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的哲学依据及理论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里,"以人为本"始终是其核心价值理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人为本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以人为本"进行了科学的规定。"以人为本"之所以在当代中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并成为一种显性的实践观念,是因为"以人为本"对发展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理论上的创新。     

对酷刑“酷”一点

人类文明史往往是与人类的罪孽史形影相随的，人类的文明进程也往往伴随着暴力、专制、残酷甚至血腥，酷刑就是严重戕害人类尊严的“敌人”。作为一种恣意妄为的非理性行为，酷刑这种古老的源远流长的“恶俗”与文明的理念和法治的精神格格不入，酷刑给司法贴上了“野蛮”的标签。与酷刑永无休止的较量一直是人类不得不完成的艰巨使命。中国已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义正词严地明确声明了反酷刑的严正立场，尤其是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成为反酷刑的专门武器。…     

试论李贽“童心”说的理论基础

李贽《童心说》把“童心”界定为最初一念之本心并予全面肯定,然而在中对其肯定“童心”的依据全无论证。有的学在古代中国的人性论中,寻找其理论基础。但假如考虑到李贽的理论体系,则荀子、孟子和程朱的主张都不足为其依据。其实李贽这种理论的依据主要是禅宗学说。但李贽所说的“佛”是入世的、能够帮助人解决各种世俗困难,也就是使人的世俗生活更为顺遂的明灯;并且他所说的“学佛”是要人从外在的“闻见道理”中解脱出来,从而达到一切任其自然的境界。因此,这是经过李贽改造了的佛家之说。     

也议邓小平政治哲学的基础——“人本位”思想

以人为本是邓小平政治哲学的基础,它是邓小平全部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并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在哲学与法律之间:法哲学的一个理论模式

文章对<法哲学论>一书在构建法哲学理论体系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了简要评介,包括法哲学的学科定位、法哲学的内容和体系以及法哲学的逻辑起点三个方面.     

从“法与哲学”到“法哲学”的思考

从最初统领一切的哲学领域分离出独立的法学学科,是人类科学认识的一种进步。从法学再到法哲学,更是在哲学思辨下对法的一种认识飞跃。     

西方治理理论的公共哲学批判性诠释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公共事务变革出现了两个流行概念:新公共管理与治理。这两种思潮都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国家治理成为热点之时,往往从治理与管理的词义差别上确定其论证逻辑,这是有局限的。引入斯金纳的历史语境方法,展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治理发生的时间及其交织形态,从公共哲学的途径显现西方治理理论的意识形态基础,以此折射中西差别。     

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及其法哲学基础

本文认为 ,在列宁领导下 ,苏俄实行的新经济政策 ,决不是一种纯经济政策的调整。它是列宁探索具有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建构、体制创新和机制选择 ,从而揭开了苏维埃俄国历史上的又一场伟大革命的序幕 ,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划时代的历史转折。从法哲学的角度来看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充分体现了列宁的实事求是的法哲学认识论、对立统一的法哲学辩证法和以民为本的法哲学价值观。     

在哲学与法律之间:法哲学的一个理论模式——吕世伦、文正邦教授《法哲学论》一书评介

文章对《法哲学论》一书在构建法哲学理论体系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了简要评介 ,包括法哲学的学科定位、法哲学的内容和体系以及法哲学的逻辑起点三个方面。     

行政法学理论基础涵义探讨

文章认为 ,近年来学界对于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的探讨缺乏对行政法学理论基础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明确区分 ,从而缺乏对话基础。文章对“行政法理论基础”与“行政法学理论基础”作了辨析。理论基础系指最基础的理论 ,只能针对理论群而言 ;理论来源则是理论与实践的理论来源 ,既可针对理论群 ,也可针对实践。行政法作为法学实践 ,显然谈不上理论基础 ,只存在理论来源。此外 ,行政法也并没有相对统一的立法倾向 ,统一的“行政法理论基础”不仅提法错误 ,而且也不存在。行政法学作为法学理论 ,则存在理论基础。文章认为 ,“管理论”是从行政法…     

“部门法哲学”还是“部门法理学”？

部门法理学是法理学与部门法学间的交叉学科，不是哲学与法学间的交叉学科，部门法哲学更像法理学而不是法哲学。这两个名称的选择不存在对或者错，而是妥当与否的问题。     

论片面共犯成立的理论基础

本文指出片面共犯理论由大陆法系刑法学家所倡导,研究片面共犯的成立有助于对片面共犯正确定罪和追究刑事责任。片面共犯成立的理论基础包括哲学基础、共犯理论以及因果关系理论。     

