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规范化研究

犯罪附随后果是指刑法之外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对有犯罪前科者及其家庭成员或亲属适用的,对特定权利和资质的限制、禁止或者剥夺。犯罪附随后果与刑罚、保安处分等具有性质上的不同,也会给犯罪人的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其严厉性有时不亚于刑事处罚。我国犯罪附随后果的表现形式复杂多样,其消极影响随着轻罪时代的到来会愈发严重。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规范化应贯彻权利理念,满足宪法规定和比例原则的要求,并以风险规避理论为指导;在方法上则有立法规范、司法程序和配套制度保障之别,应采取体系化、综合化的策略;基本路径是在明确犯罪附随后果具体适用条件的基础上,建立下位规范失效制度和系统化的犯罪人权利恢复与保障制度,确立合理有效的救济机制,在相关规定竞合适用时遵循司法优先原则,并构建犯罪附随后果数据库。     

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体系定位与本土设计

两大法系国家对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建构存在差异，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刑法规定了犯罪附随后果，英美法系国家通常认为犯罪附随后果存在于刑法之外。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不同定位会影响其功能、价值与效果。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具有“编外性”、随意性以及惩罚性特征，与刑罚制度之间呈现二律背反状态，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和程序正义。应将犯罪附随后果的功能定位于监管性，并通过刑法内外的不同规范设计，借助刑法规制使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适用实现协调化、规范化，确保其回归监管而非惩罚之功能定位。在刑法中对犯罪附随后果加以规制，需要修改和完善刑法关于职业禁止制度的规定，确立刑法之职业禁止制度优先适用原则，使刑法内外的相关制度实现协调化。同时，应在刑法中构建前科消灭制度、复权制度以及权益救济制度，避免犯罪附随后果制度适用的随意化、泛化，为有前科者的再社会化提供制度保障。     

刑罚的附随效果初探

刑罚的主要目的在于预防犯罪,但由于刑法研究功利主义化,对刑罚的附随效果的理论研究处于一个相对滞后的阶段。本文通过对刑罚附随效果的概念和功能分析,从而提出重塑我国的刑罚附随效果。由于刑罚的附随效果并非只是刑法领域内的问题,因此重塑刑罚的附随效果必须突破资格刑的束缚,笔者综合众家之言,提出了几点看法,阐述了自己对重塑刑罚附随效果的初步构想。     

《刑法》第64条“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教义分析——基于刑罚性后果说的限制解释

关于《刑法》第64条“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性质,存在刑罚说、保安处分说、独立法律效果说之争。保安处分说与独立法律效果说均有不合理之处,刑罚说也有牵强附会之嫌。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以预防“与法秩序不具有相容性”的物为主要目的,报应事实上为附随目的,但又具有“否定评价的施加必须附随于成立犯罪的行为”这一刑罚属性,应当将其性质认定为具有刑罚特征的“刑罚性后果”,即在对“刑罚”做侧重特性而非名目的理解基础上,采刑罚性后果说。基于此说,可将“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限制解释为“专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并通过犯罪关联程度与罪刑均衡的阶层判断指标对其范围进行限制性认定,同时还应当对“本人”的含义作出限缩解释。     

轻罪扩张背景下的犯罪附随后果研究

中国已经进入轻罪时代,但“刑罚体量轻而附随后果苛重”的倒挂现象阻碍着轻罪治理体系的构建。犯罪附随后果由规范性附随后果和非规范性附随后果组成。目前,犯罪附随后果在功能上已然演变为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惩罚,造成这一异化现象的原因是犯罪附随后果载体庞大复杂、与所犯之罪缺乏实质关联以及失信惩戒被滥用。因此,单凭仅针对规范性附随后果的前科消灭无法解决成因复杂、载体多样的犯罪附随后果,况且不利法律地位的消灭并不等于权利和名誉复归至圆满状态;对此,还需要构建复权制度与前科消灭一同化解规范性评价。至于非规范性评价,应当从根源上杜绝犯罪记录在社会层面的传播,具体对策为扩大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以及引入“社会保证人机制”恢复刑满释放人员的社会信用。     

