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逻辑构成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指明了方向,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建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背景来看,西方人权话语曾一度左右国际秩序与人权话语"西强中弱"态势。从理念来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建构的指导理念;从原则来看,主体性、平等性、差异性、开放性原则是建构的原则;从内部构造来看,人权话语构造结构、逻辑、诠释与途径是构造的内容;从表达来看,多方合力表达关系、人权符号与人权话语转换是建构的表达;从功能来看,提升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人权治理与促进概念人权向制度人权转化是建构的功能。就论证内部逻辑构成来说,其背景、理念与原则是总纲性内容,而人权话语构造结构、诠释与途径是具体内容,人权符号与人权话语转换则是表达功能,从而有机形成了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逻辑构成关系。     

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空坐标

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间坐标,应当着眼于“后礼法”这样一个关节点。在“后礼法”时代,既要认真对待“礼法”时代之“礼”在“后礼法”时代的历史遗留物,更要积极应对“后礼法”时代本身对于中国法学提出的挑战。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空间坐标,应当从“中国与西方”这种传统的法学空间图式,转换到“中国与世界”这一新的法学图式中来。在传统的“中国与西方”图式中,现代性的中国法学话语主要是由西方法学来定义的,在“中国与世界”图式中,现代性的中国法学话语主要是由世界法学来定义的。通过建构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空坐标,有助于中国法学树立起自我意识与自主观念,承担起为世界法学做出“中国贡献”的责任。     

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国际话语权的争取

中国争取国际人权话语权需遵循解构—建构的思路。就解构层面而言,通过回溯西方人权话语的生成史,揭示其实质乃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和难以被证实的抽象假设。从建构层面来看,中国人权保障所取得的实践成就,以及推进人权保障中所形成的人权话语,在实践和理论上为中国争取人权话语权奠定了坚实基础。置此之下,我们需要更加注重人权话语权的争取策略和进路,坚定人权自信,深度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权内涵,构建三位一体的人权话语传播主体,不断充实和更新人权话语叙事载体,增强在联合国人权中的议题设置和通过的能力,大力培育人权理论和实践的高端人才。     

论中国的人权:“实践-理论-话语”协同进化

作为人权领域的后发国家,中国在人权的推进和发展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在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促进了人权事业的全面进步,引领了人权理论的转型升级、人权话语的传承创新和人权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从历史进程看,中国人权理论在西方舆论的冲击下予以回应,经历了从接受吸纳到整理批判,再到塑造特质的过程。中国的人权事业需要“实践—理论—话语”之间的良性互构。这三者共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规划人民生活作为最大人权、促动人权的普惠性、坚持人权的多边主义等核心要素基础上不断迭代升级。     

论当代中国法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建国后,我国曾为构建法学学术话语体系进行了四次有益的尝试,但中国法学学术话语体系尚未真正建立。今后法学界应当秉持民族语言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与中国法治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有机结合以及合理借鉴中外优秀法律遗产与立足现实的理论创新有机结合的＂三结合＂原则,理性探讨、凝聚共识,着力研究中国问题,从我做起,从当下做起,从而建构中国的法学学术话语体系。     

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分裂及其意义

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是在世界法制现代化的背景下开始的。在世界现代性哲学话语充满困境的氛围中,中国的法学话语也处于分裂的境地。当代中国法学话语的分裂,一方面对中国现代性的法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长此以往,也将阻遏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印度之行》中的权力和话语

《印度之行》里,不同的种族、性别、政治和社会话语相互冲撞、交织、聚合,形成一个紧张的话语场。福柯的权力和话语的理论以及社会语言学理论有助于我们从知识与话语、规训与身体等方面分析文本里所隐含父权殖民社会的规训权力的运作机制,揭示权力对个体的腐蚀,展示权力客体对规训进行的反抗以及新话语在抵制抗衡中产生,从而重新解读福斯特作品。     

中国学术要构筑自己的话语

中国学术需要独立思考，但问题出在缺乏思考。无疑，我们对西文学术仍需要关注，抱虚心学习的态度，紧追学术前沿，舍此就不能进行学术交流、不可开展学术对话。     

论国际组织表决机制发展中的中国话语权提升

国际组织表决机制在其长久的演化中表现出新的样态。表决分配机制将以平权与加权分配并重,而表决集中机制将以多数表决通过为主导,协商一致因其低对抗性的特点或将是未来的主流选择。但现有表决机制不仅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大国地位形成挑战,还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面临现实挑战,并将制约着规则制定中的中国话语权。对此,中国应以大局为视角,以微观为切入点,于现有规则体系之内,强化自身实力并将实力转化为切实的话语影响力;于规则体系之外,寻求建立符合和平共赢理念的新表决规则。     

