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馈授权的竞争法分析

回馈授权是知识产权许可中许可方要求被许可方将其对许可技术进行的改进所享有的知识产权回馈授权给许可方的协议安排,简称"回授"。回授能够产生促进竞争的积极效果,特别是非独占性的回授。但是,如果回授条款实质上影响到被许可人从事研究开发工作的积极性,削弱创新市场的竞争,则可能产生抑制竞争的负面效果。因此,对于知识产权许可中的回授条款不能一概而论,应根据不同类型的回馈授权的具体情况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评价,根据其对竞争所带来的不同影响分别给予不同的对待,进行不同程度的规制。     

个人数据授权机制的民法阐释

建立个人数据的授权机制，即主要通过个人授权，特殊情形下采取法定授权，使数据处理者取得针对个人数据的财产性权利。个人授权与个人同意在性质、法律效果以及对个人数据进行处理的范围与稳定性、可转让性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个人数据授权是指作为数据主体的个人依其意思表示将对其个人数据进行收集、加工、使用等处理活动的财产性权利授予数据处理者的单方法律行为。个人授权与个人数据许可使用合同存在密切联系。个人可以直接授权给数据处理者，也可以通过托管人来授权给数据处理者。基于个人授权，数据处理者取得了针对数据而非数据资源的财产性权利。涉及到国家安全的特殊个人数据属于核心数据，应依法定程序由法定主体对有关单位进行授权。法定授权并非个人数据处理中法定许可。法定授权的实质是国家依法强制取得个人或企业等民事主体针对个人数据所享有的某些权利，然后将这些权利以法定程序授予给特定组织。     

专利重复授权再探讨

通过对"舒学章"案的引述,提出新<专利法>实施后给专利重复授权带来的新视角,并在简单介绍禁止专利重复授权的法律含义中,论述了禁止重复授权的法律基础.通过进一步对禁止重复授权进行的现实分析,挖掘出新旧专利法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的问题.最后,对我国禁止重复授权的法律制度建设和法律实践提出看法.     

论授权立法的授权主体范围

授权立法作为一种法律制度,不仅表现为一种新的法律规范形式,而且也构成了国家立法权运作的一种新的形式。而立法权的运作,离不开享有立法权的机关的授权。《立法法》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授权立法的授权主体范围,但是这种规定过于粗糙和宽泛,以致实践中法律法规和规章间的冲突不断。因此,有必要对授权主体的范围重新进行界定,将其界定在国家权力机关范围之内。     

关于行政授权若干问题的探析

完善行政授权理论,对建设和谐政府,乃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行政授权的内涵,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法律地位,行政授权的有效条件及其责任归属等几个行政授权理论的基本问题,并据此提出一些完善行政授权理论的建议。     

港澳基本法中有关授权的概念辨析

授权是港澳基本法规定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一个重要法律概念。授权广泛存在于法律观念和法律体系中:只要将自己的权力委托给其他机构行使,都是授权,如君权神授与人民主权理论、单一制下中央对地方的授权、宗主国对殖民地总督的授权、授权立法、行政授权与其他有关某种具体权力的授权,等等。授权的核心是权力行使的转移,而非权力本身的转移,我国对特别行政区的授权是指中央对港澳地区管治权行使的转移。高度自治必须以基本法的规定为限,中央有权对高度自治进行监督。港澳基本法存在着两种授权形式,一种是通过基本法进行授权,一种是由基本法以外的形式进行授权。     

数字出版时代混合授权模式的构建

数字技术对传统版权制度构成了极大挑战,数字环境下的海量授权困境是现有版权授权机制亟需解决的一大难题.在分析传统授权模式在数字出版时代的适用性基础上,结合数字出版时代的技术特点以及我国版权授权的实际状况,从法律制度和技术应用两条路径,提出构建符合数字出版时代要求的混合授权模式:在法律制度层面上以集体管理为主、以默示许可为辅,在技术应用层面上构建数字版权交易市场,并辅之数字权利管理,以期缓解现有的数字版权纠纷,推动数字出版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授权立法的位阶探讨

我国应在制度上明确授权立法的位阶应与被授权机关制定的法文件的位阶相同。原因在于授权立法权是没权机关转移于被授权机关的;授权立法具有法律效力,不等于其位阶与法律相同;即使西方国家行政机关根据授权制定的法文件,与议会制定的法律位阶也不相同;经过授权机关批准的授权立法也不具有与授权机关制定的法文件相同的位阶;不能因为国务院根据特别授权制定的法文件需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就认为它具有与法律相同的位阶。     

