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全规范到抚养体验：住房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

既有关于住房与生育意愿的讨论较少关注住房产权社会规范与安全意义。本文使用七期合并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聚焦住房产权的安全规范机制，讨论住房对已婚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家庭住房数和住房产权正向影响已婚青年生育意愿；二是消除住房财富效应后，“有房住无房产”青年相对于社会租房群体生育意愿更强；三是住房产权通过抚养体验影响已婚已育青年的再生育意愿。本文为住房与已婚青年生育意愿的讨论补充了安全规范与抚养体验机制，为住房保障政策完善提供了知识支撑。     

无债一身轻？——房产、住房负债与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

青年的住房状况和主观阶层认同是关系到青年个人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议题。本研究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数据进行分析，发现：（1）住房负债（包括正规金融借贷和非正规金融借贷）会显著降低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提高青年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概率；（2）“有房无债”的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显著高于“无房无债”的青年，但是“有房有债”的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与“无房无债”的青年并没有显著差别；（3）机制分析表明，住房负债主要通过降低青年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削弱青年的主观幸福感来影响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4）异质性检验表明，住房负债对主观阶层认同的负向影响在城镇、教育水平较低、中等以下收入的青年群体中更加突出。本研究揭示了住房负债对青年主观阶层认同的深刻影响，拓宽了住房分层研究的视野，对青年的家庭资产配置、债务管理以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也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生育时间荒”视角下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23884份青年群体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北大核心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跌破1.5的国际人口警戒线,低生育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人口生育意愿降低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生育时间荒”的理论视角探讨人们生育意愿降低的内在机制发现,物化的时间、被加速的社会、被低估的生育价值和商品化的养育是形成生育时间荒的重要机制。通过对23884份青年群体调查问卷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学历越高,青年求学时间拉长,生育意愿相应降低,会加剧生育时间荒。时间的转移支付对青年生育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能够有效缓解生育时间荒。因此,要提振青年生育意愿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青年生育权利;二是精准设立激励措施,提高青年生育时间期待;三是构建社会市场照顾体系,腾挪更多生育时间;四是倡导新型生育文化,转变对生育的时间评价。     

房价波动、住房保障与消费扩张

房地产价格波动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居民消费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房价上涨对拥有住房的家庭具有财富效应,促使其消费增加,但对没有住房的家庭会形成预算约束效应,导致消费减少。如果房价下跌,对居民消费的负面影响更大。住房保障可以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促使房价稳定,从而通过财富效应渠道,扩大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同时,住房保障对于中低收入阶层具有显著的消费扩张效应。因此,完善住房保障制度,稳定房价,尽力满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是扩大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促使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增进社会总福利的有效途径。     

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

我国正面临着进入低生育率社会的挑战,如何发挥政府作用以有效提高生育意愿是当前提升生育水平的重要议题。基于生育风险防范的视角,借助世代交叠模型从理论上分析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进而对其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的增加能够提高居民的生育意愿。位于生育保险高领取比例地区、低人口规模地区以及年龄在20～35岁范围内的居民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鉴于此,应进一步提高政府生育保险有效支出水平,借助转移支付政策优化生育补贴机制,完善鼓励生育的配套措施,构建兼具综合性与动态化的政府生育支持体系,以提升居民生育意愿,应对生育风险,推动我国人口健康均衡发展。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青年生育意愿缺失研究

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缓慢及伴随的青年生育率低现象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青年生育率不仅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还直接取决于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文章借鉴自我决定理论的内涵和形成逻辑,探讨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青年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和自主性生育动机对青年生育意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青年的控制性生育动机对青年生育意愿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这一分析结果不仅拓宽了学术界关于青年生育问题研究的视野,也对开展生育政策推广工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青年住房政策的演变及其动力机制研究——基于社会建构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流动人口规模扩大和住房商品化、市场化带来的城市房价上涨,青年人住房压力剧增,“买不起房、租不好房”的问题严峻。如何有效保障青年基本住房需求是构建青年发展型城市,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本研究基于目标群体社会建构与政策变迁理论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青年住房政策的演变特点、动力与机制。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青年住房政策经历了“城市住房保障体系‘边缘’阶段(20世纪90年代～2009年)”以及“城市住房保障政策供给增加且迈向‘优先’阶段(2010年以来)”。青年住房政策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是伴随城市青年社会形象建构转向积极和正面的结果。城市青年住房政策以及青年形象的转变是政府和社会力量长期互动作用的结果。本研究的发现将有利于丰富目标群体社会建构与政策设计理论,并对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住房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其背后的变迁逻辑、动力与机制,从而从政策设计层面探讨解决青年住房难题,具有重要意义。     

