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意愿：现实束缚与文化观念制约

人口问题是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政策举措。本研究对全国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150名已婚育龄青年进行问卷调查,考察适龄生育的青年群体对三孩政策的态度反应及生育意愿,发现对三孩政策表示支持及表示激发生育意愿的总体比例偏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影响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现实因素和文化观念因素,发现在现实因素上,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过高使得“养不起”问题突出,尤其是生育旺盛期遭遇压力峰值导致生育意愿低迷,男性育儿参与度低使得女性养育过程压力过大;在文化观念因素上,养儿防老观念淡化、传统家庭主义生育动机让位于个体主义生育动机、生育无性别偏好及女性主义生育观普遍化等特点拉低了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积极提升三孩政策实施效果及全面深层次服务青年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当前低生育水平下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计划受到高度重视。本研究采用2012~2016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通过对比生育政策调整前、过程中,以及调整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变化,研究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变化幅度很小,保持在1.94左右。意愿生育水平的城乡差距甚微,年轻队列的生育意愿较低和理想子女生育目标集中在二孩的特征进一步强化。尽管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后,想生二孩的比例明显提高,但计划生育二孩的比例出现下降,明确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上升,生育意愿转变为实际生育行为风险加大,养育子女的最主要压力是经济压力,经济和教育压力成为抑制生育意愿与阻碍生育计划的重要因素。     

“全面二孩”政策下农村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及流动模式——以粤西地区为例

"全面二孩"的重大决策,将对我国未来人口增长速度、劳动力流动和经济发展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关于女性流动对生育的影响,学界存在"多生论"和"少生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且这两种观点都有实证支持,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少生论"逐渐成为主流意见。为了验证上述理论,同时为了掌握"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农村女青年生育意愿的变化及对劳动力流动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对湛江、茂名和阳江等粤西地区的农村女青年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粤西农村地区生育率常年居高不下,城镇化进程滞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湛江、茂名的生育率为1.71,该政策的出台将强化当地女青年的二孩生育意愿。生育是影响当地农村女青年是否流动的关键因素,她们大多在婚前外出务工,在生育后回流本地。"全面二孩"政策不会改变她们这种既有的流动模式。因此,人口发展的重点应从计划生育政策转移到教育及社会保障政策的完善上,且要加速城镇化进程,促进年轻的母亲就业,吸引农村女青年在城镇落户。     

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形势、人口政策困境与出路

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形势以及人口政策未来走向,不仅是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议题,也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和家庭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本研究基于宏观计划与微观个体并重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人口形势和人口政策面临的诸多困境及可能出路。人口形势方面,中国实现低生育水平已近30年,目前已进入极低生育率阶段。而低生育的人口形势背后反映的是民众普遍的低生育意愿,经济社会发展、限制性人口政策、东亚国家的家庭和制度安排是形塑民众低生育意愿的主要力量。在中国以往低生育进程中,有关低生育水平下该实行何种人口政策由于人口理念的不同一直存在较大分歧。不过,在当前超低生育率面前,学者和民众需要暂时搁置人口理念分歧,共同应对日趋严峻的低生育形势。鉴于三孩政策下民众生育意愿很可能继续下行,三孩政策的生育率提升效果也可能较为有限,因此需要尽早考虑完全取消生育限制并择机实行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     

中国城市女性生育二孩的成本—收益分析

为探究全面两孩政策下城市青年女性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本文从贝克尔经济学理论视角入手,根据不同孩次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研究发现,生第一个孩子时人们的生育行为受舆论和宗族观念影响较大,受经济成本影响较小,收益期待集中于"养儿防老";生育第二个孩子时人们的生育行为更具经济理性。二孩带来的经济压力和对父母时间、机会成本要求起决定作用;同时父母对第二个孩子的情感收益期待更高。本调研带来的启发是鼓励二孩生育不能单靠政策的放宽,更需要从经济理性视角"多管齐下",在提高经济水平增加人民收入的同时,完善各项福利养老保障制度,健全相关基础设施,降低生育综合成本凸显生育收益,全方位促进生育水平的提升。     

