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从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考察

法治秩序在乡村的建立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但是乡村社区的风俗、情理等民间法的普遍存在是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客观现实,因此,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无法撇开民间法来谈论乡村的法治建设.     

乡村社会法理秩序与礼治秩序的冲突与整合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当前，乡村社会的秩序建构在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分析了多元秩序的冲突及原因后，进而提出主张：要夯实基层民主的根基，要实现法理秩序与礼治秩序的良性互动，还要确立乡民的规则意识，夯实建构乡村法治秩序的基础，整合乡村社会秩序。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乡村法治秩序构建逻辑

乡村治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国方略的主要内容。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立是在国家持续的社会整合与乡村社会变迁及二者互动中实现的。城乡一体化离不开乡村法治秩序的重构。从政策逻辑看,乡村法治秩序的构建既需要国家普遍主义的法律统合社会,又需要乡村地方性知识积极作用的发挥;从理论逻辑看,维护城乡居民权利平等需要法律同构,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创新需要法治重构;从实践逻辑看,乡村社会变迁的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乡村治理格局,从建国初期的政策整合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权力整合再到新时期的法律整合,构成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村法治秩序构建逻辑,从而使依法治国方略在乡村得以实现。     

村规民约的内生机制变迁及培育——基于绍兴市的调查研究

随着中国乡村逐渐从伦理型社会进入到现代法治型社会,乡村社会基本秩序由内生为主转变成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组成部分,传统村规民约也逐渐被现代乡村规则所替代。在这种变迁过程中,乡村社会呈现出一定的内在认同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现代村规民约实效性的发挥。针对村规民约时代变迁所产生的影响,绍兴各地积极开展实践探索,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典章模式,发挥了其在维护农村稳定与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     

法治时代司法的意义

司法与法治的内在关联 ,在理论上是不言而喻的 :法治为司法活动提供制度保障 ,司法则成为法治对抗强权、维持正义的常规形式 ;法治成为司法活动的价值归依 ,司法则将法治的精神送入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在拥有悠久的法治传统的同时 ,也往往拥有同样悠久的司法传统。第一 ,司法是法律实现的常规形式。司法作为法的实现的一种权威途径 ,能够以法定程序 ,将法律正义从制度规范形态转化为社会生活事实。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说 :司法使法律降临人间。“法之不行与无法同”,司法在一般意义上的重要性早已为中外的古人们所强调…     

论民族地区法治建设之路径——基于法律规避现象的展开

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民族地区存在一种"法律规避"的现象。法律规避的实质是对国家正式法律的回避。这表明,作为一种正式制度规则,尽管国家制定法已经推进到民族地区,但是,作为非正式制度规则的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依然有着重要影响,事实上发挥着解决社会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这样一来,民族地区实际存在着一种二元的法律秩序格局:以国家制定法为代表形成的正式法律秩序和以民族习惯法为代表形成的非正式法律秩序。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这两种制度规则如果不能形成合力,民族习惯法就会对国家制定法造成冲击,这对我国法治建设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我们需要探索两种制度规则之间的合作路径,使这两种制度形成合力。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法治秩序,才能推进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进程。     

当今乡村公共秩序构建的路径探析

当前,面对“乡村治理内卷化”的困境,构建乡村公共秩序可从四个方面着手:政治、规则、公共性、心性秩序。乡村政治性的建设是根本;基础性规范的重塑是基础;公共性和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乡村共同体的构建是核心;同时,所构建的公共秩序必须与当下人们的心性秩序相契合,才能保障乡村长久有序平稳运转。当今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的关键并不是要建构一套烦琐的“技术治理”体系,而是要探求一种契合乡村社会基础的、以公共规则为依归的、建构在公共性和公共利益基础之上的简约而高效的乡村治理体系。     

商人阶层崛起对法治秩序的影响

现代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商人阶层的促动,同时法治秩序也为商人阶层提供了制度保障,二者相辅相成。商人阶层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孕育之后而爆发,努力地寻求政治上的认同,在制度设计上,导致了包括商事法在内的一系列形式理性法诞生,并成为西方的主导社会规范。其产生之初,仅出于维护商人的利益而予以颁行,但其中的法治精神辐射到了全社会,无意中使法治秩序得以成就。     

乡土社会秩序形态与调解变迁

中国古代社会,法秩序之间的沟通依靠文化的整合,国家通过"权力的文化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教化式的调解达到了法秩序的沟通;在中国法律新传统中,国家通过"权力的组织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调解成为国家治理的手段;在当代中国法治化的进程中,调解的运作由于受国家权力的影响,仍然不符合法治的要求,对调解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必须依照法治的标准。     