回归哲学的本源——走出“哲学是世界观”命题的迷误

哲学通常被当作世界观来把握.但这种把握并不根本.它没有追问世界观之成为世界观的源始根据,即世界观通过什么而成其为世界观的问题蔽而不明,这使得哲学之思与科学之思等同,并使哲学陷入二元论.哲学史表明,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都不是世界观,而是世界观的前提条件,决定这个前提条件的是世界历史起源的奠基行为,哲学在此奠基行为中展开,并获得其本质的规定性,人生和历史在奠基行为中得以定向和敞开.因而,真正的哲学在本质上是对人类历史奠基行为的细心看护.     

论“民事法律原则”司法适用之法哲学基础——在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理论视域内的探究

关于法律原则的性质及其司法适用历来都是法理学界争议的焦点。“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都是法律规范的下位概念，共同构成法律规范的两大要素。在逻辑结构上，法律原则不像法律规则那样具有具体的假定条件、可操作的行为模式及明确的法律后果，因此两者在法律适用方式上亦有重大区别。“法律原则”只是对行为及裁判设定一些概括性的要求或标准，为判决指示一定的方向，授权法官在具体个案中依价值判断进行法益衡量并予以适用。     

法律哲学的社会—政治基础——论马克思法律理论建构的“社会—政治法律哲学进路”

受从"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转变的影响,马克思法律理论的建构遵循了"社会—政治法律哲学进路"。这种进路的选择不仅不是马克思的疏忽,更是包含着马克思本人促进人类解放的伟大担当和理论旨趣。而且,这种进路触及到了法律的一个特征,即法律的非自主性(法律的社会—政治基础),对当下中国法律哲学的建构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框架内宁夏回族“山花儿”的知识产权保护探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由《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44条进行原则性规定。通过对该法第44条解读,分析了知识产权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先决条件。宁夏回族山花儿是首批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族艺术瑰宝,知识产权保护是最为有效的保护方式之一,主要的路径包括著作权保护和商标权保护。     

论“第三领域”理论的缺陷

近来,有学者提出"第三领域"理论,作为刑事和解的理论框架,以解释我国刑事和解的合理性。他们指出,刑事和解制度正好处于犯罪处理的国家模式和社会模式之间的中间位置,并构成了两者之间的结合部和互动空间;在国家和民间存在不同知识、国家治理能力相对较弱的两大语境下,刑事和解具有沟通国家法治和民间情感的积极功能(平台);刑事和解不仅有私力合作,也有公力和私力的合作,充分体现了公力和私力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利于弥补民间私了案件与国家垄断司法二者之不足,从而既有利于国家法的贯彻实施,又有利于补偿、抚慰被害人,也有利于改造行为人并使之无障碍地回归社会。一种创新的观点在理论上或许圆融通达,但是一旦面对实践,这种虚幻的图景顷刻土崩瓦解。     

试论当代中国的“部门法哲学”概念

通过语义辨析来尝试澄清部门法哲学概念的混乱状况,可以建议使用法律科学与法律哲学这对界定比较清晰的范畴来讨论问题。法律科学是指探究法律现象的普遍规律和普遍解释的思想活动,作为法律科学的下位概念,可以区分一般法律科学和特殊(领域的)法律科学;法律哲学是指以法律思想本身为对象的反思和批判活动,它们都探究法律是什么这个根本性问题。部门法哲学就是指以特殊领域的法律思想为对象的反思和批判活动。造成部门法哲学概念混乱基于两个虚假前提,即混淆知识成果和思想活动以及学科分立天然正当。     

“先行先试”法治化的理论基础

“先行先试”当前我国是推动转型发展、改革发展的基本政策和模式.但是“先行先试”政策与法活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冲突,也使得其在法治化的过程中许多价值难以协调,导致其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撑点.因此,在把握其法治化的内涵和必要性的基础上,并系统分析论证其理论基础,这是其法治化的首要环节.     

政治哲学中的“自由”观论

在当代社会的法律和政治话语中,“自由”已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但其内涵和外延仍然较为模糊,甚至一切非“自由”的或反“自由”的也成为了“自由”的。应在现代性的情景下重新审视政治哲学中的“自由”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