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业税到房产税

自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税费以来,房地产税制改革一直是人们每年关注的热门话题。近期,财政部原则同意重庆市开征房产税、上海市房产税改革方案已获批准以及今年在部分城市进行房产税改革试点。     

物业税“空转实”难破冰

部门利益之争,是物业税方案出台技术问题之外的最大难题。土地出让金的归属问题折射的是央地矛盾,各种税费的测算归拢,又影响到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分配。物业税开征绝非一个简单的房地产领域的税费合并过程,而直接决定着诸多现实状况的变革。     

税制如何再平衡

现在中国财政分配体制没有一个公开、公正、透明的分配模式,人为的因素较多,随意性较大,在这个只讲人情、不讲规则的国度里,情形可想而知。     

中央与地方:财权再分配

分税制以来,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权再次划分已经迫在眉睫,应该通过对话和沟通、宽容和忍让的机制和程序,跳出非此即彼的思维陷阱,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改革,因势利导地推进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规范化、法治化建设。     

房产税剑指何方?

在目前这种高投入、参与投资的发展模式下,房产税是解决不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冲动的。而一个现实的难题是,在目前财政预算透明度不强的情况下,如何确保税收返还于比如廉租房、医疗、教育建设等公共利益支出?     

央地关系再定位

此轮改革对央地关系的再定位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新特征,即中央试图在保证对总体规划、总量控制、财权等核心权力掌握的前提下,将具体的执行权力更多从部委下放至地方政府,同时开始着手化解地方债务和土地财政给政府转型带来的巨大困扰。     

央地博弈“两会”时间窗

面对从上到下利益小群体相互纠缠交错的局面,在财权与事权高度不对等的形势下,地方即使拥有强烈的改革动机,也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足够的改革资源。     

扬州“奖励买房”背后的算盘

在现有官员考核体系不发生根本变革,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匹配仍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土地财政体制就会持续下去。可以预料,在房地产救市上,扬州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城市。今年7月1日起,凡是在江苏扬州购买成品住房(即精装修房)的个人,均可获得购房总价款4%～6%不等的补贴,不论所购房是否系首套房。这笔     

地方政府与银行:危机重来?

拜全球化及市场化改革之福,中国银行与地方政府过了10几年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在不远的未来,他们会不会再一次双双陷入像1990年代一样的艰难时世呢?     

新一轮分税制改革到来?

随着营改增试点的如火如荼,进入2013年,一场关于分税制改革会否迅速提上日程的讨论和猜想在财税专家和各大媒体之间蔓延开来,而国税与地税合并的传闻在新的大部制改革背景下也开始流传。随着营改增试点的如火如荼,进入2013年,一场关于分税制改革会否迅速提上日程的讨论和猜想在财税专家和各大媒体之间蔓延开来,而国税与地税合并的传闻在新的大部制改革背景下也开始流传。1994年,分税制改革施行,中国财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在此后的20年中,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都与这一改变     

房地产拐点初现?

单纯靠政策调控价格,治标不治本,房价短期内可能少许下挫,当人们意识到基本面并未改变时,房价必定会报复性反弹。只调控,没有改革,这是一次次宏观调控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的根本原因。     

“诸侯经济”当道

为遏止地方过度开发房地产,以及滥收、滥用卖地所得即土地出让金,中央曾下达文件规定,自2007年起,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全额纳入预算管理,接受同级人大监管。但审计结果显示,两年来各路诸侯根本没有把中央的指令当回事。     

再厘“4万亿”

告别的年代,总有一些无奈,一些总结,一些评价,一点反省。2012年,中国经济基本上告别了低成本、高增长的年代,将踏上新的10年,而未来脱胎于历史,适时的总结,是有必要的。回顾过去5年的中国经济,可以发现,发展的命题基本上是围绕着"4万亿"转的,5年的轨迹大概可以总结为金融危机—刺激政策—退出刺激,而几个关键词是出口、投资、M2(广义货币)、CPI、房价、产能、补贴。     

汽车,中国经济新引擎?

合资这种形式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汽车生产和消费市场,今天国际汽车巨头们仍然主导着中国汽车产业的行进方向。但是2009年中国汽车业迎来了历史性的拐点,这对于中国汽车业来说是翻盘的大好机会,也可能成为支撑中国经济新变革的重要因素。     

保障房的央地博弈

在国务院的指导意见中,仅仅与兴建和购置政府办公用房相兑换的保障房建设,并没有进入中央最核心的重大、紧急事项序列。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保障房的进度低于公众的期望,既有地方的责任,同时中央也有必要调整考核的手段。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是中央调控越来越危险的房地市场的点睛之笔,也是在尽到提供公共产品的义务上,对全国人民的一个政治承诺。在今年,问责、任务等词频     

以法律权威保障中央权威

造成中央政令执行不力和地方利益尾大不掉的原因很多,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在微观领域内获得了较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并由此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地方和中央不再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变成了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     

房地产问题出路在改革

10年来的房地产调控之所以大多变成中央空调,一些重要的体制和机制性因素造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激励不相容,是根本性的原因。首先是财税体制。从作用于地方政府行为方式的角度看,现行财税体制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一是事权与财力不相匹配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二是过度依赖于土地财政的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三是     

地方政府运行成本及其财政能力分析——以中部Y区为例

地方政府运行成本是地方政府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所发生的各种耗费的总和,包括政府本身运行需要的支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以及其他支出。政府财政支出是政府治理在资源配置上的体现,善治(良治)的政府在成本的比例与结构问题上,必然选择高比例的公共服务支出与适当比例的政府自身支出,而且在公共服务支出中不仅要支付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报酬,还要大量投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在政府自身支出中,力求用最少的公务支出办最有效率的事情。     

控制通胀的政府角色

<正>通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值得担忧的问题。市场主体的力量早已不受计划手段所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用行政手段的老办法自然效果不彰。2010年11月19日,新加坡的游船上,研究政治的一些学者不再讨论政府的运作和选举等议题,谈话焦点之一就是中国内地的通胀。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麦当劳在全国进行全面提价,原因就在于食品成本急剧上升。有意思的是,相邻的深圳和香港现在悄然地对换了双方的身份。以前,深圳成为香港人周末消费     

大部制改革下一步

就中国特殊的国情而言,大部制改革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央与地方机构改革的联动机制是否能够确立,取决于长期以来存在着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责同构"、"上下一般粗"的局面是否能在实质上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