市场化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的现实变迁

乡村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带来农村社会整体结构的深刻变革和全面变迁，由此揭开了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大幕，这一社会背景和发展体制的根本性转换在乡村民主政治的体制结构和农民日常的政治生活当中都能找到其深深的变化印迹。市场化本身固有的能够推动社会主体的多元分化、利益需求的整合联动以及社会结构的分层别类等制度性特征，使得人们的行为和需求越来越关注利益。利益在市场化过程中受到重视，成为人们的行为动力，因此需要对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和保障机制进行制度性的调整和整体性的规范。农村市场机制的运行和发展使得农民的民主思维、政治理念、法治观念、权利意识等等开始萌芽并逐步稳固化，越来越强烈的要求参与到乡村社会具体的事务管理和政治运行当中去。面对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乡村的基层治理制度开始发生调整。     

十七大之后的依法治国方略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其主要目的是规范国家的运作，可以称之为依公法治国。“依公法治国”促进了我国的法治建设，但是“依公法治国”对民生的忽视已经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了民生问题，明确了要深入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因此依法治国在我国应逐步向民生转向，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     

当前少数民族地区依法治村面临的法律困惑及其对策——对一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考察

我国农村的依法治理不同程度影响到依法治国的进程。当前农村依法治理的核心和重点则是如何实现村民自治 ,把村民自治引入合法、有序的轨道 ,更需要从法律的层面考虑如何将农村地区特有的习惯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加以调适 ,尤其在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农村更要加强对少数民族传统习惯法中合理、有利的部份加以吸收和保护。在村委会组织法中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变通适用村民自治方式既可以从立法上消除习惯法与村委会组织法互相冲突的矛盾 ,又可以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加以利用和保护 ,最终就可以从根本上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依法立法是依法治国的首要环节

就对公共权力的制约而言 ,依法治国的全部要求包含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司法三个方面 ,其中 ,依法立法是依法治国的首要环节。它的主要涵义是立法的精神和原则、立法的主体资格、立法的权限范围、立法的程序规范都必须得之于法律 ,以及对立法的合法性可以予以司法审查 ;而在所有的法律中 ,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     

农村法治建设之观念阻却:法律信仰危机

法律信仰是主体心理状态的上乘境界,是实现法治的内驱力,对法治化进程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我国农村的法治化过程中,主体法律信仰危机严重阻碍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度。法律信仰危机,是因为人治传统、法律制度、司法及礼法传统等多种因素导致的。法律信仰的培植是当前农村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法律信仰何以可能

法律得以被信仰并不必然存在逻辑上的支持,西方式法律信仰是在特定历史时空下自发形成的。中国语境的法治建设不能简单地期待于西方式法律信仰,而要立足于本民族实际,探索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法治道路。     

论"法德相济"的治国之策

党的十六大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写入了现行党章,体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管理国家的治国之策,更加重视对全民道德的培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同样重要,二者的结合是兴国之举、利民之策、强国之举、安邦之策.只有德法并举,才能构建一个良好、和谐的社会.     

民意抑或法意——法官审判中的选择困境

民意主义要求法官像民众那样思考,要善于体恤民意,因为法律是为国家统治阶级而服务的,在我国人民群众就是统治阶级,因此适用法律必须以民意为标准,而法意主义者却主张法官像精英法律人那样思考,视法意如圭臬,因为法治就是法官按照法律进行治理,于是这两种声音的激烈碰撞将法官带入了选择困境。法官应将法意作为判案的终极依据,但又应审慎地对待民意,惟有如此,才能更好的实现正义,造福民众。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及最高理念

"法治理念"是对法治这一客观事物的理想态的本质性、关键性要素的认识和表述,是主导、引导人们从事法治实践活动的精神模式.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具体内容是多元的,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服务大局、公平正义、党的领导,等等.但社会主义法治的最高层面理念,就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对生活于其中的国家生活状态的最高期望,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追求.     

依法治国三题

依法治国应该包括政府依法行政和执政党依法执政两个层次。前者,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取得巨大进展,但进程不及一半,而后者刚刚起步。因此,从总体情况看,依法治国仍任重道远。除了法治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自身原因外,党政不分的政治体制,公民社会组织化程度低下的社会治理结构,旧的体制文化束缚,是阻碍依法治国建设深入发展的几个关键因素。须从深化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转变体制文化和管理业务规范化建设三个层面促进依法治国。     

非主流力量的现实与必要——民间法在农村法治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国法治建设,特别是农村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民间法成为一个非主流因素仍然存在并发挥作用,其积极与消极作用并存。正确认识民间法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地位,规范引导民间法在法治建设进程中的适用,确实是我国法治建设特别是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