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自由案件中的“公共论坛”原理——基于美国宪法判例的分析

＂公共论坛＂原理是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表达自由案件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当公民企图利用某些公共财产传递信息或者进行交流时,政府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对此类表达活动加以限制。依据该原理,政府对表达自由的限制是否合宪,与所涉及的公共财产是否为＂公共论坛＂有一定的联系。本文介绍了＂公共论坛＂原理的形成过程及司法适用,并分析了它的合理性和缺陷及其可能的启示意义。     

反垄断法的产权解构及规制革新——在“公共领域”视角下

文章运用产权经济学的观点,从产权界定和交易费用的关系入手,进而引出"公共领域"之概念,并以此为依托对传统反垄断法体系中的诸多理念进行了全新解构.在巴泽尔关于"市场中总是存在很多未界定之产权"论断的支撑下,笔者对反垄断规制原则在革新层面上做了诠释,提出了在产权分配的动态均衡过程中构建反垄断规制框架的观点和看法.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美国的经验及其启示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 ,是宪法行政法中的重要内容。美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中的许多做法 ,如设立专门的应急事务管理总署、制定联邦应急计划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 ,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借鉴。     

群体性事件应对方略探讨——吴江市“平望垃圾焚烧厂”事件引发的思考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频发主要有社会机制原因,利益诉求机制不畅,部分群众法制观念淡薄、从众心理引发危机事件等原因。我国宪法、刑法、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等有关群体性事件的规定都不完备,立法现状亟待改革。宪法层面应进行许可制的改革和请愿权的入宪;刑法层面应明确群体性事件的首要分子、积极参加者的范围,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行政法层面应加强法律法规的具体适用;同时,健全预警机制,加强普法宣传,完善行政救济制度,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促进信访向诉讼转变。     

美国“应对公共突发事件”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建立了较完善的应急管理机制。其特点是依法行政，预防为主；组织严密，协调一致；信息畅通，科技领先；以人为本，珍惜生命；不惜财力，确保安全。借鉴美国经验，我国应当建立和完善紧急救援管理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加强立法，依法办事，建设好培训基地，完善多层次、多警种的培训工作。     

“互联网+”背景下公众参与公共治理:文献综述与前瞻

现有互联网+背景下公众参与公共治理研究主要聚焦该议题的基础概念、价值叙事、特征素描、经验总结、问题发现和破解路径,深化了人们对该议题的认知。然而,存量研究也存在对党的领导与公众参与公共治理不深入的问题、公众参与公共治理的价值基础以及互联网技术风险关注不到位、不透彻等问题。鉴于此,聚焦理论问题,补齐研究短板,提升实践效能,如此一来,助益互联网+背景下公众参与公共治理的有序和有效。     

对当前公安信访工作的理性思考——“蝴蝶效应”对群体性信访的启示

公安信访问题已经成为公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的重视。如今在全球经济、政治格局转型时期,我国政府机构设置、公安机关现行运行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全新利益格局下的要求。在当今社会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诉求和救济制度,加之信息传导的失真和失灵,民众的情绪形成了＂蝴蝶效应＂,并在一些地方最终升级成为与公安机关的对抗。群体性公安信访问题的解决,在于开通利益诉求渠道的安全阀,防止民众情绪升级,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检察权运行效用评估体系的法理构建——布莱克“司法社会学”及其启示

根据布莱克的司法社会学理论，作为司法权的检察权在运行中势必遵循一系列宏观定量公理，生产一系列微观社会结构，并且力求二者在和谐社会的理想境态中达成统一。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对检察权运行效用的法理评估应以“和谐法治”为轴心，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引，并结合当今中国检察改革的实际需求，全面科学地予以建构。     

“邻避冲突”理论及其对邻避型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启示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民众对城市公共设施要求越来越高,公共设施的建设引起“邻避冲突”现象越来越明显,邻避型群体事件也呈高发态势,治理邻避冲突风险成为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这也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巨大挑战.通过学术界关于“邻避冲突”理论研究的分析,梳理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探讨治理因邻避设施引起群体事件的策略,为各级政府化解邻避冲突风险提供有益的启示.     

“四步法”解答公共危机类试题

在领导干部公开招考中,如何应对公共危机事件。常常是考察的内容之一。公共危机是指一个事件突然发生,并对大众正常的生活、工作以及生命财产构成威胁。它具有突发性、公共性、危害性的特点,主要有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处置、事故灾害处置、     

“恶意诉讼”立法规定与规制的技术及其原理——兼评《民事诉讼法》第112条规定的合理性

鉴于民事诉讼形式理性的基本特征、法官裁判的基本准则以及诉讼模式的限制,域外对于恶意诉讼的立法规定,不仅普遍采用的是具体行为罗列式的立法规定技术,而且也多视角、多方位地设置了多层次、多种类的规制措施与规制机制。目前我国民事程序立法上把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作为恶意诉讼成立必要条件的立法规定,以及简要、单一的规制措施与规制机制设置,是不科学、不合理的,也难以适应司法实践中规制恶意诉讼的现实需要。     

