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治理的程序响应

近年来,我国犯罪态势和犯罪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呈现重罪重刑案件持续下降,轻罪轻刑案件不断上升的“双降双升”趋势,标志着犯罪治理已经进入轻罪时代。轻罪治理,需要程序法的积极响应与参与,发挥程序在犯罪治理中的独特功能和作用。然而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明显不适应轻罪治理要求,表现为程序的被动性、对抗性、惩罚性、单一性和滞后性。世界上许多国家较早地开始了犯罪轻重分层,在长期的轻罪治理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有别于重罪的程序制度,促进轻罪案件的简便快速处理以及多元化解决,可以为我国构建轻罪治理体系提供借鉴。在轻罪治理的背景下,完善我国轻罪程序的总体思路是实行犯罪分层,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强调“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具体路径包括完善刑事和解程序、完善司法出罪机制、完善审前程序分流机制、简化轻罪案件审理程序、完善刑事强制措施、完善涉案财物程序性处置等。     

轻重犯罪分层治理的理论供给与制度进路

近年来,我国刑事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严重暴力犯罪数量明显减少,轻微刑事案件大幅上升。轻罪扩张的现实趋势引发对犯罪分层治理的积极探讨。犯罪分层理论虽然尚未被我国刑法吸收,但秉持积极态度对其进行检视和探讨,有助于完善刑法规范、推动犯罪治理、构筑和谐社会。一、轻重犯罪分层治理的实体困境(一)犯罪分层的实体标准有待厘清域外许多国家将犯罪分层理论吸收和纳入刑法规范,如德国和意大利采用二分法,将犯罪分为重罪和轻罪;法国则采取重罪.     

轻罪治理视角下的前科消灭制度

我国前科制度存在规范设定随意、惩罚过于严苛、与犯罪关联性不强、牵连无关人员等问题，而轻罪立法降低犯罪门槛、不区分轻重罪的统一立法模式导致犯罪标签泛化，加强了犯罪标签效应，行为人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法律评价严重失衡。解决“轻罪不轻”的重点在于消除轻罪不合理的法律后果，建立轻罪领域的前科消灭制度。原则上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和免于刑事处罚的行为人员均能适用前科消灭制度。立法同时应明确排除严重暴力性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累犯、再犯等特殊犯罪适用前科消灭制度，并根据宣告刑长短和主观罪过设置不同的考验期限和审查模式，实现轻罪内部的轻重区别处理。     

论犯罪分层理论的立法走向——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犯罪分层是纵向的犯罪分类,一般分为轻罪、重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贯穿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法全过程的根本性、全局性和总括性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犯罪分层理论的立法明确化,并要求在立法时采取以刑罚为基础的形式标准和抽象的思考方式。但就现阶段而言,我国实现犯罪分层理论的立法明确化,存在着刑法典罪刑不相应、研究不充分等立法障碍。所以,犯罪分层的立法明确化对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重大的意义,但犯罪分层的立法实现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轻罪重罪之法定界分

借鉴域外经验,中国刑事立法也应对轻罪和重罪的界分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这种规定不仅具有实体和程序方面的意义,也具有犯罪观念、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方面的重要意义。轻罪与重罪的划分应是对罪行而非对犯罪性质的划分,轻罪和重罪的划分标准应采取形式标准而非实质标准,在形式标准中应采取法定刑标准而非宣告刑标准,在具体划分界限上应以法定最高刑5年有期徒刑作为分界线。     

国外有关犯罪的分类

犯罪的分类有许多种,例如在美国,为了不同的目的,犯罪通常被划分为重罪和轻罪:自然之罪和法定之罪。 传统上,犯罪被分为重罪和轻罪,叛逆罪一般被单独列出。     

第十四讲 关于西方国家重罪与轻罪的问题

<正> 一、重罪与轻罪概述把犯罪分为重罪与轻罪,在西方国家,无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很普遍,如西德、奥地利、瑞士、法国、美国、泰国、土耳其等的刑法典对此都作了规定。在这一点上,各国除大多分为重罪与轻罪外,有的只规定重罪,其他推定为轻罪;有的只规定轻罪,其他推定为重罪;有的把叛逆罪列入重罪内或单独为一类;有的在轻罪中还包括重轻罪和违警罪。     

