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党政关系规范化悖论与消解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显性和隐性缺陷日益暴露出来,原有体制中地方党政关系的内在逻辑矛盾逐渐浮现出来:二元责任主体与一元执政主体的悖论、领导系统同构与领导体制差异的悖论、权力结构内在逻辑悖论、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悖论。地方党政关系悖论消解的路径主要在于,地方党委努力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注意吸纳现代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组织的一般做法,更好地发挥地方人大的作用,科学界定执政党与政府的职能。     

权力腐败是黑社会生成的社会结构性土壤

何清涟“中国问题”研究法，是以解剖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真实存在的经济社会矛盾为切入点的研究法。她认为中国当前腐败与黑社会勃兴的现实，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最大的隐患与陷阱之一。她对腐败与黑社会生成关系的研究并不直接，但她研究所得出的深刻结论，却异常深刻的揭示出腐败与黑社会间一种深层的机制联系。她研究认为，当前中国的腐败是“源于制度的社会结构性”腐败；进而认为，当代中国的腐败，核心是“三大权力腐败”；又进而逻辑地揭示出，“三大权力腐败”，是黑社会生成的“源于制度的社会结构性”土壤。     

社会资本解释范式下的集团腐败犯罪研究

在描述当代中国腐败问题的动向时,一个突出的趋势是腐败问题呈现出某种具有内在结构的集团化倾向,而这种集团化腐败的产生与蔓延越来越多地与社会发展整体形成了某种密切的联系,越来越多地与社会资本发生了某种密切的联系,因而从社会资本的分析视角尤其是从社会资本的负效应出发能够较好地揭示出腐败问题所具有的更为深刻的社会结构要素.     

自然灾害治理过程中社会资本的结构性差异

论文引入制度分析,重构社会资本的理论基础,以分析不同灾害系统内社会资本结构的系统性差异。在国家—社会制度结构下,由于不同的制度结构对社会资本的治理机制和关系网络构建了差异化激励,由是,沿着社会—政治制度整合能力可以划分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结构类型;在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结构内,社会资本的数量、类型和机制等存在系统性差异。在此框架下,通过对四个自然灾害(阪神大地震、卡特里娜飓风、汶川大地震和海地大地震)的比较案例分析,可以发现,由于不同灾害系统所嵌入的社会—政治制度环境的差异,导致在灾后救援和恢复中的社会资本结构也存在根本的差异,体现为不同的特征。基于此,可以确认四种差异性的社会资本结构:整合型社会资本、分离型社会资本、动员型社会资本和离散型社会资本,从而解释了在自然灾害治理过程中,社会资本的"嵌入性"特征。     

整治科研腐败,需制约两种权力

日前,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一次记者会上＂自曝家丑＂时称,两宗有关科研经费的腐败案件正在调查。这是治理腐败进入科研领域的重要信号。要治理科研腐败,就要懂得什么是科研腐败以及用什么样的理论来预防和惩治科研腐败。根据腐败行为发生的领域或部门及其作用的领域来看,可以区分为政治领域腐败、经济领域腐败和社会领域腐败等。政治领域腐败主要是指公共权力部门的腐败,经济领域腐败主要是指企业的腐败,社会领域腐败主要是指非政府领域腐败,也叫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领域的腐败。社会领域腐败,如从社会权力机制而言,是权力滥用的表现;从社会伦理环境而言,是享乐主义价值观的现实恶果。     

“风险社会”中社会风险的刑事政策应对

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社会风险的形成原因大致包括：政治信任消解积聚的社会风险、政府执政偏向积聚的社会风险、司法不公积聚的 社会风险、贫富差距积聚的社会风险和文化价值取向不明积聚的社会风险。与此对应的刑事政策包括：实现刑事政策的重点转移，加强犯罪预防；管住权力，严防腐败；严格执法，及时、全面、公正惩治经济犯罪；防微杜渐，彻底铲除黑社会犯罪势力；重建信心、重塑信念、重拾信仰，引导社会成员精神向上。     

治“腐”重在治“人”——对权力与腐败关系的再审视

本文试从腐败、公共权力、公共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角度探讨腐败的成因,认为腐败并非是公共权力的腐败,而是公共权力主体的腐败。公共权力不可能自发导致腐败,腐败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公共权力主体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从根源上预防和遏制腐败,就要从教育、法制、监督的配套机制中加强对公共权力主体的治理。     

论新时期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创新

我国腐败的泛滥不在于缺少相关制度,而在于现有制度运行的失效,在于法治社会的缺失。对腐败的治理关键在于推进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本文从法治社会与防止腐败关系的角度,通过廉政法治文化建设、权力法治化、民主公开的立法、司法独立等几个方面促进廉政法治社会的形成,完善反腐败的法律机制,达到限制权力防止腐败的目的。     

论市民社会的权利——对个人、社会、国家权利关系的一种解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应是一个与国家和个人相区别的独立主体,赋予它权利对保护个人权利、控制国家权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个人、社会、国家的基本关系出发,对市民社会的权利生成机制和基本原理及其具体类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另一个侧面讲,论述市民社会的权利并不是本文的终极价值,本文的终极价值在于通过论述社会权利生成的原理解析个人、社会、国家的互动关系。     

职务犯罪预防的权力控制机制研究

职务犯罪源自权力的滥用,而滥用权力者,无不是为了满足其本能的物欲、情欲与权欲。既然人类不能,也无法消除欲望,只有通过、内在和外在的约束,对其加以控制。伴随着社会加剧转型,熟人社会强有力的内在道德的约束已经不再可靠,而逐步建立起适应陌生人社会的,以公民权利、公共权力和社会权力制约公共权力的机制．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防止权力腐败和职务犯罪发生的选择。     

