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自然科学思维的立场与应对——兼以实证分析为视角

随着自然科技的突飞猛进,刑法实践特别是刑法司法时常会面临自然科技方面的难题。虽然尚未引起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充分重视,但作为一种刑法学思维,刑法自然科学思维可以为刑法实践特别是刑法司法拓宽思路、提供方法,在直接助益于证据审查判断以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促进正确定罪量刑,以最终更好地服务于刑法之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价值之实现。     

脱离文本制约的刑法解释现象之反思

刑法文本是刑法解释学极其重要的权威性资料。刑法解释的任务旨在揭示并明确刑法文本的含义,并使之以最大理性的程度涵摄案件事实,形成案件事实评价的参照依据。刑法解释论中存在脱离文本束缚的倾向,表现为以非规范化的学科概念泛化刑法文本的应有含义、忽视刑法文本内在的逻辑结构以及过度主张重刑的竞合论。刑法解释需要重返对文本的解读并接受文本的制约。文本中心的解释观不是只承认文义解释,而是接受并主张解释方法的多元性,其中文本应当始终贯穿于解释的过程并成为解释结论的检验标尺。     

刑法解释理念

刑法解释的目标是刑法条文的真实含义(客观解释),而不是立法者制定刑法时的本意(主观解释);对于刑法文字表述的缺陷,应当通过解释予以补正,批判刑法不如解释刑法;刑法的真实含义是从生活事实中发现出来的;解释者应当心中永远充满正义,目光不断往返于刑法规范与生活事实之间;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别具有相对性.     

“网络打手”的刑法规制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以及绝大多数企业对网络营销的青睐，使得各种“网络公关公司”、“网络营销公司”开始风靡。伴随而来的涉及“网络打手”进行恶意攻击和诋毁商誉的案件也愈来愈多，对于“网络打手”通过网络实施诽谤、诋毁其他商家的行为，应当如何处理，目前尚处于刑事立法和司法的打击半径之外，更处于刑法理论的真空地带，但是，此类案件的爆发态势，导致司法实践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地步。因此，基于“网络打手”这一网络营销模式的社会危害性，     

包容性评价思想在刑法中的适用研究

传统刑法理论过分注重不同罪名犯罪构成以及构成要件要素之间的界限,而轻视不同犯罪之间的阶层关系和包容关系。这种思维方式会制造罪名之间的对立,在案件事实存疑、抽象事实认识错误、共同犯罪认定和共犯逾越等问题的处理上会产生评价矛盾,从而造成诸多处罚漏洞。洞悉犯罪构成以及构成要件要素之间的联系,善于运用包容性评价思维,有利于消解评价矛盾,建构起协调一体、能适应错综复杂案件情状的刑法理论。包容性评价方法也契合当前学者们提倡的类型化思维方式,有利于缓释概念分析思维的形式束缚。     

实证主义的刑法范式及其克服——由“许霆案”引发的思考

“许霆案”的深层问题是刑法范式问题。要避免类似司法乱象，必须超越实证主义的刑法范式。刑法观必须立足于内容与形式、正义与政策、目的与手段、公平与宽容的统一，才能实现对法律实证主义的超越，才能克服目前实体意义上的刑事司法过程的不完整性。犯罪成立理论应当从以事实为中心转向以规范为中心，从以形式为中心转向以实质为中心。立足于此，许霆的行为应当被认为无罪。     

刑法调整对象新论

刑法的调整对象属于刑法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传统的刑法理论认为刑法没有独立的调整对象,这样就无法解释诸如刑法为何成为独立部门法、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区分的真正界限等一系列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刑法的调整对象进行重新认识。从刑法的独立性入手,提出刑法应当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即公民个人与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秩序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刑法具有特有的调整对象,才能从实质上划分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也是刑法能够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根本理由。     

我国刑法“善”与“恶”之关系论

在刑事法治视域中,刑法之“善”不但应当注重对秩序之维护,而且也应当注重对自由之保障;刑法之“恶”既要重视对犯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资格之限制或剥夺,也不能忽视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然而,我国刑法之“善”与“恶”均具有偏重性。实现刑法之“善”与“恶”的均衡性要求在立法上应当:将更多的侵犯个人利益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化;缩小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犯罪的死刑适用范围;加快罪刑法定原则之“司法化”进程。     

日本刑法中的事实错误理论研究

事实的错误是日本刑法理论中关于“错误论”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之一。虽然中日两国的法律制度相差较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日本刑法解释者是怎样平衡司法与立法的。本文主要介绍了关于事实错误的三种学说，即具体的符合说、法定符合说和抽象符合说，并对日本的事实错误理论进行了简单的评析。     