三孩政策下青年低生育现象的成因及破解策略

本文以青年低生育现象、有何社会风险、缘何生成、如何破解为逻辑主线,着重从不想生的内在原因、推迟生的重要促因、不敢生的现实原因,即个体本位、家族观念、生存压力三个方面,探讨与分析青年低生育现象的生成缘由。针对上述成因,从完善普惠配套政策支持育龄青年敢生能养、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育龄青年想生乐养、构建新型生育文化倡导育龄青年早生共养等方面,提出破解之策。     

日本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日本生育率自1974年起始终处在更替水平之下,至今没有明显的回升迹象。这意味着日本人口在未来将持续减少。当下,应对超低生育率问题已成为日本等东亚国家的重要政策主题。这些国家具有相似的人口变化和文化背景。相关国家年轻世代婚姻、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对未来东亚国家的家庭政策制定有重要的意义。对日本代际与性别项目调查(JGGPS)历年的数据,应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后发现:在日本已婚和未婚成年人中,生育意愿越强的个体,其在随后约10年的时间里生育孩子的可能性也越大;在已婚的调查对象中,更年轻的个体以及子女数更少的个体具有更强的生育意愿;教育水平越高,则生育意愿越强;在已婚和未婚的女性中,持有更强的性别平等意识的个体,其生育意愿更弱。因此,在探索有效应对低生育率的新政策时,亦应立足于上述的研究发现。     

推拉模型视角下的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人口预测数据与实际增长数据差异较大表明,已有研究尚未完全揭开影响群众生育意愿的黑箱。本文运用推拉模型,对新浪微博用户生育意愿相关评论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较多人受到负面因素影响,推动其束缚个人生育意愿,主要包括预算约束下的养不起、精神负担下的不敢生、婚育惩罚下的不婚不育保平安、保障缺位下的养娃是家事;少部分人追求为自己而活,浪漫想象无孩生活,拉动其主动形成低生育意愿。低生育意愿背后反映了社会不平等加剧引发民众焦虑、家庭制度向心力遭遇挑战、表达型个人主义理念兴起。     

“生育时间荒”视角下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23884份青年群体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北大核心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跌破1.5的国际人口警戒线,低生育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人口生育意愿降低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生育时间荒”的理论视角探讨人们生育意愿降低的内在机制发现,物化的时间、被加速的社会、被低估的生育价值和商品化的养育是形成生育时间荒的重要机制。通过对23884份青年群体调查问卷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学历越高,青年求学时间拉长,生育意愿相应降低,会加剧生育时间荒。时间的转移支付对青年生育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能够有效缓解生育时间荒。因此,要提振青年生育意愿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青年生育权利;二是精准设立激励措施,提高青年生育时间期待;三是构建社会市场照顾体系,腾挪更多生育时间;四是倡导新型生育文化,转变对生育的时间评价。     

皖北地区“80后”青年生育意愿的实证分析——以安徽省利辛县为例

利用2009年在安徽省利辛县进行的"‘80后’生育意愿的实证分析"的抽样调查数据,从生育目的、生育时间、生育性别、生育数量和生育质量五个方面来分析"80后"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发现这一群体的生育意愿具有双重性,既包括了一些现代因素,又尚未完全摆脱掉传统文化的束缚。性别、户籍、父母的生育行为和外出经历等因素都会对这一群体的生育意愿各个方面产生影响。     

农民发展生态农业的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广西366农户的调查

生态农业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文章基于广西366农户的问卷调查,应用回归模型对农民发展生态农业的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有81%以上的农民愿意发展生态农业。农民的文化程度、生态农产品价格高、少用农药化肥、国家政策支持、邻居生产行为对农民发展生态农业的意愿影响显著。应采取加强农民教育、加快生态农产品市场建设、完善激励政策、树立生态农业生产典型等多种措施促进生态农业的发展。     

老年人口养老居住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预设生活能够自理和生活不能够自理两种情形下,对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实证研究表明,当预期生活可以自理时,老年人期望独居的比例最高;当预期生活不能够自理时,希望到机构养老和与子女同住的比例均提高。此外,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儿女数量、养老保险、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类型等均对老年人口的养老居住意愿有显著影响。     

教师接纳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流动人口女融入城市公立学校的一个视角

本文根据抽样调查的结果,分析公立学校教师接纳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明确表示愿意接纳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的教师只是少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对学校资源空间的判断、对两类少年儿童素质的判断以及对现行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政策的认同度是影响教师接纳意愿的三个重要因素.     

