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正取向下我国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思考

政府对教育资源在地区分配的不平等、教育投入在学校间的不公正导致了在分配学习资源时的不公正,相应地导致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的不平等,并最终导致了社会的不公正。通过教育主体的选择影响教育资源配置与供给、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完善教育资源的配置与供给、公共部门的绩效管理激活教育资源的配置与供给来实现教育资源配置与供给的社会公正。     

城乡教育差别的制度归因与缩小差别的政策建议

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体制是使城乡教育产生严重差别的社会制度原因.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教育制度的种种设置与安排存有突出的"城市取向",这自然构成城乡教育的严重差别.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及二元教育结构已内化成城乡人口不同的教育意识与教育观念,这种意识与观念的不同又会反作用于城乡教育差别的存在.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实际上仍存在着较严重的城乡分野,存在着教育机会的认可与教育资源配置上的某种不平等的倾向,缩小城乡教育差别,更应加强教育制度与教育政策自身的改革.当代中国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政策,需要按照促进社会公平的原则进行更深刻的解构与建构.     

社会分层视野下的中国教育公平:宏观趋势与微观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总体表现为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稳步提升、高等教育入学和毕业人数大幅攀升等。但与此同时,教育公平问题也日渐凸显,教育获得的城乡和阶层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本文从社会分层和流动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影响教育机会公平的宏观结构和制度性因素以及微观因素。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不平等的扩大、阶层结构的"定型化"、教育回报率的上升等结构性因素使教育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从而导致社会各主体在教育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与此同时,一系列与人才培养和选拔有关的制度设置或教育政策强化了家庭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对子女学业成就和教育获得的决定性作用。城市或优势阶层凭借更丰富的各种资本,帮助子女在优质教育资源获得或升学机会方面取得胜利,最终导致受教育机会的城乡和阶层差异不断加剧。结构性因素和教育获得的微观过程两者相互强化,陷入一种非良性循环的过程之中,最终可能带来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或两极分化的风险。最后,作者指出,制定合理均衡的教育制度和具体的政策,逐渐弱化教育的阶层再生产功能,是教育决策部门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论私法上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

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共同构成人身法制的基础,两者均不具有无条件的合理性,只在特定条件下符合自由、效率、公平等价值取向.两者在各自的固有领域中发挥功能,彼此兼容、互补,从不同方面满足个人生活与社会秩序需要.人格平等为身份差异设置了限制,实现了特定领域身份差异的均衡化,导致特定身份差异的功能特定化,改变了固有身份关系的内容,并对身份差异在制度上进行弥补.身份差异对于人格平等进行了完善,只有在身份差异基础上才能解读人格平等,身份差异限定了人格平等的内容与实现状况.     

受教育者视角下的教育公平刍议

教育公平是指公民在受教育过程中的地位平等及其对教育资源的公平占有,包括受教育权利平等和受教育机会均等两个基本方面,分为受教育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个层次。实现教育公平对形成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保证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前的教育不平等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等基于先赋因素方面的差别和差距,政策刚性、教育产业化和扩招、教育腐败等造成的教育不平等。促进教育公平需要政府、社会、专家学者等各方面的参与。     

制度安排与社会空间极化——现行公共住房政策透视

自从中国实行住房商品化以来,以居住分异为典型特征的社会空间极化现象日益明显.与此同时,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公共住房政策由于目标定位的偏差,在经济适用房的区位安排中选择了"孤岛化、集中化和大型化"的空间模式,对市场化条件下的城市社会空间极化发挥了"同向强化效应",加剧和强化了社会空间极化.经济适用房居住区也不同程度地出现"贫民区化"或"类贫民区化"的趋势.因此,应将抑制社会空间极化、促进社会融合作为公共住房政策的重要目标,并切实从以下三条途径达此目标:采取"社区混合居住"的适度混居模式,注重居住与就业的平衡,注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在城市空间的公平配置.     

反腐败的中国社会语境探析——以我国市民社会阶层分化为视角

我国市民社会阶层分化表现出阶层差距过大加剧社会断裂、阶层结构闭塞导致 社会流动不畅、权力配置失当加深阶层矛盾等现状。由此,埋藏着腐败的社会结构诱因。具 体来说,阶层差距过大造成某些公职人员的财富观异化、社会流动滞涩造成既得利益群体腐 化堕落、权力配置失衡及不当运用促发腐败行为。而市民社会也蕴藏着反腐败的阶层动力, 因为腐败行为与市民社会自由平等的价值基础相抵触、腐败行为与市民社会的存在基础—— 商品经济相抵触、腐败行为与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发展进程相抵触。     

社会可以容忍怎样的不平等?——兼评《论不平等的法律调控》

平等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价值,是一个原则,是一项权利,是一种地位。平等是人类的理想,但不平等是社会的常态。罗尔斯认为偶然性会导致不平等,并提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条件。我们认为不平等的存在,从某种层面上讲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当不平等有利于弱势群体的最大利益时,这样的不平等才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能够容许的。郭兴利博士的《论不平等的法律调控》是对不平等问题积极回应的一部力作。     

消费视野下的城市阶层结构分析

消费分层已经成为研究社会分层的一种分析视角。在当前中国城市社会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消费形式——显性消费与隐性消费,进而相应产生了城市消费社会中的消费阶层化现象。根据各消费阶层在消费行为上的阶层化差异,我们将当代中国城市居民划分为炫耀型消费阶层、攀比型消费阶层、实用型消费阶层、生存型消费阶层和贫困型消费阶层等五个阶层。     

非法证据排除vs讯问策略——以《刑事诉讼法》第50条中“欺骗”的理解为例

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和非法证据排除的入法和细化对于实务部门的影响将会展现。通过采取特定策略(比如"欺骗")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取证据几乎每案必备。而我国对于通过讯问获取的言辞证据的排除标准不明确导致在实践中无法有效界定哪些通过特定的讯问手段获取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借鉴美国通过"欺骗"策略获取证据的可接受性标准,将有利于我国在实务中界定通过"欺骗"等讯问策略获得证据的排除标准,并且明确界定通过"欺骗"等策略获取的证据是否应排除的标准将有利于促进侦查活动向专业化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