敌人刑法:一个反击恐怖犯罪的新视角

敌人刑法是雅科布斯提出的针对某些特殊危险犯罪的新理论。敌人刑法与市民刑法相对,它以规范适用论为基础,主张对从根本和原则上破坏社会秩序的人视为"敌人",对该类人员应当予以实施特别处遇。敌人刑法理论与政治斗争无关,并不违反法治国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敌人刑法理论为我国乃至全世界的反恐斗争提供了理论支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犯罪发展与刑法演变

本文提出了“犯罪发展”的概念。社会发展决定犯罪发展,犯罪发展对刑法演变具有深层制约作用。可以从犯罪侵害对象、犯罪形式、刑事责任等多角度研究犯罪发展。刑事法制演变体现了刑事政策价值地位的变化。在我国,还存在着法网不严密,对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适用的观念理解存在误差。     

墨家刑法观初探:犯罪预防与刑法推类

墨家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学派之一.虽作为思想学派,但《墨子》一书中,犯罪与刑法都是其重点论述并加以举例论证的内容.其对犯罪原因的分析及兼爱思想在犯罪治理中的运用,对推类思想的阐述及推类在刑法中的发展在我国的刑法史学的地位都不可小觑.刑法本身的猛戾需要更多的仁爱加以调和,墨家兼爱思想便是良药.本文从墨家的经典出发,辅以现代犯罪学与刑法学的概念,力求对墨子的“兼爱”的刑法观加以探究,古为今用.     

基督教与刑法--对近现代刑法宗教渊源的解读

西方的法律文明有其深刻的宗教根源。其中 ,近现代刑法制度中许多被认为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些核心理论和基本理念 ,都属于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基督教文化的内容或受其影响的结果。了解近现代刑法的宗教渊源 ,是理解刑事法治深刻语意的有效途径。     

认识刑法

刑法的道德性、公正性和宽容性是现代刑法应当具有的本质属性，和谐社会离不开刑法和谐，而刑法是否具有这三个根本属性是关键。文章从现代刑法应当具备的三个基本属性的内涵进行分析，指出刑法应该是谦抑的、正当的、和谐的，改变传统刑法在人们心中的残酷性、镇压性，使刑法成为保护社会的工具而不是镇压的工具。     

刑法解释论

在刑法的适用过程中,依据构成要件的解释目标是针对立法原意还是法律规范的客观含义,可将刑法解释分为主观解释和客观解释。刑法解释应当二者兼具,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理论界依据刑法解释是否只能严格遵循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进行,形成了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但二者在刑法解释的本质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差别。根据犯罪的本质是对规范的违反还是对法益的侵害,可将违法性认识分为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我国刑法应当坚持以结果无价值为基础,逐步适当发展行为无价值在立法和司法领域中的运用。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之再探讨

关于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 ,历来存在“程序工具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之争。前者忽视程序法自身的独立价值 ,将刑诉法的价值定位于为保障刑法的实施 ;后者特别重视程序法自身的独立价值 ,进而认为程序法是实体法的母体 ,以致形成了程序本位主义。我们认为 ,程序工具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都失之偏颇 ,因为它们均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容与形式的基本原理。藉此 ,我们主张 ,刑事诉讼法具有不可否认的自身的独立价值 ,但其首要价值是保障刑法的正确实施     

刑法、刑事政策与社区矫正

刑法并非刑事政策的下位概念。就刑法而言,刑事政策仅仅是对它实践形态的某种体认;对刑事政策的过度强调,容易以行政指令式的普遍判断、统一判断,取代法官的个案判断、独立判断,从而不当削弱法律权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乃是罪责原则与宽容精神的结合,实质上是国家权力惩罚技术的改进,本文对我国在这一刑事政策下出现的社区矫正将要发挥的作用持肯定态度。     

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关系的三个层面

刑事政策是国家和社会基于相对公正理性而选择的犯罪防控对策系统。刑事政 策与刑事法律二者之间关系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概括:在价值取向上,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 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在对策系统上,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整合与被整合的关系;在具体措 施上,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校正与被校正的关系。     

民愤的刑法解读

民愤是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民众,由于刑事个案的特殊性而产生的朴素而强烈的道德情感。民愤的思想根源是中国文化的"天理"思想,受现实刑事个案某种特殊性的激发而产生。民愤属于社会范畴,只对具体案件有一定影响,但不能作为量刑的法律根据。     

刑事政策与刑法适用

广义刑事政策并不限于直接以防止犯罪为目的的刑罚制度,还包括间接的与预防犯罪相关的各种社会政策,区分为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两项基本内容.刑事政策有很强的实践性、具体性和精确性,表现为一种具体的公共决策;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有机整体,刑事政策是一个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系统,因此,应具备一体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