住房产权与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三种效应的检验

本研究聚焦住房产权对青年群体阶层认同的影响，基于住房的居住、投资和权益三种属性提出了三种可能的影响机制，即：安居效应、财富效应、服务效应，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了住房产权可能影响青年群体阶层认同的中介效应，即公平感知的心理机制。研究将全国范围的代表性样本数据（CGSS2017）和省级行政区域的宏观数据相结合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现阶段住房产权对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住房成为青年人评价自身阶层地位的重要指标。第二，住房的安居效应、财富效应、公共服务效应对不同青年群体存在差异性影响。第三，住房产权对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存在心理机制的中介渠道，拥有自己的房子，部分地通过提升青年群体的公平感知，影响了他们的阶层认同。     

低生育水平下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经济约束与政策突破

面对长期持续低生育、低惯性增长以及过快人口老化形势,加大对青年生育意愿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低生育水平下的城市青年为研究对象,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从机会成本、边际收益和经济补偿三个角度探讨了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具体体现.研究表明,当前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与经济发展相悖的现象,与传统生育政策下的青年生育意愿相比,带有很大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究其原因,生育机会成本的加大以及利益补偿机制的缺失是造成城市青年生育意愿不稳定的最主要因素.本文认为,要增强计划生育工作的针对性,保持健康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必须加大对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研究,着重分析青年生育意愿的地域、年龄、收入等差异性因素的影响,这应当成为我国今后人口政策的执行重点.     

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意愿：现实束缚与文化观念制约

人口问题是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政策举措。本研究对全国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150名已婚育龄青年进行问卷调查,考察适龄生育的青年群体对三孩政策的态度反应及生育意愿,发现对三孩政策表示支持及表示激发生育意愿的总体比例偏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影响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现实因素和文化观念因素,发现在现实因素上,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过高使得“养不起”问题突出,尤其是生育旺盛期遭遇压力峰值导致生育意愿低迷,男性育儿参与度低使得女性养育过程压力过大;在文化观念因素上,养儿防老观念淡化、传统家庭主义生育动机让位于个体主义生育动机、生育无性别偏好及女性主义生育观普遍化等特点拉低了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积极提升三孩政策实施效果及全面深层次服务青年发展的政策建议。     

农村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其转变动力——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

近年来年轻人生育意愿越来越低，这将对我国人口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从农民家庭内部视角探讨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的转变逻辑。研究发现，生育成本提高是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转变的直接动力，而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的变化则是其生育意愿转变的深层动因。生育成本包括女性生育成本和家庭教养成本两个维度。现代社会生育成本提高引发年轻农民生育意愿转变的关键在于，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经历了从家庭本位向个体本位的变迁。基于此，释放农民生育动力的关键在于通过相应政策支持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减轻家庭育儿压力。     

婚姻满意度、收入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地区与性别差异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7）,采取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了婚姻满意度和个人收入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婚姻满意度和个人收入水平对生育意愿的提升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和性别差异,即：男性生育意愿受婚姻满意度和个人收入水平的影响要比女性更为明显;东部地区的生育意愿与个人收入水平的相关性更高,而中西部的生育意愿则与婚姻满意度的联系更加密切。     

应从根本上遏制房价上涨

<正> 住房是民生的根本问题,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近十年我国的住房房价飞速上涨,就连小城镇的房价也翻到好几千,这样的住房价格上涨与我国80%老百姓的收入不成比例。虽说中国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我国的富人毕竟占少数,80%的人的收入还不能支撑快速上涨的房价,即使买得到房也得几十年还债。这样的房价牵动着13亿多人民的心,也牵动着政府和总     

