势 ,反而加剧了全球社会的内在分裂 ,强化了以民族国家为构成单位的全球法律发展多样性的演进趋向。     

清末法律改革何以如此艰难

鸦片战争以后,国家处在危亡之际,清政府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全方位的法律改革,开启了中国法律近代转型的历史航程。由于内忧外患的紧迫形势,变法图强成为第一要务,而对法律自身的发展规律关注不够,清末法律改革进行得非常艰难。由于不是社会内部力量的推动,而是在社会外部力量的冲击下被迫进行的一次改革,造成了法律与传统文化契合的艰难。自从清代法律改革,中国法律近代化、现代化已演绎百余年,直到今天,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法律现代化之间的对接、契合,仍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实践课题。     

法制现代化的理想图景

法制现代化理想图景的构建是法制现代化研究的需要。无论是历史哲学研究范式还是类型学研究范式,都要构建理想图景,没有理想图景就失去了研究的参照系和理论皈依。更为重要的是,理想图景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是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和归宿。     

法律职业化与司法现代化关系的若干理论问题

法律职业化与司法现代化的共同理论语境是现代性理论 ,共同实践背景是法制现代化运动。法律职业化意味着一个经过法学理论熏陶和法律知识传授之法律职业家共同体的形成 ,这个职业家共同体共享法律价值并娴熟于法律技能。司法现代化作为法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倡导并通过现代司法制度确认司法独立、程序正义、程序效率等基本价值准则。法律职业化与司法现代化之间的理论关联可以从法律与经济关系、司法独立与程序正义、司法制度资源供给与分享、法律作为科学学科和知识体系、司法效率实现等多种维度进行分析和把握。     

中国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非均衡差异及其相关社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计量经济分析法学的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演化模拟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是中华法律文明的成长与跃进过程。通过构建由地方立法、诉讼、律师和地方法学教育等4方面组成的中国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实证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与层次聚类分析相结合的综合集成评估方法,对中国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进行评估与比较,将中国31个省域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分为领先型、挑战型、追赶型和后进型4个集团,并通过采用灰色相关度分析的方法,将4项法律指标分别与人均GDP、城市化、城乡差距、教育指数等4项社会指标进行灰色相关分析与比较。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域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是极端不均衡的。在中国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各法律指标的相关社会影响中,影响的效果从强到弱的排序依次是人均GDP、城市化、城乡差距、教育指数。从各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层面和影响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各个因素层面出发,我们应采取缩小我国各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非均衡差异的相应对策。     

反思性法制现代化初论

反思性法制现代化的规范基础是商谈政治,法律范式是程序法。中国法制现代化事业应反思西方法制现代化运动轨迹,针对自身社会发展状况,创生一条具有独特个性也切合反思性法制现代化一般要求的合理性道路。     

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互动关系简论

我国是一个具有深厚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 ,如何处理现代法制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从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的一般理论入手 ,着重分析了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两种不同的法律文化资源选择模式的差异和联系 ,并结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试图探寻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制现代化道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