作为职权转移机制的行政授权

近些年来，由行政机关通过授权实现职权转移的立法趋势逐渐增强，行政机关主导的授权实践也愈加蓬勃。但学界主流观点倾向于将“行政授权”理解为“法律、法规、规章授权”,要么直接否定行政机关授权，要么将后者视为前者的特殊情形，忽视了行政机关授权意志与授权行为的独立性，未能建构实体法意义上的行政授权概念，在具体操作上也难以为授权与委托的区分提供实质标准。基于我国当前行政实践发展和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应当明确行政授权是一种由行政机关通过自主授权实现职权转移的独立法律机制。从行政职权配置方式的法律结构分析，行政授权既不同于职权设定，也不同于法律授权和行政委托。行政授权的成立需要有权行政机关根据明确的授权法律规范，作出具体的授权行为，授权行为的法律效果在于实现行政权的转移。行政授权的法律关系虽然主要是一种内部的行政法关系，但行政授权所带来的职权转移仍旧会形成一定的外部法效力。基于程序法治原则，行政授权应当遵循特定的公告程序。     

试论侦查的概括授权

侦查概括授权是法律以原则规定的方式对侦查所作出的授权。其范围主要是发现证据、嫌疑人线索和部分查缉嫌疑人的侦查措施。侦查概括授权是与侦查具体授权相对而言的,前者是后者的补充。基于实践必要性、价值均衡性和法理正当性的要求,在法律上对侦查作出概括授权,是协调保障侦查权的依法行使和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二者之间关系的有效方法。     

行政授权与行政委托之探讨

行政授权与行政委托在行政管理中大量存在。当前 ,这两项制度既缺乏法律的完整规定 ,也缺乏系统研究。在行政授权与行政委托上尚须回答和解决一系列理论问题。     

刍议行政授权几个周边问题

政授权是一项公权力“流转”的法律制度。通过对其定位、涵义以及法律后果归属等问题的论述 ,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行政授权与其有着“周边”关系的其他法律制度的界限。另外 ,还提出了从两个方面对行政授权加强监督 ,并建议加快立法 ,使它早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之路。     

论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完善

目前请求人民法院在侵权案件中对涉案商标作出驰名认定的纠纷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在审判实践中，发现个别案件有虚假诉讼的嫌疑。应当坚持客观真实原则，严格认定标准和认定程序，确保法院认定的驰名商标真正驰名。     

非对称信息与企业家授权

在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 ,信息是非对称的。对企业家的授权存在着两类非对称信息现象。对企业家的授权可以引入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主要的激励手段是建立健全企业家市场、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     

网络传播授权的翻译与解释——北京星传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上海新华电信网络电视有限公司侵犯著作财产权纠纷案评析

[本案要旨] 对合同条款的解释发生争议时，应在尊重订立合同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基础上，结合文义理解、合同的整体解释、交易习惯与目的进行综合分析，以确定合同相关文字的真实涵义。     

代理授权行为法律地位辨析

代理授权行为是代理法律关系的核心要素之一,对其法律地位的不同认识将直接影响到代理行为的效力。在与此相关的各种学说当中,主张代理授权行为具有独立地位的无因性理论更具有可采性。在制定民法典时,建议以其作为完善我国代理立法的理论基础。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看监察体制改革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仅是推进国家反腐体系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有机结合的需要,更是对我国不科学的权力结构进行调整变革、提高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推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要在授权改革试点的基础上,通过修改宪法法律做好顶层设计,充分体现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积极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作用,确保改革后与行政权、司法权并立的国家监察权能够健康高效顺畅运行。     

刑事技术侦查权力的授予与限制

在国家专门机关行使的各项权力中,刑事侦查权对於个人自由权利存在加以限制甚至剥夺的较大可能性,刑事诉讼法修正在保障司法人权方面取得的进展,     

论代理权授予与基础行为的联系

代理权是否受到基础行为的影响,对于代理权的有无和范围的判断非常重要。有因无因两种解释方案的选取,需要以何者能够更好的平衡本人利益和相对人利益为根据。无因性将授权行为和基础行为切断,使得相对人可以只根据授权行为判断代理权范围,极大地保护了交易安全。虽然无因性也具有诸多劣势:一方面,无因性提供的不区分的保护会将恶意相对人也纳入保护范围之中,无因性也不能对相对人的所有合理信赖都提供保护;另一方面,在基础关系全部消灭或者孤立授权时,由于被代理人没有基础关系和其他法定求偿权可以借助,而只能求助于侵权法或者后合同义务制度的保护,对被代理人的保护力度十分薄弱;但无因性相比于不保护相对人利益的有因性来讲仍然具有巨大优势。在有因性和表见代理制度的组合下,不仅无因性保护交易安全的功能可以被有效替代,被代理人的利益也能得到有效保护;并且,考虑到代理根本上是为了被代理人利益的制度,有因性的选择更具有正当性。综合来看,辅之以表见代理制度的有因性是更好的解释选择。     

我国行政审批与行政许可关系的重新梳理与规范

在我国,行政审批、行政许可的涵义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且极具争议,《行政许可法》最终采纳了同一概念说,从立法上将两者统一起来。但在实际执行中,行政审批与行政许可又出现了分离,大量的行政审批被以非许可类审批的名义从行政许可中分离出去,导致《行政许可法》的调整范围不断被限缩,重新梳理行政审批与行政许可的关系以明确《行政许可法》的调整范围已经成为《行政许可法》实施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分析了两者之间出现分离的原因,讨论了行政许可行为的识别标准,并对立法上如何规范和约束行政审批行为提出了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