购租并举能否平抑房价

正近几年来,城市房价的过快上涨导致居民购房负担过重,抑制了居民的普通消费,增加了城市的生活成本,加大了青年人才的生活压力,使得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降低,城市综合竞争力下降,影响了城市的良性发展。同时,房价过快上涨也加剧了地区之间和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性。当前,稳定住房价格已经成为改革的目标之一,而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就是推进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     

家庭政策与青年群体的结婚、生育意愿：日本经验及其启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近期，国家明确提出实行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但政策仍属于探索期，政策细节仍需补充完善。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特色的家庭政策体系、解决晚婚和低生育问题，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保障。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在人口结构、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等方面与中国更加相似，日本经验或为我国家庭政策体系的建设提供一些借鉴意义。文章基于日本的结婚和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了日本家庭政策对青年群体结婚和生育意愿的影响，并重点关注了日本家庭政策对中产阶层青年结婚、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生育成本较高，日本家庭政策只能提高青年群体的结婚意愿，却无法提高生育意愿。其次，在“男主外、女主内”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的背景下，日本中产阶层女性的结婚意愿更容易受到家庭政策的影响而提高。这证明了中产阶层女性是家庭政策的重点关注人群。本文对我国家庭政策体系建设构建具有一定的应用对策价值。     

职业女性的二孩生育焦虑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的出台是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延长人口红利,推迟老龄社会进程的重大决策。但是有关生育政策调整的研究,却常常忽略作为生育主体的适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和面临的生育焦虑。工作家庭冲突理论认为,生育是影响职业女性职业进程的重要事件。本文以高校青年女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开放二孩政策下,这个特殊的高知群体所面临的生育焦虑。探讨了在社会性别标签下,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对高校青年女教师的不同角色期望,以及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边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模糊性对高校女教师群体的双重挤压。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和母职标准化更加剧了职业女性生育的压力。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要连接其他社会政策,建立以家庭为主的多中心儿童福利供给机制,全面降低生育给职业女性个人带来的性别代价。     

新国五条细则要点

房价控制目标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除拉萨外),要按照保持房价基本稳定的原则,制定本地区年度新建商品住房(不含保障性住房,下同)价格控制目标,并于一季度向社会公布。各省级人民政府对行政区域内住房供不应求、房价上涨过快的热点城市,应指导其增加住房及住房用地的有效供应,制定并公布年度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对存在住房供过于求等情况的城市,也应指导其采取有效措施保持市场稳定。     

房价压力下城市青年的行为选择与公共管理

房价上涨是当前最大的热点问题之一.面对虚高的房价,城市青年的住房行为选择主要有以下几条路径:群租与租奴、房奴、啃老与傍老或者回流二线城市与农村.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的政府与城市青年不但要有清醒的认识,更要有直面破解的勇气.     

“驱赶效应”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基于房价持续上涨的视角

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十分显著。但在当前的情况下,需要密切关注房价持续上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重大,因此研究房价持续上涨对产业结构与调整的影响就成为必然。房价持续上涨存在着一种“驱赶效应”：房价持续上涨带来的利润引诱,其他产业的货币资金被“驱赶”流向房地产,而正是这种“驱赶效应”,导致产业结构的失衡和阻碍产业结构的调整。     

城市青年父母的养育压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三孩政策的实施,关注青年父母的养育压力对提升青年生育意愿、改善我国人口结构、推动人口长期均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我国武汉市中心城区青年父母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城市青年父母的养育压力在总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类型上,青年父亲更担心子女教育环境,亲子互动有压力;青年母亲生活调适不足,人际互动有压力。婚姻满意度是影响青年父母养育压力的首要因素,家庭经济负担是青年父母养育的重要桎梏,子女数量是青年父母养育压力的潜在诱因。为重构青年养育的生态圈,本文从微观个体、中观家庭、宏观社会三方面提出缓解青年父母养育压力的对策:第一,青年父亲加强育儿参与,青年母亲注重自我调适;第二,青年父母用心经营婚姻与家庭,加强亲职学习并做好生养规划;第三,政府适度分担养育成本,打造"生育友好""性别友好"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