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与和”：当代中国特色治理工具梳理

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国家,中国国家治理离不开对其基本国情的判断和分析。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政治体系和特点的判断十分丰富,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认为中国国家治理一直面临着"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基于这样的判断,新中国成立以来,新政权在实践中选择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治理工具,这些治理工具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中央地方关系基础上的"统一权威与分散治理的整合",二是基于国家社会关系基础上的"集中权威与自主治理的调和"。这是对自清朝晚期地方过度分权导致的国家政权机器碎片化的重大修正,奠定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的基础,更体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合和"的哲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明确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     

推动新时代陕西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新时代加强人大工作的意见》亮点纷呈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人大工作《意见》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必须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     

依法治国 为国企改革发展保驾护航──贯彻落实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实际行动纪念建国50周年

新中国成立50年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努力，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我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即将进入小康社会、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目标大步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跨越。在经历了50年的风风雨雨，特别是2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的中国不仅巍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而且以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充分显示出蓬勃生机与活力，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成功和胜利。今年既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又是司法行政工作恢复重建20周…     

人大制度运行的制度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对中共中央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即因人大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撑,既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又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其根本政治制度方面的充分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时代进程

1949年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开启了旨在创设新型国家与法律制度的当代中国第一次法律革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之形成奠定了基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当代中国法治发展进入第二次法律革命的新时代,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经过30多年广泛而深刻的社会与法治变革,其间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2011年初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等标志意义的重大法治事件,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以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把握,精心谋划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方案,坚定不移推进法治领域改革,成为当代中国法治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显著特征。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进程中,我国社会治理领域发生深刻变革,展现出一系列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明确"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最核心目标设定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中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夯实以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治理制度为主线的社会建设制度,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涵养社会治理核心价值,坚持"四维治理"等。这些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彰显出中国之治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呈现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壮丽前景。     

司法行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初探

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向未来、赢得未来构筑了可靠的制度大厦,也从制度上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党的基本方略提供了根本保障。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如何把"初心"融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新使命之中,加快司法行政改革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法治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准首先是"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通过将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现代化的有机结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全方位的制度保障和实践推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具有系统性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程,除了突出法治化的要求之外,还需要采取综合治理的思路,调动一切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产要素和管理要素,全面、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法治中国的建设。     

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伟大成就载入史册,宝贵经验昭示未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这次全会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发挥政府的转移支付职能缩小贫富差距

贫困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是各国政府都极其重视的问题,充分发挥政府转移支付的职能,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的、基本的方式之一。转型期我国的财力还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转移支付的效用最大化,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减少政府投资性支出,降低行政成本,向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医疗、社保、农业等领域倾斜是唯一的选择。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