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风范 光耀千秋——经念周恩来逝世20周年 忆周恩来同志二三事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20年了。我同周恩来同志接触中的一些往事至今记忆犹新,可以说它们在某些方面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那是1941年9月,党组织从延安调我到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当时,周恩来同志任南方局书记,负责国共谈判、统一战线和国统区、敌占区党的地下工作。能到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我心里十分高兴。在延安,我多次听过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受到很大教育,对他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也早有所闻。我想,到重庆后,他一定会问起延安的情况。为此,我就延安的学习、生产等方面的情况作     

“为人民艺术事业努力前进”──追忆周总理对我的关怀和教育

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49年。我作为戏曲界特邀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住在北京（当时还叫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第二天一早服务员给我送来一杯牛奶、两个鸡蛋，并说：“这是周副主席特意关照给你的，他听说你在；日社会生过肺病，让给予照顾。”作为一国总理，如此关心一个地方戏演员的健康，怎么不使人感动呢！几天后，在接见政协会议代表时，周恩来同志见到我，亲切地和我握手，说：“我早就认识你了。”这番话，使我忆起了往事。1946年5月，我们“雪声剧团”在上海演出了根据警迅名著（祝福）改编的（…     

五次近距离见到周恩来

我是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的学 生,周恩来和邓颖超都非常关心育才学 校,除在经济上支援学校外,对我们学 生也十分关怀。一次,邓大姐亲自来学 校和同学们座谈青年人正确的恋爱观, 带来了周恩来的问候,并讲述了他们年 轻时候的革命经历,在我们青少年的心 中,播下了正直做人的种子。 我一生中近距离见到周恩来有五 次。 第一次是1946年春,在重庆红岩 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礼堂开跳舞晚会,我 们育才学校的部分学生也去参加了。当 时见到了周恩来。我是与邓发跳的舞。 邓发豪迈潇洒的舞姿,给人印像很深, 当时听说他是一位瞬息即可化装逃出敌 人视线的地下特工传奇人物。 第二次,是1946年4月19日召开的     

在南方局文委工作的日子

周恩来记得“延安名角”1940年8月底,周恩来去苏联治疗臂伤后经延安返回重庆,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同志们都非常高兴,因为他回到红岩使整个气氛都改变了,大家在生活上好像也活跃起来,所有同志对他都非常尊敬爱戴。恩来同志本人对大家都很亲切,没有一点首长架子。那时,我对他不熟悉,在延安的时候听过他作报告,我们从延安新来的这批年青人在离开延安前,他和其他首长一起接见过我们,他还和我开过一句玩笑,说我是个“小广东”。有一天,我抄完急电,小鹏不在,我拿着一叠电报到恩来同志处,他很快专心地读完,抬头看见是我,有点惊愕地说:“你不是…     

解放战争时期的川东地下斗争

1945年3月回延安参加“七大”，我是大后方（国民党统治区）代表四川组的成员，“七大”以后，周副主席（当时对周恩来同志的通称）指示中央组织部干部处处长廖志高同志，要他抽调一部分七大代表（在国统区没有大暴露的人）到国统区工作，决定派我再回四川工作。当时美国在延安有个美军观察组，常有飞机来往于重庆——延安。1946年1月，我坐美国人的飞机约半天时间到了重庆，来到了中共南方局。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和副部长于江震两人同我谈话，决定派我到秀山去开展工作。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前不久,我在北京市区东北隅国际展览中心附近的一座楼宇里,有幸见到了30年代末、40年代初追随伟人周恩来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陈乃昌同志。陈老年近九旬,二十多年前从中共中央党校离休。陈老虽年事已高又迭经磨难,但身板挺直,身子骨硬朗。他热情地和我们一一握手,请我们入屋就坐,然后,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的许多往事。 “我们需要台尔曼式人物的继起!” 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我带着秘密党员的身份从上海出发经香港到武汉,并打算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在武汉,我与黄文杰等同志接上关系,黄请示党组织后决定我留武汉,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当时国共合作抗战,关系融洽,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与国民党谈判首席代表周恩来还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跟随胡服同志到豫皖苏边区

1939年7月,刘少奇同志在延安杨家岭礼堂专门为马列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长篇报告(论思想意识修养部份)。当时我在马列学院二班学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少奇同志。     

周恩来延安遇刺记

周恩来的一生历险无数,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劳山遇刺,是最意想不到的,也是最惊险的。周恩来说:“我一生遇过很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就是那一次,那次是陈友才同志代替我牺牲了。”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率代表团往返于延安与西安、杭州等地,与国民党政府代表谈判。担任警卫任务的是延安卫戊司令部参谋长兼周恩来随从副官陈友才。 4月25日,周恩来再次由延安启程前往南京,同国民党代表谈判关于红军改编     

刘永生同志事略

刘永生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他的崇高品德和他的光辉形象,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下面几个片断,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第一次见面我第一次见到刘永生同志是1945年元旦的第二天,在中共闽西特委机关驻地.当时,我是广东梅县副特派员,奉原南委联络员李碧山同志之命前往闽西,主要任务是向闽西特委转达党中央的慰问,并请特委将原报务员程严调出来筹建电台.我受命后,即从梅县的松口出发,乔装小学教师上路,第二天在上杭南蛇渡渡过湍急的汀江.傍晚时分到达丰稔区黄沙埔一家接头户.元旦之夜,特委交通员李学山把我带到有十几户人家的九珠坑.     

