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亲权视角下未成年人利益保护路径探析

国家亲权理念是世界未成年人保护制度的基本理念。当亲权不能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时,就需要从国家亲权视角分析未成年人利益保护情况。据此,采取实证的方式进行探究,发现我国家事案件中存在国家亲权理念意识薄弱、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存在缺漏以及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不完善的问题,通过加强国家亲权理念的认识、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和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以期能够最大程度保障未成年人利益,为未成年人利益保护工作提供指引。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认定体系——以罪刑法定与刑罚个别化为视角

未成年人犯罪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问题。由于未成年人群体的特殊性，我们需要建立合理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认定体系。在这方面，中国现行的认定体系显然具有内在的不合理性，为此，主张以“国家亲权”为基本的理论渊源，以刑事政策为总的指导思想，以罪刑法定与刑罚个别化为具体的实施原则，以立法中的明确规定和司法审判中的具体运作为框架来重构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认定体系。     

少年司法语境下的“国家亲权”法则浅析

在我国少年司法重构过程中,对"国家亲权"法则的适时借鉴与引入有必要进行认真比较与全面分析。适用时,应严格把握"国家亲权"法则于少年司法的本土化运作,一方面需要要与"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合拍,为问题少年提供必要关爱;而另一方面,仍应通盘考量被害人与社区利益、未成年人特殊利益间的冲突与协调。在此基础上,"国家亲权"法则还应与"亲权"法则相互映衬,促进未成年人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切实肩负和履行相应法定义务。     

“国家亲权”法则的衍变及其发展

作为少年司法的重要基石，“国家亲权”法则的出现、辗转及探索并非坦途，在理念及践行上都历经无数次的考验、甄别与演进。“国家亲权”法则为国家干预问题少年提供了理论基础：若父母无法控制并训诫后者，则国家有权取而代之，提供必要保护及监管。近年来，在新保守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夹击下，“国家亲权”法则与时俱进中有所松动，但仍不啻为少年司法最为重要的理论根基。     

对有关亲权性质几种观点的批判——兼论亲权立法模式之选择

学术界对亲权的性质之争由来已久,学者们也是众说纷纭,笔者从亲权的历史沿革、私法走向以及社会需求等方面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并对几种观点进行了辩驳;同时简单对立法模式做出比较,希望对解决亲权的立法难题有所帮助。     

二联体亲权鉴定应用及风险防范

二联体亲权鉴定也称单亲鉴定,主要用于一些因特殊原因导致仅能提取父—子、父—女、母—子、母—女DNA样本案件,通过遗传测序分析判断二者是否存在亲权关系。由于二联体亲权鉴定中缺少另一亲代方的遗传信息,特别是由于基因突变等因素导致不符合孟德尔遗传规律时,鉴定意见常受到质疑。同时,二联体亲权鉴定还可发生将无关个体错判为被检者生父的可能性,给鉴定工作带来了一定影响。笔者通过在多年法医物证学鉴定工作所参与的案例进行总结,对二联体亲权鉴定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阐述,以期为广大同仁提供参考。     

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基础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彰显了我国对未成年人这一群体的特殊关照,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进步的重要标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契合国际上惯行的儿童福利理念的意旨,要求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和最大利益;体现国家亲权理论的精神,强调国家和社会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最终责任主体应负的监护义务;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强调对未成年人的个别化与宽缓化处理;是社会参与原则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应用,强调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来;有助于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实现,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论“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

我国立法、司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处罚措施处处体现了从宽处罚的刑事政策，这符合我国所签订的一系列国际公约或法律文件的基本要求。然而，根据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国刑事法应当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相结合的角度进行考察，并关注“行刑重其轻”刑法思想的运用。为此，有必要在刑事立法、司法两方面分别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时的“宽”和“严”进行具体修正，例如，“宽”的方面包括刑法应当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严”的方面包括刑法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等。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再认识——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基础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彰显了我国对未成年人这一群体的特殊关照,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进步的重要标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契合国际上惯行的儿童福利理念的意旨,要求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和最大利益;体现国家亲权理论的精神,强调国家和社会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最终责任主体应负的监护义务;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强调对未成年人的个别化与宽缓化处理;是社会参与原则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应用,强调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来;有助于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实现,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比较法视野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问题

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本前提是要确定"刑法中的未成年人",虽然刑法领域的"未成年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刑法的规定中不同,但均依赖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得以确立。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基本上确定了什么范围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什么范围的人适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特殊制度。从宽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担当的全部领域,该原则既是未成年人特殊性在刑事法领域确认的基本标志,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区别于普通司法制度的基本前提。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本立场是侧重于保护还是侧重于惩罚,直接决定了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制度、累犯制度、刑罚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建构。在有所未成年人司法体制改革潮流中,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与提高未成年人完全刑事责任年龄上限并存,预示着惩罚和保护双向强化的趋势。单向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立场并不彻底的基本态势,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体制改革直接与世界潮流对接提供空间和机会。应当立足于我国在刑事领域全面推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大背景,再审视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直接构建我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未成年人构罪标准体系建构之基本原则

