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道德信仰之于法治的价值

一、道德信仰之于法治价值的理论渊源 中国古代属于德治模式，道德信仰在法治中占主要地位，尤其是以儒家为主的道德信仰，贯穿了几千年的法治体系中。儒家提倡宽惠待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抬高“德”的地位，     

寻求宪法原则下的德治

依法治国已经入宪,德治应当与法治这一宪法原则相容。我国古代有丰富的德治资源可资利用。早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创建周王朝的初期就产生了德治思想,内容包括德政、统治者的私德、以德化民等,其核心是德政,传统德治与作为宪法原则的法治并不相容,它在政治理念、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依据、治理目标、治理方式等6个方面存在冲突,必须对传统德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使之与法治相容,这包括赋德政以新的时代内容、对德的内容进行限制与改造、在法律安定的前提下发挥德的纠偏作用、对道德教化作民主转换等等。德治当从正官德始,并使之法律化。     

略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关于“道德”与“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 ,古今中外 ,一直争论不休。仅强调“道德”或只注重“法律”的作用都是片面。道德与法律是相互区别的 ,它们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不能相互替代 ;道德与法律又是紧密联系的 ,它们共同作用于国家的治理 ,不可偏废。在国家治理中 ,德治是基础 ,法治是保障 ,且法治也是德治的保障 ;德治和法治又相互作用 ,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 ,法治是德治的理性升华。我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在治国中的作用 ,今年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将“以德治国”明确地提了出来 ,指出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地结合起来 ,这是党的又一项英明决策 ,是对邓小平理论关于治国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对我国社会控制模式选择的法社会学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与之相应的法律机制加以规范和保障，而且也要求有与之相应的道德机制对社会加以控制。“法治”与“德治”并重应是当代中国社会控制模式的最佳选择。选择这一“模式”，既符合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也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现实需要。法律侧重于外在控制，道德侧重于内在控制，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做到外在控制与内在控制统一，社会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维护，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向前发展。关于“法治”与“德治”之相互关系，是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就从法社会学理论层而对“法治”与“德治”及其并重这一社会控制模式进行了考察，并对这一模式的理论基础、实践及在实际操作中的设想作了多方面的论证     

“三治”融合润两江 “善治”宜都再启航

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开辟了“中国之治”新境界。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两者缺一不可。法治是他律,德治是自律,不同的功能和特性决定了法治与德治互补的内在关系。本文指出我们要在理论和实践中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法国"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推进社会的和谐全面发展。     

从"出礼入刑"看德治在当代法治社会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以德为先",强调"礼法结合"、"德主刑辅"、"出礼入刑",这种治理模式使古代中国社会安定和谐,繁荣昌盛,中国古代百姓在这种自理模式下普遍安居乐业,较少做出违法犯罪的行为。本文旨在通过阐述中国古代德治内容,研究其在当代法治社会中的价值。     

论现代中国治理模式的选择——以法治与德治并举为分析视角

以商工文明为背景的西方法治模式和以农耕文明为背景的中国传统德治模式均是现代中国治理模式得以形成的重要来源.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德治应当坚持“中德为体、西法并行”的原则,在保障现代性基础上凸显中华道德文明的历史传统,努力实现国民心理认同;在法治的选择上,应侧重平衡之治,同时袭用西方的公法理念实现与中国的肌体相融.通过法治与德治并举的治理模式,构建良法善治和厚德尚理的法理型国家,继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     

实践哲学视野中的“法治”与“德治”

“法治”与“德治”、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关系是法哲学、法理学和中国政治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实践哲学出发 ,分析了二者在人的生存实践、实践目的、方式上的同一性 ;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法律与道德的分离 ,以及在螺旋式发展中二者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 ;中国在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和建设上存在的问题 ;认为不能从纯粹理论层面 ,惟有从中国社会实践出发 ,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中 ,才能找到二者相互关系契合的合理性。     

道德与法律辩析

如何认识“德治”,如何认识“法治”,德之于法,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必须从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含义中探讨。     