论教育学中关于“生活世界”的话语

“生活世界”作为中国当前教育学理论探讨中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已经在教育理论及实吓中导致了一系列的变革,将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传统的师生之间的认知关系转变为以理解与对话为基础的主体性的我一你交往关系。这一转换直接带来了中小学日常教育活动的新面貌,如我一你式温馨评语的兴起与这一转换直接带来了中小学日常教育活动的新面貌,如我-你式温馨评语的兴起与推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的深化和创造性转换,但是,在将“生活世界”这一西方概念用于中国本土语境中,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缺乏乡村的视角,忽视制度化教育对学生身体的规训,将“生活世界”概念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混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立法观刍议

民族立法观是支配民族立法乃至整个民族法制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立法工作取得的快速发展是坚持科学民族立法观的必然结果。当前指导我国民族立法工作的根本指针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的民族立法观。认真理解和准确把握这些内涵丰富、与时俱进的民族立法思想,对于进一步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而言意义重大。     

从模仿借鉴到规范创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幼儿园课程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幼儿园课程经历了从模仿借鉴到规范创新的发展历程。幼儿园课程概念从消失到回归,内涵也不断发生变化,体现了不同时期秉持的不同的课程理念,也说明了幼儿园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幼儿园课程经历了从仿苏到偏离苏联轨道的过程,确立了学科课程与分科教学模式。改革开放以来,幼儿园课程进入了恢复与改革期,幼儿园课程开始由统一化走向多元化、自主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幼儿园课程进入规范和创新发展时期,多种多样的课程实践模式不断涌现。21世纪以来,在多学科的理论观照下,幼儿园课程呈现出创新变革的新局面。70年来,幼儿园课程建设和发展的事实表明,生活化、游戏化和整体性在幼儿园课程中或远离或趋近,但一直是幼儿园课程研究绕不开的基本课题。     

新中国70年我国学前教育管理变革的回顾与反思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在曲折中不断前进,具体到管理层面也不断进行着多重调整,主要表现为:在管理理念上从被动防范、强权控制到主动变革、服务教育的发展轨迹;在管理制度上存在着从权力中心到责任共担的历史演变;在管理内容上发生着从缺乏规划、封闭管理到规范调控、强调质量的总体变迁;在管理方式上经历着从集权模式到多中心治理的发展变化。回顾并反思新中国70年以来学前教育管理的变革历程可以发现如下突出特征,对儿童中心教育理念的逐步践行,对政府主导体制机制的日益强化,对规范发展管理目标的不断优化,对分级治理管理方式的建立健全。     

On Normative Discourse

If speaking of justice were the same thing as banging on the table, then normative discourse could not be taken seriously. The aim of this paper, however, is to vindicate the meaningfulness, and rationality, of normative discourse, and to outline its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 Normative discourse can be understood as if there were, in its structure, different “stages,” or layer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one stage to the next, complexity increases. Thus, I shall depict the emergence of normative discourse as a kind of genetic process.     

论1949年《共同纲领》的制定权

对1949年《共同纲领》制定权性质的研究,对于客观评价《共同纲领》的历史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共同纲领》制定权的性质,并以此为基础认为,作为《共同纲领》制定权主体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民主的正当性,并发挥了提供政权合法性的功能。而这种正当性与合法性体现在《共同纲领》的制定经过与程序。作者认为,《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临时宪法,具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民主性基础。但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共同纲领》尚不足以满足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宪法所需的基本条件,因此它并不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     

中国法典编纂的历史发展与进步

法典编纂是一种纯粹技术上的、使法律规范集中化、系统化和条理化的方法;在以成文法作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国家或法系中,法典编纂的发展水准就标示着法律技术安排的发展水准。虽然通说主张中国法典编纂始于战国初,而其实早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就已经有了最初的法典编纂;自那时直到现代,中国法典编纂经历了刑书时代、律统时代和近现代三个发展阶段。而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法典编纂的组织与程序、体例与技术都显示出发展进步的特点。     

“社会共治”的中国言说

尽管社会共治的中国言说受到域外理论的影响,但其实践脉络和理论内涵依然有着自身的特点。这是全球化、经济发展和政府决策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而法治中国命题的出现,从语境、实践和理论三个层面,为社会共治话语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社会共治是法治中国实现的重要途径,社会共治本身也蕴含法治的维度,其以法治为平台、限度和最终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