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构罪问题,应当摆脱成人的思维框架而站在未成年人的独特视角进行,据此所制定的规范方可使得未成年人的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也方能实现特别程序设立之目的,进而将教育、保护、预防、矫治等思想理念贯穿于整个少年司法体系中。应当看到,确立不同于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未成年人构罪标准体系建构原则,既是现代少年刑事政策基本精神的要求,也是由未成年人身心发展阶段的特殊性、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的渐进性、未成年人犯罪主观内容的单纯性和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特殊性等所决定。基于现代少年刑事政策基本精神的要求、未成年人自身及其犯罪的特殊性,站在未成年人的独特视角来构建未成年人构罪标准体系,至少应当遵循非罪化、轻罪化、有效化和利益衡平保护这四个基本原则。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之展望——以《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为视角

《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贡任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原则的正当理由和年龄的划分以及制裁提出了新的建议，代表了当今世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发展趋势的展望。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范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检讨了中国现行刑法关于未成年犯罪刑事责任规定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的不吻合之处，并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模式、刑事责任年龄、制裁措施提出了完善建议。     

“仁政”思想与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

“仁政”思想是我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政冶法律思想之一,其对我国古代刑法的制定与实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在“仁政”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古代法律在刑事责任年龄、逮捕、审讯、收赎、监狱管理等方面给予犯罪未成年人诸多宽待,同时还通过强制性的规定推动宗法家族对未成年人的教化和犯罪预防。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若干概念辨析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几个基础概念很有必要予以进一步探讨和澄清，诸如刑事责任年龄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刑事责任年龄还是刑事法定年龄、相对负刑事责任、刑事责任阶段称谓以及“未满十四周岁”阶段称谓均有必要予以辨析。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法律体系内部需要相互协调、统一，这不仅有利于司法实践的统一认识，而且有利于理论研究的完善和深化。同时本文试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性、统一性给以建言。     

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初探

尽管我国古代没有明确提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但“恤幼”思想和宗法伦理却如现代的刑事政策一样, 直接影响着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在“恤幼”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古代法律在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诉讼等方面对犯罪未成年人给予一定的特殊照顾。同时,为了维护家族内部的“尊卑有序”,宗法伦理要求对违背家族内部等级秩序的行为予以严惩,据此,我国古代法律设立“不孝”罪、“准五服以治罪”等制度,它们虽不仅仅指向未成年人,但却是古代未成年人特定犯罪定罪量刑的重要准则。     

论刑事责任年龄

“刑事责任年龄”直接关系到未成年人犯罪是否负、怎样负刑事责任的问题，意义重大。本文拟对刑责年龄的分类、世界各国的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介绍，并对我国刑事年龄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讨论，以求得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平衡，既保护好未成年人，又使社会安全受到保障。     

全球视角下刑事责任最低年龄实践中的困境

从全球视角探讨刑事责任最低年龄的实践困境主要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缺乏有效的年龄证明；对低于刑事责任最低年龄的未成年人犯罪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较低的刑事责任最低年龄侵犯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参与审判的权利；低于刑事责任最低年龄的未成年人经常沦为成年人犯罪的工具等。这些困境中有一个或多个影响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     

应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之制度建构与完善

近年来,校园暴力事件及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增多,而我国现行法律却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对此,学界存在赞成和反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两种观点。应当看到,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来制裁未成年人犯罪有转嫁责任之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并不能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将14周岁作为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符合当代刑法的通例和历史发展趋势。因此,尽快构建"宽容而不纵容"的少年司法制度而非简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才是当前应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的正确选择。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设置问题研究

未成年人在刑法学领域是指年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作了从宽处理和不适用死刑的规定。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能力采用两分法不同，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设置没有按照两分法给予区别对待。建议以两分法为基础，对未成年人适用无期徒刑、附加刑的范围和不适用的刑种逐项在总则予以明确，并完善分则规定。     

未成年人构罪标准体系建构之理据

未成年人及其犯罪行为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因而未成年人犯罪行为与成年人犯罪行为具有质的不同,有鉴于此,国家亲权理念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成为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在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凸显出标签理论和恢复性司法、刑法谦抑性和人道性以及刑罚个别化的应用。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内独立未成年人刑事法的发展。我国一直重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强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立足于未成年人特殊的生理和心理及其犯罪发展的新态势,并由此促成特定的理论学说、法制建设、司法应对,所以应当建立未成年人构罪标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