因应犯罪结构变化协力推动轻罪治理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犯罪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轻罪案件占比大幅上升。轻罪不同于重罪，需要建立适合自身特性的治理体系。由于我国提出构建轻罪治理体系为时不长，存在观念理念滞后、协同治理不足等难点。为此，需要紧扣问题，构建重罪、轻罪、微罪的犯罪分类体系；完善轻罪案件的捕诉标准，构建轻罪诉讼程序，建立前科消灭制度；畅通出罪、轻处、转处机制，为轻罪治理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各方协力共治，做好行刑衔接，推动轻罪治理体系建设。     

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刑法规制

在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如何纳入刑法规制的问题上，存在解释论与立法论、合设模式与分设模式、重罪模式与轻罪模式的选择。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是指不存在公共利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紧急情况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情形，行为人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知情同意规则或者个人信息处理的目的、方式，使用已经掌握的他人个人信息实现其特定目的的行为。该行为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涉个人信息犯罪的构成要件行为(流转行为)不同质，且侵犯的法益具有独立性，故不能通过刑法解释而应通过刑法立法将其入罪。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侵害的法益是个人信息使用决定权，不同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个人信息流转决定权),其社会危害性程度也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有别，不宜将其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类型予以规制，应对其单独设罪配刑。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入罪配刑应采重罪模式还是轻罪模式，应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刑法分则已有的立法逻辑等因素。基于我国刑法针对特定对象的非法使用行为入罪配刑的立法逻辑等考量，对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入罪配刑宜采轻罪模式。     

谈谈美国刑法中的罪和刑

<正> 在美国,联邦和各州各有各的刑法体系和制度,比较复杂。本文试图简要地介绍一下美国刑法中的罪和刑,使读者对美国刑法有个初步了解。美国联邦和各州的刑法典,把各式各样的犯罪现象分为重罪和轻罪两大类,某些州把犯罪分成重罪和轻罪后,还加上轻微犯罪作为补充。其区分重罪和轻罪的标准是:(一)犯罪人被关在监狱里还是关在地方看守所里?(二)犯罪人被判处什么样的刑罚?如果是监禁的     

美国刑法的重罪与轻罪

把犯罪分为重罪与轻罪，在西方国家，无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是很普遍，如德国、法国、奥地利、瑞士、泰国、美国等的刑法典对此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在这一点上，各国除大多分为重罪与轻罪外，有的只规定重罪，其他推定为轻罪：有的只规定轻罪，其他推定为重罪：有的把叛逆罪列人重罪内或单独为一类；有的在轻罪中还包括重轻罪和违警罪。对叛逆罪美国在宪法中作了特别的规定，宪法第3条第2款规定：“反对美国的叛逆罪只限于对美国进行战争，归附美国的敌人，并给敌人以帮助或鼓励的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区分叛国罪和重罪的意义不大，故美国刑法只是把叛国罪作为重罪的一部分，而没有独立为一类。     

轻罪治理的司法逻辑、法律调整与程序配置

轻罪治理涉及惩治、预防、对犯罪进行源头治理的实体性内容,也有程序性出罪、协商性司法机制等程序性内容。轻罪重罪案件比例发生的明显变化,由多种因素促成：一是社会控制能力增强,环境条件变化;二是立法中存在刑罪化的倾向,刑法修改不断增加罪名,轻罪案件因此剧增。醉驾入刑的司法实践表明某些危害行为的刑罪化需要进行全面的立法后果评估和对法律适用的司法调整。在轻罪治理中,不应忽视有些危害行为,没有纳入刑法制裁的范围,或者刑法规定的处罚过轻,形成刑法盲点或者“轻罪(处罚)过轻”的问题,需要从立法角度重新进行审视并加以解决。就轻罪治理相关诉讼制度配置来说,调整裁量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和范围,按重罪、轻罪、微罪配置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将部分治安处罚案件纳入司法程序,设立治安法院或违警法院,是值得研议和可以采纳的程序改革方案。     

铁路运输领域破坏交通设施罪有关问题的研究

我国铁路法和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破坏交通设施罪在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标准方面的规定不同,必然导致司法实践中认定犯罪和罪责大小存在一定困难。不仅如此,由于铁路运输专业性强,本罪的构成及罪责大小均需要专业性的、中立的技术鉴定。上述问题关乎司法公正、条文解释与修改,应该引起有关方面足够的重视并在司法实践和立法中予以解决。     