间接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利弊、适用原则及其规范路径

间接犯罪附随后果是指刑法之外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对有犯罪前科者的关系人适用的,对特定的权利和资质的限制、禁止或者剥夺。我国目前的间接犯罪附随后果制度与封建时期的“株连”制度有本质不同。间接犯罪附随后果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且具有其独特的实用性,在适用时需要以权利保护原则、合理性原则和平衡性原则为指导。由于间接犯罪附随后果制度适用于犯罪者之外的第三人,因而原则上应当禁止适用,只有在基于保护公共安全等重大法益时才可以考虑适用。对于政审制度所涉间接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应当限制关系人范畴及其犯罪类型并规定相应的适用条件和期限,对入学政审适用间接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应予禁止,对其他间接犯罪附随后果制度适用应当加以差别化规制。对将要加入特殊组织或者取得特殊资质并因此获得特殊身份的群体,适用间接犯罪附随后果制度有其正当性。     

监狱的性质

“刑罚执行机关”不能准确反映监狱的性质。在我国，从未出现过一个单一的刑罚执行机关，刑罚执行一直是由不同的机关分别执行的.“刑罚执行机关”本身没有质的规定性。国家权力分解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由此框定三种机关，监狱机关在性质上，当属于行政机关的一种。     

建议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无期徒刑

在对未成年犯罪者处罚方面,我国刑法除了确认不适用死刑原则外,对于应否禁止适用无期徒刑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对此,有的同志认为不应禁止适用,理由是:(1)有些未成年人犯罪性质和危害极其严重,仅允许对其最高适用有期徒刑,不足以有效地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达到刑罚的目的;(2)我国刑法上还有刑罚执行中的假释和减刑制度。笔者认为,基于未成年人生理、心理及责任能力等方面的特殊性,在我国,禁止对未成年人犯罪者适用无期徒刑还是必要的。(一)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来看未成年人在犯罪上,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1)未成年人犯罪者具有受害者和害人者的二重性。(2)未成年人犯罪起因奇特、     

犯罪附随性制裁制度的废除

作为一种隐性的惩罚措施，连坐仍然以犯罪附随后果的形式广泛存在。犯罪附随性制裁制度缺乏合法性与合理性。它是一种保安处分制度，应当受制于罪刑法定原则。犯罪附随性制裁制度源于法家的重刑主义，它不符合一般预防的需要，也无特殊预防的可能。它对职业的限制没有考虑职业的关联性，违反比例原则。因此，有必要对该制度进行系统性的清理。在上游领域限缩犯罪圈，推行法定犯初犯不罚原则；在中游领域压缩前科制度，变《无犯罪记录证明》为《未受刑罚处罚证明》；在下游领域禁止非法查询个人信息，依法严格限制查询相关人员的犯罪记录。     

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若干问题辨析

依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除应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以外,还应承担依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发生各种附随义务。附随义务形成的理论基础源于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其内容主要包括通知义务、协助义务和保密义务。当事人违反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应当承担采取补救措施、解除合同、赔偿损失的法律后果。     

犯罪控制策略视野下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优化研究

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先后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作为隔离型保安处分措施的有限适用阶段,以及作为独立于刑罚、保安处分之外附加制裁措施的泛化适用阶段。功能异化后的犯罪附随后果在实践中引发了激烈争议。犯罪附随后果作为犯罪控制手段之一,其功能定位应与当代犯罪控制策略转变相适应。以惩罚为核心的传统犯罪控制策略与以矫治为重点的多元应对犯罪控制策略,本质上都是具有规训性质的强制性控制策略。轻罪时代的犯罪控制策略应当是规范性的,采取多元化且合比例的应对措施,以实现合理规范宣吁。犯罪附随后果的存在有客观现实需要,但应进一步将其限定在以特殊社会预防为目的的保安处分功能之下。据此,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优化,应着力于以法定原则为导向确定合理规范化路径,以社会危险性为核心构建适用标准,以关联性原则为指导构建相应司法裁量适用机制,并科层式地适用前科消灭制度和复权制度以契合比例原则要求。     

社会治理中惩戒不当联结的法治约束

连坐不符合现代法治理念,但认为当前社会治理中的所有“连坐”都不具有正当性,实际上是混同了惩戒和规制。对公民产生不利影响的行为并非都属于惩戒,也可能为规制。惩戒是对过去违法行为的制裁,对象只能限于违法行为人。规制是对未来行为的限制,对象可以包括违法行为人及其以外的相关主体。体现刑法、行政法等一体化社会治理的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目的不应定位为惩戒,而应是预防风险,所以犯罪附随后果可以不限于犯罪人。应合理配置不同位阶法律规范对惩戒和规制的设定权,并保障惩戒和规制的实施符合法律保留原则、不当联结禁止原则、比例原则等现代法治原则。为了从根源上消除社会治理中的不当联结措施,应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和附带审查监督。     