社会法的功能嬗变、代际更替和中国社会法的定位与建构

社会法的发生机理在于对市场化运动及其负面后果进行"反向运动"和矫治,其早期功能是社会保护。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调整的主要内容,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混合资本主义的构成性要素。社会法可分为三代,具有明显的代际更替和功能扩展、嬗变轨迹:从第一代社会法的社会保护单一功能模式,到第二代社会法的社会保护为主、社会促进为辅的主次功能模式,再到第三代社会法的社会保护与社会促进并重的功能模式。功能嬗变与代际更替的机理主要在于资本与社会的矛盾运动、公平(社会保护)与效率(社会促进)的复杂关系。中国应厘清自己的问题之"代"和制度需求,以全球正在探索的第三代社会法为参照系,定位、创新和建构中国社会法并推进社会改革。     

社会组织多元社会治理中的自治与法治

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是政府与民间逐渐走向良性互动的双赢选择。作为多元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支撑,社会组织通过权利诉求彰显主体性精神,并因审批登记的部分放开而实现数量增长和公益性提升。在内在机理上,社会组织的成长植根于权力的结构性转移和多元化流动、受益于权力和权利的相互转化、社会民生的内在诉求和国家向社会回归总体趋势的驱动。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新型权力制约机制,促进了法律主体从个人向组织的发展,推进了从社会组织自治到社会自治的进程,并最终发展了从国家主导到多元治理的治理模式。     

和谐社会:中国当代语境下的市民社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以"多元化"为特征的改变,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不仅在于当下社会矛盾的解决,还在于建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坚实基础上,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出发点;根据中国社会的现状,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寻求新的思路:公共领域的培育;对多元经济文化的丰富和包容;从熟人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蜕变;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适宜的结构功能性分离。     

利益二重性视角下的社会监督问题及其对策

社会监督中内含着权力主体和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其中权力主体凭借自身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主导着社会监督的发展程度,而相比之下权利主体由于社会资源占有的劣势和彼此间的相对分散性,因此无法有效地监督公权力的运行,甚至无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为此,必须通过优化社会利益分配的结构,同时加强对权力主体的制约和提高权利主体间的联系来规范权力的运行,从而提高社会监督的实质效果。     

论网络舆论背景下政府公共权力结构的变迁

作为舆论发展的新形态,网络舆论在继承舆论对政治作用一般机理的基础上,通过聚焦并揭露经济变迁中因权力纠葛而产生的利益分配问题,通过政治民主化背景下的公民政治参与的机制再造和条件创造,通过反映社会权力的扩张趋势并为其发挥作用提供现实支撑而对政府公共权力结构产生了多维影响。基于上述原因,政府公共权力结构必然有所回应,从而发生权力分配从集中化到均等化的变迁,具体形态从科层制到扁平化的变迁,作用范围从"全能型"到合作共治的变迁。为了规范和引领上述复杂而影响深远的变迁过程,必须以职能转变为基础要件明确变迁方向,以电子治理为技术支持加快变迁速度,以法治化为约束手段规范变迁过程。     

国家与社会：法哲学研究范式的批判与重建

本文在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三种典型的理论范式的基础上 ,理性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分离和二元对立的关系范式的社会机理 ,探讨了这一近代法哲学分析范式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问题 ,并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出发 ,提出应当重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析范式 ,建立我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 ,并将这种互动机制作为法治生成的真正的社会基础 ,实现我国市民社会的相对独立和自治、国家权力的科学配置和监控、国家与社会关系之法治整合。     

世纪民法典的社会基础——从乡土社会走向市民社会

本文认为构建中国民法的社会基础不仅仅在于对政治国家权力的制约,在私域社会张扬权利更是不能忽视的课题。本文在阐明市民社会和民法的特性及二者间的关系,中国传统私域社会——乡土社会特征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私域社会之于市民社会的差距,进而得出本文的结论:实现从乡土社会到市民社会的彻底转变,是构建中国民法社会基础的重大理论问题。     

反腐败的中国社会语境探析——以我国市民社会阶层分化为视角

我国市民社会阶层分化表现出阶层差距过大加剧社会断裂、阶层结构闭塞导致 社会流动不畅、权力配置失当加深阶层矛盾等现状。由此,埋藏着腐败的社会结构诱因。具 体来说,阶层差距过大造成某些公职人员的财富观异化、社会流动滞涩造成既得利益群体腐 化堕落、权力配置失衡及不当运用促发腐败行为。而市民社会也蕴藏着反腐败的阶层动力, 因为腐败行为与市民社会自由平等的价值基础相抵触、腐败行为与市民社会的存在基础—— 商品经济相抵触、腐败行为与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发展进程相抵触。     

论社会资本和城市居民政治参与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从非政治社会互动中发展出政治后果,由自治组织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以及公民之间的信任对政治参与行为会产生影响。本论文通过对部分城市的政治参与状况进行定量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起到积极作用的。     

资本市场秩序的宪法选择

资本市场秩序是不同利益主体通过复杂交换和博弈选择所达致的一种制度过程。中国资本市场的公、私二元产权结构,政府是公有产权管理者,同时又是市场制度供给者和市场秩序维护者,由于自身特殊利益偏好,政府行为演化为市场内在要素,形成一种权力选择市场,以公共利益理论为基础的单向度资本市场制度体系无法有效制约政府行为,更难以实现公、私产权的市场制衡,由此促发当前资本市场的利益失衡和秩序扭曲。以私人利益保护为逻辑起点,超越现有市场规则内选择的固有进路,通过个体内核公共选择形式的双向度制度系统来促进资本市场各利益主体走向开放的"宪法式"趋同,寻求公、私产权在资本市场的宪制均衡,从而实现平等自由交易秩序的法治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