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群体性事件参与——基于CGSS 2010数据分析

现有研究对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居民群体性事件参与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争议。基于CGSS 2010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公民的政治信任和相对剥夺感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研究发现,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公民是否受到政府工作人员的不公平对待显著影响其参与群体性事件。因此,提升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改善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对减少群体性事件尤为重要,要推进社会的有效治理,政府应在这两方面有所作为。     

政治信任何以转化为政治认同——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政治信任与政治认同息息相关,在政治态度层面呈现为由表入里的结构形态。通过分析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问卷,运用多元回归模型,考察政府绩效、政治参与等变量对政治信任转化为政治认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民政治信任与政治认同并非简单的线性逻辑关系;政治信任与公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而与价值认同的关联度并不明显;政府绩效在公民政治信任向政治认同转化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政治参与不仅能够调节政治信任与政府绩效的关系,而且影响公民政治信任藉由政府绩效向政治认同转化的过程。党和政府应从夯实政治信任基石、提高治理绩效、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等方面推动公民政治信任更好转化为政治认同,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政治效能感与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基于CGSS2010的定量研究

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发生机制是一个重要而未被充分重视的研究议题。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0年的相关数据和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文章主要检验了我国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和居民政治效能感对于居民选择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外在政治效能感对于居民选择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具有显著性的影响,而内在效能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与已有研究结论不同的是,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对于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影响也是不显著的。     

政治效能感的性别差异与女性政治参与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CGSS2010)的数据与政治效能感的二维概念框架,对大陆女性居民政治效能感状况及其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就政治效能感而言,女性在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得分上均不及男性;在政治参与方面,女性在基层选举、依法抗争和社区参与中存在同男性相比相对不足的现状;二元Logit回归模型及性别与效能感的交互效用模型表明,政治效能感的性别差异在整体上有助于解释女性在政治参与活动中的相对不足现状.     

社会公平视阈下的政府信任构建——复杂关系与提升路径

社会公平理论提供了审视政府信任的结构化视域,其核心是关注个体相对剥夺的社会比较心理及其政治性后果,有效弥补了以政府绩效绝对水平为主导解释政府信任的诸多不足。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存在复杂的关联与调节模式,具体表现为:主观看法决定信任评价、个体期望制约政府信任、多元公平影响效应不一、阶层差异分化政府信任、职能归因形成差序信任。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当代背景下,基于公平路径改善和提升政府信任至关重要。     

城市务工经历、现代性体验与农民政治效能感

本文基于CGSS2010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城市务工经历、现代性体验对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检验了现代性体验在城市流动经历和农民政治效能感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城市务工经历、现代性体验均对农民政治效能感起到正向的影响;现代性体验在城市流动经历和农民政治效能感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上述结论表明,尽管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比没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的政治效能感要高,但是这一差异并不是完全由城市务工经历造成的,更多的是因为大众传媒使用、日常学习、政治参与产生的。为此,要加快提升农民媒介素养,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完善以长期居住地为基准的城乡居民政治参与权制度,拓宽流动农民政治参与渠道,提升流动农民政治参与能力。     

政治参与行为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基于浙江省闾村基层民主选举投票的实证调研

在关于政治参与影响政治效能感的研究中,国外学者发展出了＂工具说＂、＂发展说＂和＂结果说＂三种解释框架。虽然三种解释不尽相同,但学者普遍认为积极的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感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尽管影响的因素、程度和范围存在不同。本文基于浙江省闾村实证调研,发现选举式的参与活动（参与投票、参与竞选活动、投票给当选者、参与当选者的助选活动）均未能显著影响政治效能感和村民效能感。甚至在村民的投票行为与主观期望的结果相一致时（投票给当选者、参与当选者的助选活动）,亦未能发现其对效能感的显著影响。     

时空视角下中国新市民政治效能感的变化轨迹研究

中国新市民政治效能感时空变化是考察现代化进程中这一新兴群体政治态度的一个独特视角,它与人的现代化有着一定的契合性。本文通过量化研究和较为科学的研究设计,试图揭示中国新市民政治效能感的动态变化轨迹,进而说明人的现代化的是非曲直。研究发现:中国新市民政治效能感的时空序列都不是一个直线发展的趋势,几乎均是曲线发展的状态,而且那些占据传统时空的新市民并没有表现出低落的政治效能感,相反在比较中趋于较高的水平,那些居于现代时空的新市民虽然表现出些许的现代性,但也并不稳定。由此本文推论,中国快速的现代化对于人的冲击,尤其对新市民群体政治态度的冲击相当巨大,导致新市民政治态度的易变性和不一致性,它带来的所谓人的现代化必然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高职学生择业效能感的调查与分析

以Bandura自我效能感理论为基础,采用龙燕梅修订的大学生择业效能感量表（CDMSE）对高职学生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高职学生的择业效能感存在年级、性别和专业上的显著差异,在年级上表现为随着年级的升高,择业效能感呈现出由低到高再到低的发展趋势;在性别上男生收集信息的能力显著强于女生,在专业上表现为文科学生低于其他学生。     

社会经济地位、民主观念与政治信任——以上海为例

对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有理性主义和文化主义两种理论取向。基于上海市的实证调查数据,通过因果模型检验了社会经济地位和民主观念在解释政治信任来源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民主观念对政治信任的直接作用和中介作用在不同的年龄群体中有较为明显的差别。具体来说,上海居民的政治信任主要取决于对民主观念的认同程度和对社会冲突的认知状况,民主观念在政治信任和社会经济地位两个因子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青年群体的政治信任更多地受到社会冲突认知和民主观念的影响,而社会经济地位更能够改变中老年群体的政治信任。这反映出文化主义在青年群体中对政治信任的解释力更强。     