周副主席的忠诚卫士——记陈友才烈士

正1973年6月9日,革命圣地延安城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来这里参观访问。曾经在延安和陕北战斗生活过多年的周恩来,旧地重游,思绪万千。他上枣园,到杨家岭,趟延河水,登宝塔山,寻觅当年烽火岁月的踪迹,询问今日延安人民的生活。从宝塔山下来,他问陪同的地委负责人:"你们知道陈友才烈士吗?当年他被安葬在这宝塔下。陈友才同志死得很英勇。我一生遇过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就是这一次。你们要把陈友才等牺牲的同志情况搞清楚,将他们请进烈士陵园,给他们立个碑!"     

在西柏坡的日子里

正1948年6月,使我终生难忘。那时,西柏坡是我们出席国际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集合的第一站。在那里,我受到了邓颖超大姐、康克清大姐和中央妇委几位大姐的热情接待,幸福地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刘少奇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得到了他们的谆谆教诲。至今虽已时隔四十个春秋,我却记忆犹新。刘澜涛谆谆叮嘱1948年6月,我在献县任县委副书记。一天,冀中区党委接到上级通知,让我去西柏坡     

我四次见到周副主席

今年是我们党成立８０周年，我深深怀念已故的党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在我７０年的戎马生涯中，历经无数的艰难曲折，许多事随着岁月流逝都已淡忘，唯有我四次见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情景，却历历在目，永志不忘。 第一次见到他是１９３５年６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四川黑水一带。那时，我在川陕省委任妇女部长，省委要我带着７０多名妇女和青少年去黑水芦花一带筹集粮食支援红军。这些人中最大的１７岁，最小的才９岁，多数是十三四岁的女娃娃。那天早饭后，我们从扎古楼出发，步行了整整一天，赶到那里时已经天黑了，我们就在一条水…     

东北解放战争中的鲁艺文工团

1945年8·15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被誉为革命文艺摇篮的“延安鲁艺”（全称为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于1946年秋经张家口并绕道内蒙草原到达了哈尔滨。由于国民党大举进攻我解放区，在东北局的安排下，“鲁艺”继续向北撤退至当时的后方城市——佳木斯，并入东北大学，成为东大的鲁艺文学院（院长肖军，副院长吕骥、张庚）。     

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人员考订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毛泽东曾约请当时延安部分文艺家进行了交流。由于延安文艺座谈会需要解决的是整个延安文艺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因此,参加座谈会的人员必须有代表性。当时延安文艺界的总体情况可以用两个阵营、三大系统、四个山头来概括。所谓两个阵营,就是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延安有成就的文艺家都集中在这两个单位。对此周扬曾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鲁艺”这派“要歌颂光明”,“‘文抗’的人就看不惯,要暴露黑暗”…     

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朱德总司令视察延安抗大三分校

我于1937年春天从白区调到延安,进红军大学(后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多次见到自己久仰的朱总司令.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朱总司令视察延安抗大三分校.1939年6月,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庆祝建校3周年纪念大会之后,副校长罗瑞卿率领抗大总校东渡黄河,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办学校,在延安留下一部分学员和干部,     

第一次见到周副主席

我一生见过周恩来四次，第一次是１９４１年秋天在南方局集结，第二次是１９４９年９月去北京参加开国大典，第三次是１９５６年周总理参加万隆会议回昆明顺便视察工作，第四次是１９５７年去北京学习。其中第一次接触的时间最长，给我的印象也最深。虽然５０多年了，许多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１９４１年秋，我因在川西工作多年，太暴露，组织决定撤回中共中央南方局——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然后等交通工具去延安。 ７月１日我和妻子（党的地下工作者）带着幼子到了红岩村，办事处秘书龙潜安排了我们的食宿。 这天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任弼时转战陕北

任弼时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全党享有崇高的声誉。从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他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栉风沐雨,转战于陕北的山山水水,“在世界上最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周恩来语)。毛泽东在回忆一生中他最辉煌最得意的解放战争时也曾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发现刘胡兰是个好典型1947年3月11日上午,在美军观察组和外国记者刚刚撤离不久,国民党空军就对延安狂轰滥炸。13日,胡宗南以15个旅的兵力,分两路向延安进攻。人民解放军在历时7天的保卫战给敌人大量杀…     

忆蔡威

一九三一年九月,在上海党中央特科无线电培训班,我第一次见到蔡威。当时,无线电培训班的地点设在东西华德路。与蔡威一起学习的还有杨兰世(到延安后去世),朱邦英二人。一九三一年初,即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组织上调我到上海,参加特科无线电培训班工作,九月初与蔡威等同志接上了头,认识了他们。一九三一年十月下旬的一天,组织上找我和蔡威谈话,决定派我们两人到鄂豫皖革     

东北文工团在大连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23日,党中央组织成立东北干部团,由李寿轩任司令员,张秀山任政委。东北文工团就是由延安鲁艺师生组成的东北干部团二大队八中队。8月24日,周恩来副主席随毛主席赴重庆谈判的前夕,在延安南门外的陕甘宁边区交际处,召集干部团的党员讲话,作了出发前的动员。周副主席说:你们挺进东北,就是要使东北广大的人民获     

记周恩来1973年延安行

“我那时还是个年青娃娃”1973年6月9日，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参观，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延安。当天上午，他不顾旅途疲劳，就陪同外宾一道来到凤凰山麓革命旧址。这是一排三孔窑洞，窑洞外面的大牌上挂着一张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回延安后和毛泽东合影的照片。外宾指着照片问：“‘这张照片是在这里拍的吗？”一位同志回答：“就是在这个地方拍的。”周恩来当即谦逊地说：“我那时还是个年青娃娃！”’西安事变，矛盾错综复杂，各方剑拔管张。周恩来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托，不顾个人安危，周旋于张学良、杨虎城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