论刑法中的禁止不当评价

刑法中禁止不当评价 ,是指在定罪过程中对于行为人的行为不能进行不恰当的价值评判 ,它具体包括禁止重复评价、禁止分割评价和禁止重合评价。一、禁止重复评价禁止重复评价 ,原本是刑罚裁量的一项基本原则 ,它是指禁止对法条所规定的、已经将其影响刑罚轻重考虑在内的因素 ,在刑罚裁量中再度当作刑罚裁量事实重复评价而作为加重或沽轻刑罚的依据。因为刑法的规定 ,使其早已作为决定各该犯罪行为成立与否及法定刑轻重的标准 ,故不应于刑罚裁量时再次考量。① 例如 ,我国刑法典第 2 3 6条第 3款规定 ,强奸妇女多人的 ,处 1 0年以上有期徒刑、…     

轻罪治理体系中的四对范畴

轻罪治理是一项立体化的体系工程,需要从不同层面、多维度对其相关制度和规则进行构建与完善。在政策与法律层面,轻罪治理本质上归属于刑事政策,在指引司法权运行的同时具有抽象与不稳定等特质,需将之外化为法律,获得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支撑。在效率与效益层面,效率与效益是轻罪治理的双重价值目标,需通过优化办案程序、数字赋能治理以及完善配套措施来实现两者的平衡。在显性规则与隐性规则层面,以考核指标为代表的隐性规则在影响轻罪治理的同时未能兼容轻罪治理的特征与指向,需在促进考核指标科学化、合理化的同时推动隐性规则走向显性化。在刑罚与附随后果层面,为防止附随后果“刑罚化”,需贯彻责任自负原则,完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并限定附随后果的产生条件。     

刑法禁止令的性质探究

对刑法禁止的性质,立法上未给予准确界定。学术界也未取得统一认识。这样不利于刑法禁止令制度的正确使用和其功能的充分发挥。本文从刑罚的预防目的为视角进行目的解释,从特殊预防的角度来定性禁止令,其本质就是一种保安处分。并从其作为一种特殊预防的目的出发,探讨了其在司法适用中的问题。     

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问题研究

行政处罚与刑罚属于性质迥异而又密切相关的两种法律制裁措施。为了厘清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关系。规制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问题,可以从立法与司法实践两方面入手加以完善。一方面,统一立法的内容,实现行政处罚与刑罚转化程序的有效衔接;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不断细化和调整两类法律的衔接工作,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工作机制上的统一。     

论合同的附随义务

附随义务是合同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从法定义务的角度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提出了更为周全而细致的要求,在促进给付的同时实现了交易秩序的稳定和对交易安全的保障,附随义务分为缔约过程中、履约过程中和合同履行完毕后的附随义务。我国对附随义务的规定过于简略,应从立法上进一步明确附随义务的各种形态,提高附随义务的法律效力,明确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形式及归责原则。     

论违反附随义务的法律后果

附随义务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一种与合同给付义务相对的义务形态,其在合同义务群中居于辅助性地位,文章阐述了附随义务的界定及其理论基础,并分析了违反附随义务的民事责任性质.归责原则以及责任形式.     

缓刑执行说之论证——以“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为切入点

我国刑法第76条中的“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是指由于刑罚已经执行完毕,所以就不必再次执行刑罚。因此,缓刑制度本质上属于刑罚执行制度,缓刑的执行是刑罚执行的一种方式。这不但是文理解释的结果,也是体系解释的结果。坚持缓刑执行说有利于我国刑法中的缓刑制度与其他的刑罚制度,如累犯制度、自首制度、减刑制度、假释制度以及剥夺政治权利制度的协调。     

论刑法禁止令制度的司法适用

一、如何正确把握禁止令的适用条件准确把握禁止令适用的条件,应当首先对禁止令的性质和目的有正确的认识。笔者认为,我国的刑法禁止令制度,在性质上类似于国外刑法当中的缓刑指示制度,属于对管制犯、缓刑犯的执行加强监督和管理的特定的刑罚制度。禁止令并非特定的刑罚种类。虽然禁止令在客观上可能对管制犯、缓刑犯的生活和行动自由予以一定的限制,但其本身并非一项惩罚措施,不同于资格刑或保安处分。长期以来,我国管制刑罚执行和缓刑考验的监管制度存在着监管规定过于宽泛,缺乏具体的针对性、操作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