道德态势与社会控制模式需求定律——我国接受西方法治思想与模式原因的新解读

道德的“自我”单位变量与法律控制的需要量是成反比的,即道德的“自我”单位越小,法律控制的需要量就越大。人性中固有的道德走势为“小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需要更多的法律控制。某一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影响该社会控制模式的选择。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为“大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选择德治控制模式;西方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为“小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选择法治控制模式。中国传统社会所选择的德治控制模式及其文化依据中的道德走势与人性规律中的道德走势相反,并高于社会实有道德水平,因而德治控制模式的实效性较差;西方社会所选择的法治控制模式及其文化依据中的道德走势与人性规律中的道德走势相一致,并等于或低于社会实有道德水平,因而法治控制模式的实效性较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文化体系中的道德走势发生反向渐变,因而社会从对德治模式的选择逐渐转向对法治模式的追求。     

新时期“枫桥经验”的“宜都模式”

<正>宜都市作为湖北省首个“双基强化、三治融合”试点地区，注重学习借鉴新时期“枫桥经验”，通过深化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强化全民思想政治基础，强化现代化信息平台和治理队伍基础，持续推进“德治为先、法治为本、自治为基”的基层治理模式，成功构建基层治理的“宜都模式”“湖北样板”。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筑牢基层治理根基宜都市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始终将党建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全方位、全周期，善于把党的坚强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优势。     

构筑“法德共进”平台的探索与思考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新任务新要求,2013年初,山东省烟台市组织开展＂法德共进＂活动,将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德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法律与道德在管理社会、规范行为、维护秩序等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素质和道德修养,推动全社会形成＂重法厚德、     

从传统德治到社会主义的德法兼治

江泽民同志指出：“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本文以德治为线索，考察传统德治及其要义，并认为传统德治是一种人治，进而论述社会主义以德治国是一种新型的德治，是与法治相结合的德法兼治。 一、传统德治及其要义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德治思想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西周早期的周公。周公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主张反映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德治思想。孔孟沿着这一思路，提出了系统…     

关于法治与德治问题的思考

“德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在不同时代被统治阶级赋予了不同的内容。从西汉起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立法和司法指导思想的儒家“德治”学说，主张“德主刑辅”。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把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法治”与“德治”并举。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应倡导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     

福建省“蒲公英”普法品牌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正>法安天下,德润人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近年来,福建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普法领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探索新时代普法工作机制改革,全国首创“蒲公英”普法品牌和志愿者联盟,充分运用社会力量开展公益普法,倡行法德共治,走出了一条普法与依法治理新路径,联盟已成为打造法治福建建设的重要力量,     

人治、法治、德治：治理社会的三种基本方式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看，治理社会的基本方式大体有三种：一种是人治，一种是法治，一种是德治。而且，治理社会的基本途径必然是由原始社会最低层次的德治，发展到阶级社会中间层次的德治与人治、法治并用，再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最高层次的德治。     

论“明德慎罚”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在不断总结治国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炼与概括出丰富的管理社会、治理国家的智慧。其中以德治国、德法兼用、以德治吏和以德化民等思想,不仅揭示了儒家伦理思想与政治文明的内在联系,也展示了中国历代政治文化的精髓。“以德配天”是西周统治者逐渐摆脱神权思想控制,实施“以德治国”统治模式的重大转折。西周统治者提倡“明德慎罚”,创造了道德教化与刑罚镇压相互结合的治国理念与治国模式,区别于东西方同期国家的宗教与法律结合的治国方式,具有原生的中国法律文化的特色。     

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整体社会治理起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治理中,形成了一套圆融自洽、顺利运行的法律机制,其中蕴含了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宝贵经验。传统儒家法与道德相混成,一直将道德教化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而基层的自治制度,不论在立法还是司法上,都为国家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与我们今天所提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有着不谋而合之处,在我们面对当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挑战时,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法治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的若干命题研究

在推进法治国家治理体系中,始终存在国家与社会、法治与人治、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若干治理模式的相互角力,而相互角力的后果将最终决定法治国家的最终定型。社会权力的发达程度是法治生长的重要指标。但较大范围存在的全能型政府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抑制着培育法治的社会权力。因此,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二元分野程度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水平。在构建以法治为中心国家现代化治理过程中,要承认法治与人治、德治在我国将长期"三治博弈"。任何治理模式都存在成本问题,要对法治成本做好足够估计与承受准备,这将有助国家治理方式的最终定型。在我国社会生活领域,我国尚不发达的法治生态环境为非正式规则的存在提供了土壤。对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如何调适及调适的结果也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