中国城市蔓延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35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市目前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城市蔓延现象.通过测算2000年—2009年我国35个代表性城市的蔓延指数,并对影响城市蔓延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第一,城市蔓延指数与城市化率和交通通达性呈正相关.第二,城市蔓延指数与城市规模呈现倒U型的关系.第三,北京、天津等9个超大城市或大城市位于倒U型曲线的右端,城市蔓延趋于改善,但目前城市蔓延指数仍然处于较高水平.沈阳、南京、杭州、成都4个城市处在向倒U型曲线右端转变的过渡阶段.其余22个城市位于倒U型曲线的左端,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蔓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因此,未来城市发展需要科学划定城市增长边界,强化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在陆台湾青年毕业生就业创业选择意愿、影响因素与制度优化研究——基于福建省10所高校的调查分析

吸引在陆台湾青年毕业生在大陆就业创业,拓展台湾青年毕业生大陆就业创业的广度和深度,是新时代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和共享发展机遇的重要抓手。文章采取现场访谈和网络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福建省10所高校学生的实证分析,重点从政策体系和制度机制的角度厘清在陆台湾青年毕业生就业创业所面临的政策重制订轻落实、就业创业成本高难度大、指导服务体系不完善等现实问题,从学习生活维度、区域偏好维度和愿景发展维度入手,优化政策供给内容与形式,突出各方“主体性作用”;构建精准服务平台与渠道,落实台生“同等化待遇”;注重就业创业能力建设与规划,提供全程“闭环式指导”。     

中国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变化的实证分析——基于1984-2012年的城市数据

基于1984-2012年186个地级市的视角,对全国城市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优惠政策、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素质以及市场规模这四大因素在整个时期始终呈现对FDI区位选择的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不断加大;环境因素从2002年开始才表现出对FDI区位选择的负向影响;基础设施从1992年开始表现出对FDI区位选择的正向作用;市场增长潜力的作用在整个时期都不显著。随后,从优惠政策、制度建设、人力资本等多方面提出全面改善自身区位因素,增强FDI吸引和利用能力的政策建议。     

中国省际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A-Tobit两步法的分析

本文选择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额、农业R﹠D经费、第一产业劳动力、农业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农业GDP等变量,构造基于投入的BCC模型测算中国省际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效率,并利用各省1989-201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人均GDP、教育水平、财政支农支出占GDP比重、政策虚拟变量等变量对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1989-2010年西部地区的平均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效率明显低于东中部,且从规模报酬来看,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都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教育水平与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效率显著正相关,人均GDP、财政支农支出占GDP比重、市场经济改革与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效率负相关。     

影响多民族城市族际交往的因素及对策建议——以青海省西宁市为例

在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西宁市,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总体和谐,但宗教信仰的差异、民族文化认知的偏差、历史事件的影响、人口流动与居住格局的变迁等仍然是影响族际良性互动的因素。因此,要建设一个多元文化共存与多民族和谐相处的多民族城市,需要民间层面和政府层面的共同努力。在民间层面,不同民族要在正确认知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加强交流与互动;在政府层面,政府要做好城市民族工作的管理与服务,宣传民族政策、促进民族间的理解与宽容。     

创新扩散视角下政务微信总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政府财政预算内支出、城市人口规模、移动电话普及率、政府与公众的互动交流意愿等因素对政务微信的总量发展有不同程度的正向推动作用;城市政府的创新意识和城市的政治区位优势对政务微信的总量发展有轻微的副作用;政府的线下治理水平与政务微信总量没有明显关联。通过对以上影响因素的分析能够得到以下启示:要推动城市政务微信的总量发展,必须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力度,以投入换速度;强化城市政府进行政民交流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城市规模越大越应重视政务微信的发展以提高治理效能;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必须充分发挥政务微信的作用,拓展其所承载的功能。     

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内容、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对七个中文论坛相关资料的文本分析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向政治生活领域的渗透,网络政治参与逐渐兴起,并在我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青年是当代网络政治参与的主力军。本研究选取了七个具有代表性的中文论坛,对青年网络政治参与主题相关的资料进行了整理,通过文本分析,总结了新媒体视阈下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内容、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归纳出网络政治参与的主、客观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