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评介及其启示

我国台湾地区自上世纪末以来开始实行改良式当事人进行主义的刑事诉讼新制,引入认罪协商、交互诘问等制度,但新制却加剧了固有的审级功能不分造成的诉讼低效。2010年9月1日生效的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旨在提高审判效率、实现迅速审判,但其牺牲当事人利益换取诉讼效率的治标式立法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刑事妥速审判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审判拖延的问题,其立法成就与缺陷留给大陆诸多启示。我国大陆应在刑事诉讼中重视保障被告人的期间利益,确立诉讼迅速原则,并取消以审限作为法官考核指标的规定。     

公民意志的表达方式及其法律规制——以“投诉合唱团”为视角

在我国,公民意志的表达具有多种法律渠道,投诉合唱团是一种新型的表达方式。投诉合唱是一种社会权利,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权力意义。投诉合唱团拓展了民意表达的方式和渠道,为政府了解社会和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投诉合唱团在社会权力表达方面也存在局限性,有必要对投诉合唱进行适当的法律规制。     

全球化时代的司法主权及其行使——从“阿克毛死刑案”说起

英国人阿克毛因携带巨额毒品被判死刑引起了一系列社会反应。笔者从社会学角度和法律学角度，诠释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两国互不理解造成的冲突。笔者认为国内对此事的反应是建立在过时的绝对主权论之上，阿克毛被判处何种刑罚是中国的司法主权，但是关心阿克毛的生死是英国人的主权。笔者同时提出国内刑罚执行体制上的缺陷：赦免制度缺失，建议尽快将赦免法列入立法规划。     

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败说”及其对我国行政管理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重点是"政府失败".它根据"经济人"假设为前提,较深刻地剖析了当代西方政府失败的种种表现和原因,并提出矫治"政府失败"的对策.研究政府失败说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有效发挥行政管理的作用具有理论借鉴和现实意义.     

论道德权利诉求中的司法克制主义——以浙江温岭“虐童事件”为分析背景

在浙江温岭的虐童事件中,针对肇事者颜某侵犯幼童道德权利的虐童行为,一种主张重判颜某的司法舆论成了该事件中的倾向性舆论。在权利社会中,道德权利是一种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权利形态。在道德权利的法律化过程中,我们要警惕道德权利泛法律化现象的出现。在司法实践层面,针对道德权利诉求,司法应该保持一种克制姿态。在社会纠纷解决的机制层面,对道德权利的实现和保障迫切地需要建构相关的道德权利纠纷解决机制。而在司法与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层面,面对社会舆论当中的道德权利诉求,中国司法要防止陷入到从‘司法舆论’到‘舆论司法’的逻辑怪圈当中。     

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以浏阳“12·4”烟花厂爆炸事故为例

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事件时有发生,危机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给各级政府高效应对带来了挑战,也对政府完善危机管理体系提出了新要求。以浏阳“12·4”烟花厂爆炸事故为切入点,以努纳马科的危机管理三阶段论为理论基础,通过分析政府在危机各个阶段的表现,剖析政府危机管理中出现的预防预警机制缺失、行政监督效果欠缺、教育培训不足等问题,并据此提出建设性的完善对策,旨在提升政府的危机管理水平,降低危机发生频率,增强危机应对能力。     

公共危机信息管理过程研究——以河南“钴60事件”为例

公共危机管理中信息管理是关键,如果处置不当,容易造成危机的扩大化,将会给人民财产带来巨大损失和国家安全的不稳定。因此,加强危机管理,尤其是加强对危机信息过程的有效管理便成为处在现代化发展关键时期所要认真思考的一项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河南"钴60事件"的信息管理过程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从其信息封锁、信息无序、信息纠正、信息对称四个方面实证研究来看,我国在公共信息管理方面存在很大不足。我国公共危机信息管理过程须从信息公开、建立信息管理体系、媒体利用、信息资源共享等几个方面进行优化。     

“政府信息”的司法认定标准研究——基于一则美国经典判例的分析

对于何为信息自由法上的“政府信息”,美国经典判例“福谢姆案”给出了法官分析判断的思路和认定标准:“政府信息”的判断可分为对于“行政机关”的判断和对于“信息”的判断,前者的认定需要从是否受到联邦政府的实质控制着手进行分析;后者的认定则需要从信息是否为行政机关制作或者获取着手进行认定.美国这一司法认定标准对于解决我国当下实践中所遇到的如何认定“政府信息”问题具有实体和方法上的双重意义.     

民事诉讼代理人资格扩张论——亦论公民代理司法审查中的法官“造法”

新《民诉法》施行后,司法实践中职业公民代理现象得以有效遏制,极大程度维护了民事诉讼的正常秩序.但与此同时,非属新《民诉法》第58条第2款所列3项范围内的公民,在司法个案中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的情况仍时有发生,而其是否可以担任民事诉讼代理人及其代理行为的效力应如何认定,颇值研讨与商榷.本文即以此为视角,运用法学方法论对此进行阐释,探讨在符合规范目的及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下,法官应发挥其司法能动性,经由法律解释到漏洞填补的过程,在法律适用上行使法律续造权能,进行适度“造法”,使司法审查有条件地扩张对民事诉讼代理人资格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