农民工政治效能感的现状和后果：基于实证的比较研究

在农民工政治参与研究中,大部分文献关注农民工的制度环境和工作环境,很少有文献关注作为参与主体的农民工自身的现状。这种强调外部世界的研究路径忽视了对作为政治参与主体的农民工自身的考察,从而导致我们无法从农民工自身角度解释农民工政治参与行为的内在逻辑。因而,有必要从实证角度考察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内部世界——政治效能感。调查数据显示,务工农民工和返乡农民工均缺乏政治效能感。这些研究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农民工政治参与既有的三种解释模式,即“素质论”、“城乡二元模式”和“理性选择论”。访谈记录显示,影响务工农民工和返乡农民工政治效能感的关键因素是基层政治生态。农民工普遍认为基层政治生态带有“血缘”和“关系”的成分。在农民工眼中,村民自治已经发生“内卷”,由“村民自治”变为“村干部自治”、“村委会自治”。农民工的参与期望较高,表明他们期待一种文本意义上的“村民自治”。文章基于历史的分析和现实的考量提出了长期和短期两套应对策略。     

城市融入、组织信任与农民工的社会信任——以对纺织服装业农民工的调查为例

研究8个城市24个纺织服装企业850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社会信任总体状态处于中间水平,其组织信任(组织系统信任和员工-管理者信任)和城市融入程度越高,社会信任程度也越高。以人际交往、人际交往感受为表征的城市融入之于社会信任的重要性,说明传统的信任途径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建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安排与实践、制度认知和评价基础上的组织信任对于社会信任变异解释力说明了社会信任建构的制度影响。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既是关系的,也是结构和制度的,其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有赖于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法制建设提升组织系统信任和员工管理者信任,以及消弭社会排斥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缘起、方法与理论论争

政治信任是一个有着强烈现实关照和理论根基的研究领域。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根本动力和主要内容在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对于理论的分析仅仅停留在西方思想的引介阶段,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信任理论的挖掘和分析十分欠缺;在研究方法方面,许多学者越来越倾向于运用实证的,尤其是定量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的政治信任问题,但是在样本选择、数据分析等方面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在观点论争方面,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研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观点趋同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政治信任研究仍然处于思想积淀不足、理论分量不够的研究领域初创期。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只有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加强学科融合,深化对理论元问题的剖析,加强对中国本土信任文化的挖掘,才能推进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研究不断发展。     

宗族认同、政治信任与公共参与——宗族政治视阈下的农民政治信任

宗族规模的大小不仅影响族群认同及族人之间的信任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政治信任。在对高层政府的信任方面,大姓和小姓家族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对于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小姓家族却表现出较高的信任度。从根本上讲,农民政治信任的宗族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对宗族的排斥态度所导致。因此,增强农民对政府的信任感,亟需在国家(政府)与宗族之间形成较稳定的沟通和协商机制,从而构建体制性力量与社会性力量之间的和谐局面。     

政治信任、社会资本和善治——全球视野下国家善治集聚现象的探索性空间分析

善治是衡量一国和地区绩效的重要指标。笔者以2002年至2009年间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首先对政治信任、社会资本与善治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然后对政治信任、社会资本与善治的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相关性展开探索性空间分析。本文将善治分布的空间集聚因素纳入到善治分析理论,证实了政治地理学者对空间因素在比较政治研究中的重要性判断。研究发现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善治空间自相关性逐渐增大且趋向稳定;基期的政治信任、社会资本与邻近国家和地区现期的善治水平具有跨期影响。这一结果强调了协同绩效是缩小区域绩效差异和提高善治水平的重要手段。最后,文章从区域绩效的目标、合作、预警和协同提出政策建议。     

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如何影响民众的公共医疗公平感——基于七省市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

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也就是在因病需要就医时能否及时得到相应的医疗卫生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医疗公平感。基于一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在就医医院类型上,选择到城市二级医院和农村县级医院受访者的公共医疗公平感更高一些;在就医过程中,如果受访者认为医疗费用太高或者对医生的信任程度较低,就认为当前的公共医疗是不公平的;在基本医疗保障及其满意度上,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受访者更倾向于认为公共医疗是不公平的,基本医疗保障能够在现居住地进行结算有助于增强公共医疗公平感,对现有基本医疗保障的满意度越高就更倾向于认为公共医疗是公平的。相关研究发现对于推动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侧改革,进一步促进公共医疗的公平正义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新兴中产阶层的政治信任研究——基于17个城市的调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开始涌现,与其它阶层相比,新兴中产阶层总体上有着更高层次的政治信任,他们在对我国政体基本原则的认可上、在对我国政府所推行的基本政策的评价和对具体政府机构的信任上有着更为强烈的情感.新兴中产阶层对于我国政府的这一信任态度为我国的改革提供了非常合适的环境,他们非常期待我国政府能够尽快采取措施进行改革,从而建立一个稳定的、繁荣的中国,实现自己的“中国梦”.     

公共危机情态下社会信任对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影响——基于山东省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山东省村民的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公共危机背景下社会信任对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村民整治行为响应受到制度信任、人际信任、风险感知和参与意愿的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参与意愿、人际信任、制度信任、风险感知;社会信任和风险感知对参与意愿也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信任能够正向促进村民风险感知。此外,社会信任还能够通过风险感知和参与意愿对行为响应产生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