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的权力、身份及文化政治表征

监狱的权力与身份形态诠释着监狱的文化政治向度。监狱文化政治既是把监狱的文化和政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一种理论立场和理论方法，也是监狱以政治为考量和指向的文化实践路径。当代中国监狱的文化政治在监狱权力话语、监狱意识形态、监狱文化认同和监狱文化领导权的互动、交融中展现内在结构和运行机理，表征了中国式的“规训与惩罚”。     

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展开法治思维与实施法治方式的前提

在人们日常思维和言语表达中，权力修辞占据主导地位。权力场成了影响决策的最主要因素，这既不符合法治的原则要求，也难以成就管理国家与社会的法治方式。从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的角度看，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是展开法治建设的思想条件。权力修辞与政法思维相匹配，重点维护的是管理秩序；法律话语与法治思维相适应，要限制权力，捍卫权利，是与法治建设相适应的法治意识形态，维护的是法律秩序。法律话语与权力修辞的冲突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从西方法治的经验和中国法治建设的需求看，法律话语能否平衡权力修辞关系到中国法治建设的成败。     

中西方意识形态领导权发展路径研究

牢固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对于稳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更好抵御西方语境下的意识形态霸权和所谓普世价值观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古代意识形态领导权而言,统治阶级大多倾向暴力性、强制性方式向社会输送正统意识形态,而近现代社会则更多侧重柔性意识形态的软化。现代中国坚持意识形态领导权不仅需要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而且需要提供更加稳定开放的政治生态以更好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现代理念。     

法律下的中国：一个构建法治中国的法理议题

构建法治中国是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共识,也是执政党法治观的集中表达。共同建设法治观和一体建设法治观建立在法律的同一性原则上,也承认了国家、执政党和社会的相对独立性。执政党法治观是构建中国国家法治观的前提,其落脚点在于对中国国家共同体的具体阐释。从法律的规范角度理解中国国家共同体,显示出其与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等视角在方法论、内容上和目标上的差异。法律共同体揭示了公民身份对法治中国的构成性功能。法律下的中国作为一个时代命题需要处理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宪法建制与公民忠诚、全球规则与中国国家行为等关系,破解国家权力高度统一与集体能力低下的历史悖论,创造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的总体性方案。     

法律、法学与法学家的中国语境

本文在一般法理层面，从阐释法学的知识和理论形态开始，解析其所承载的逻辑理性、历史理性、道德理性和实践理性，由此引申开来，着重论述近代中国事实与规范的悖论，包括法律信仰命题所彰显的法律的意义世界的紧张，进而叙明法律、法学和法学家在此转型时段的可能意义。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立足中国语境，紧扣近代中国建设法律的生活方式这一问题意识，力图自经验中抽绎法意，而于历史和现实的交互回应中，对于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的社会实效作出理论说明。     

宪法的社会性考察——以市民社会理论为分析路径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并立的矛盾发展,构成了西方国家法治的基础和根据。宪法正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不断斗争发展的产物,它使权力和权利都服从于普遍有效的良法规则,从而实现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从市民社会理论角度分析和审视宪法发展的深层历史脉络和渊源,我们发现:宪法主要是社会法或社会根本法。基于对宪法性质社会法的界定,以市民社会的建构驱动中国诸多制度性的宪法保障,明确国家权力行使的根据、范围、界限。     

英国法的主要特征——一个比较观察

<正> 美国法发展的历史连续性、传播的广泛性和在世界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受到世界各国法律界及其他学界人士的关注。对英国法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的层面讲,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看,其重要性都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随着同属于英     

法治信念的危机与法治论者的姿态——法治进入方法论时代的背景考察

中国的法治建设,在起步阶段就遇到一系列理论冲突与现实矛盾,这属于法治进程中正常现象。面对冲突的理论和复杂的社会现实,法律人对法治的信念不能丢失。信念的丢失而引发法治的危机说法多少有点危言耸听,但是,从面死而生的角度看,这会使人们更加理性和正确地看待法治的进程。也许只有在法治论者的苦苦挣扎中,我们才能够深入理解法治的真谛。坚守法治信念是法律人的基本意识形态,是法治理论和法治建设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     

中国司法现代化的演进逻辑与发展路径

中国司法建设百余年历程可归结为“现代性司法的中国化”与“中国性司法的现代化”两个基本命题,并在当下融合于迈向“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自主性现代司法模式。对于中国司法现代化的逻辑阐释及发展理路,可从达玛什卡司法程序类型理论寻找灵感。立足于现代司法的多样化特征,达玛什卡提出了一个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程序类型理论,并可引申出多元现代性视野下司法现代化存在多种选择的命题,这可以在理论上为“现代司法的中国模式”提供支撑。同时,摒弃去情境化的普遍主义,基于权力组织结构和国家形态对司法程序某种程度的决定性塑造作用,达玛什卡“重新找回国家”,深刻阐释了司法现代化的主体性逻辑与政治生态学命题。无论“现代性司法的中国化”,抑或“中国性司法的现代化”,都应充分关注程序改革与作为制度背景的中国司法生态特别是政治生态的契合性。未来司法建设应在中国性与现代性之间进行反思平衡,既要深入推进司法领域中国性价值与范畴的现代阐释,也要充分关注现代性价值与范畴在司法领域的中国表达。     

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监督理论的发展

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把加强对党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广泛监督，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来强调，他不仅重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且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仅强调党员干部要加强自律，而且强调权力机关监督的制度化建设；不仅肯定群众监督的内容，而且还强调党外监督的重要性。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在当今中国反腐倡廉的实践中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同时也是对社会主义监督理论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