我国轻罪立法的模式选择及其展开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我国犯罪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刑事立法轻罪化趋势日益凸显，轻罪立法成为刑事法治新课题。基于我国轻罪立法现状以及综合域外经验，选择“刑法统一调整”的规范模式作为我国轻罪立法的现实进路较为适宜。具体而言，在刑法总则层面，明确轻罪概念，设置轻重犯罪分层的罪行等级，以罪刑均衡为基本立场对相应法律规范进行必要调整；在刑法分则层面，通过类型化思维调整部分具体罪名规范模式，以“定性+定量”与“只定性不定量”两大规范类型的恰切把握着力于实现轻罪立法的理性与正义。     

美国轻罪治理体系的现状、困境及反思

美国轻罪治理体系作为两极化刑事政策中的一极,不仅基于对诉讼效率的追求,开拓了与重罪不同的速决式诉讼机制,还以非刑罚化、刑罚社会化为基本导向,通过多元刑罚处遇实现特别预防和行为规训,修正了传统的刑事处罚模式。轻罪制度在缓解轻罪数量过多与司法资源有限的供需矛盾的同时,也因入罪门槛过低、程序任意性过度,以及罪刑不均而酿生刑法治理危机,其制度设计和缺陷可以给我国提供启示。轻罪化的刑事立法和以轻罪为主体的刑事司法已然成为我国目前刑事法治的重要面向,加快轻罪立法步伐、创建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正成为犯罪治理的关键策略,应进行全面的配套制度跟进,实现犯罪治理的精细化、科学化。     

我国刑法中轻罪与重罪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中轻罪与重罪的划分,仅指轻罪行与重罪行的划分。在学术界关于区分轻罪和重罪的四种观点中,以一定法定刑为标准认定罪行的轻重具有充分的依据。认定轻罪和重罪法定刑的分界线当以有期徒刑3年为限,即凡法定最低刑为3年或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行都是重罪,反之便是轻罪。我国刑法存在若干轻罪与重罪界限不明的条文,需调整其罪刑关系。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只存在于重罪之中。     

计划生育的“历史阵痛”与刑事政策的渐进调整

从历史的角度看,计划生育政策贯彻过程中强制流产所存在的忽视胎儿与母亲的权益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在强制流产问题上的刑事政策,过去30年我国实践的是"强制流产无罪论"。关于"强制引产"事件的处理模式,在逻辑上存在多种可能性:"奖励"模式、"行政违法但不犯罪"模式、构成"轻罪"的模式、构成对胎儿的故意杀人罪的重罪模式。"奖励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客观发展形势,需要进行适度调整。在中国现有的社会形态与环境下,对计划生育过程中的强制流产行为,司法上入罪抑或立法上入罪的时机与务件尚未成熟,宜采用"行政违法但不犯罪"的处理模式。     

浅谈犯罪的目的和动机

要正确审理一个案件，解决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的问题，必须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研究犯罪构成。犯罪构成是犯罪的规格和标准，是刑法规定的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统一。犯罪的目的和动机是属于构成犯罪的主观方面的两个因素。准确认定犯罪的目的和动机，对正确定罪量刑有着重要意义。     

减轻轻罪犯罪附随后果探究

在轻罪治理中,减轻轻罪犯罪附随后果成为关注焦点之一,且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应有之义。检察机关应自觉担负起轻罪治理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和检察责任,积极构建“前端+中端+末端”的全链条治理模式,探索减轻犯罪附随后果的路径。第一,前端:完善立法解决制度难题。一是提高入罪门槛,限缩犯罪圈的过度扩张。结合轻罪案件情节轻微且多数未造成实害的实际情况,建议适当提高入罪标准,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入罪进行适当限制.     

微罪体系的构建：从依附向独立

微罪立法持续增量，微罪体系日渐扩大，不宜再“嵌居”于轻罪体系内。微罪应从依附走向自立自主，以促成犯罪治理的多元、立体。科学划分微罪和轻罪是关键。在形式上，法定刑的区分标准有其合理性；但有必要扩大轻罪范围，为微罪体系预留足够空间；经此，微罪体系也在实然上摆脱依附性。在实质上，积极构建轻罪体系的正当化根据是有益的参照指标；但微罪体系遵循特定的生成逻辑与功能设定，以获得合法性，并夯实在应然上的独立地位与性质。独立的微罪体系决定立法必然具有专属性，应聚焦重述社会危害性以锁定立法方向、犯罪性质与罪过类型的妥善取舍、立法技术的精准调试等，并具体地加以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