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湖北义学空间分布差异分析

清代湖北义学发展不平衡,空间分布差异显著,这种差异在东中西部、城镇与乡村、府州治与一般州县治之间都存在。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诸多,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官方主导作用、民间力量参与程度等,其中最直接为官方主导作用,它的强弱最终决定了义学分布数量。     

在中西比较中考察清代女性小说写作的社会意蕴

清代女性的小说通俗文学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女性身份和女性意识的产物。与西方女性小说比较，可以更加清楚地观照其特征。清代女作家虽然已经具有了呈现自我意识、实现自我价值的冲动和愿望，但在与男权文化的抗争时却表现得软弱无力。这既与女作家身处的时代社会有关，又受制于她们自身对男权文学陈规的顺应和屈从。对韵文文体的社会文化含义的深刻认同、女性自我意识的遮蔽、人文精神的缺失、审美功能的淡化，构建了清代女性通俗文学写作的悲剧性情境。     

论清代赘婚

在封建社会,女子的地位较为低下,尤其是随着封建集权的不断加深,男子的地位越来越高,女子的地位则越来越低。就婚姻关系来说,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女子则必须从一而终。这些都是封建社会中的非常普遍的婚姻现象,但也不能排除极个别现象,比如说赘婚。在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中,特别是封建社会,赘婚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形式,与传统的男婚女嫁的婚姻方式背道而驰,颠覆了传统社会中"夫为妻纲"的做法。本文将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清代作为研究背景,对古代的赘婚制度进行探讨与研究。     

论清代科举的复试制度

复试制度是清代科举制的一项重要而特有的内容,是历代科举中没有的制度。它的建立,在完善科举制度的同时也反映了科举制度的衰落。这其中体现了清政府为了维护科举制所作的努力。本文通过梳理复试制度的由来、建立过程、惩罚机制,试图对这一制度给清政府的统治及科举制带来的影响作出客观的评价。     

论清代婚姻家庭法律的特质

清代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在入关前以女真习惯法为主,但在许多方面与汉式婚姻家庭制度存在诸多的契合。皇太极时期是满族政权迅速汉化的时期。受儒家伦理和汉式统治模式的影响,满族政权加快了汉化的进程,颁发了一系列的禁令用于革除满族婚姻旧习。对满族婚姻习俗的改造表明清朝统治者已经努力向儒家血缘伦理靠拢,从而为清王朝接受汉式婚姻家庭制度奠定了基础。清王朝的建立,意味着多民族国家的重建。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针对婚俗不同于内地的特点,清代法律既强调王朝婚姻法律精神的普适性,同时又注意照顾边疆少数民族婚姻的历史和特点,采取有别于内地婚姻制度的做法。     

论古代中国家族司法

家族司法是古代中国法制中的一个独特现象。要认识这一独特现象 ,需要从其存在的原因、司法的主客体关系、运行的机制等方面进行科学分析。古代中国家族司法具有两面性 :其积极作用是有效地调整了基层社会关系从而稳定社会秩序 ,而其消极影响是窒息了人们的诉讼意识。     

晋商家族中最早走出的高官

晋商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商帮，活跃于中国商界长达五百年之久。其间，涌现出了不少人才，其中也包括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出过好几个宰相，最有名的要数清代名相陈廷敬。那么，晋商家族中最早走出来的宰相是谁呢？     

论吴藻词曲特质及其在女性文学史上的地位

清代女作家吴藻经常在作品中抒发崇尚自由的意志，与同时代具有类似意识的女性相比，吴藻能够突破视男性所享有的待遇为解放尺度的思维定势，揭示传统力量压抑全体社会成员个体的严峻现实，视阈更为高远，不唯如此，打通不同人群之间的界限、将个性解放当作全社会共同需要思路，也切入了时代要求的本质，在当时有着深化个性解放思潮的重要意义，吴藻词在表现其精神特质中形成了以豪宕悲慨为主的风格，在女性学史上具有很高地位。     

明清通俗小说江南传播及其经典化进程

明清通俗小说由作者笔下自在状态的文本,到成为审美对象的小说经典作品,只能发生在小说尊体,打破了以小道视之的传统观念以后。但明清通俗小说在江南的首刊和精刊,使得具有经典意义的创作文本,得以及时以相对定型的审美客体呈现于世人面前,进而成为经典存在;奇书概念在江南出现并广为人知,标志通俗小说经典作品被明确发现,同时暗含小说尊体的萌蘖;江南通俗小说精批精选,对作品博大意蕴、艺术奥秘的阐释,对其卓越创造、伟大张力及范式意义的揭示,则意味着小说作品经典地位初步确立。明清通俗小说的江南传播,成为其走向经典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具有不容轻忽的历史意义。     

清朝时期达斡尔族地区法制的变迁

达斡尔族地区法制变迁 ,是中华民族法制史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该民族的氏族组织 ,婚姻家庭、继承制度以及服兵役制度等 ,这对于研究我国的法制思想史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大有裨益     

清末宪政改革中的地方自治——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早在“百日维新”前夕,朝廷官员袁世凯就提出了异于康梁的、自地方变起的改革思路。1901年后,袁氏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力资源,在天津推动地方自治改革,颇有成效。终于,以预备立宪为契机,地方自治改革得以在全国推行。本文试图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为基本依据,展现士大夫观念之先进(他们对立宪与地方自治之认知程度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以及在中央权威弱化的背景下推行地方自治政策之困局。     

初论清代刑名幕友

刑名幕友是清代地方司法活动的实际操纵者.其通过专业学习和长期实践积累丰富的办案经验,形成了既注重依律办案又崇尚引经决狱、既追求仁恕宽厚又擅长诡谲狡诈、既重视证据确凿又深谙按需剪裁等独特的办案办式,并在清代法律文化传承发展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清末法制变革中的日本影响——以直隶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清末直隶地区的报纸、官宦对日本的游记等地方文献为资料 ,分析了日本对清末法制变革影响的原因、途径、方式以及后果 ,除对前人已有的研究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外 ,还对制约中国法制近代化的一些深层问题做了新的探讨。     

《钦定大清刑律》新研究

本文利用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复原了《钦定大清刑律》从1906年的预备案到1911年的钦定第六案共七个法案的编纂历程，辨析期间的变革、修订情况，发掘出一些鲜为人知的典故。法典修订论争中新旧两派的区别并非绝对泾渭分明，而且新派在立法中无视程序要求的做法也极为不妥。     

清代刑事司法中的比附

比附是清代法律推理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即在特定情况下比照某一法律条文定罪科罚。比附的方法有其内在深厚的机理及根本原因。探讨清代刑事司法中比附的特征、比附的展现、比附的原理、比附的深层原因等,或对当下在罪刑法定原则下的类推研究（主要是扩大解释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或借鉴意义。     

清代的司法检验

清代司法检验在宋、元、明三代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一、司法检验的体系和制度进一步完善;二、检验方法虽超不出《洗冤录》以经验为主的范围,但对《洗冤录》确实有不少的订正补充,其中也积累了丰富的检验实例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