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与反对“党八股”

“党八股”一词足人们耳熟能详的。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号召整顿党内存在的“三风”，其中一项就是反对“党八股”的文风。但是，“党八股”这个概念并不是毛泽东所首创，最早使用这个词语的恰恰是毛泽东所批评的“左”倾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     

一盘难下的棋：反对“左”倾冒进，还是反对右倾保守

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围绕建设速度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思路发生了严重分歧:一个要高速度,坚持反对右倾保守;一个从实际出发,执意反对急躁冒进.     

对毛泽东“大跃进”时期提倡“留有余地”的几点分析

＂大跃进＂运动时期,针对高指标和浮夸风,毛泽东反复强调要＂留有余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这一时期复杂的思绪脉络。在以＂鼓劲＂、＂升温＂为基调的成都会议和武汉会议上,毛泽东警示各地定计划要＂务实＂、＂谨慎＂,＂留有余地＂,体现出热中带冷的思想方法;＂大跃进＂高潮阶段,对决策＂1070万吨钢＂的细致、多谋和谨慎,不仅体现了他要求＂留有余地＂的一贯思路,也表达出他对目标恐难实现的担忧和疑虑;＂大跃进＂纠＂左＂阶段,专门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角度对＂留有余地＂进行阐述,不仅更具针对性和说服力,也体现出思想方法上的提升和发展;＂大跃进＂反复直到结束阶段,毛泽东把对＂留有余地＂的思考,进一步放到了掌握工作主动权、提高全党领导国家经济建设水平的战略高度,体现出他认识上的更上层楼;＂大跃进＂运动结束后,仍持续不断地讲＂留有余地＂,反映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和建设规律的深入思考和探索。     

反“左”先驱、——张闻天对待“左”倾错误的科学态度

纵观张闻天的革命生涯,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一生反"左".他的反"左"理论,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宝库;他的反"左"精神,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左”倾思想的理论批判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遭受过三次“左”倾思想的干扰和破坏。“左”倾错误思想一直受到毛泽东的批判和坚决抵制。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但因当时紧急的战争形势,毛泽东没能对“左”倾错误思想从理论上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开始进行反思,从理论上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剖析和批判。     

刘少奇对苏区工人运动反“左”斗争的卓越贡献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之时,担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委员长的刘少奇,无论在白区还是在苏区,都自觉批判、抑制了“左”倾冒险主义对党和革命,尤其是对工人运动的干扰破坏,使白区、尤其使苏区的工人运动得以健康发展,不断壮大。本文着重论述刘少奇在苏区工人运动反“左”斗争中的突出贡献,及其对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一、纠正了将“独立劳动者”统统排斥于工会组织之外的错误,壮大了苏区工人阶级的力量“左”倾机会主义在提出要建立“阶级工会”,首先就要确定加入工会的人都是真正的无…     

长征初期，毛泽东与“左”倾错误的七次斗争

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此时,随队转移的毛泽东尽管已经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委和前敌委员会书记职务,被剥夺了对红军的指挥权,但他仍以大局为重,以高度的责任感,“不在其位”仍坚决反对“左”倾错误的指挥。从1934年10月到黎平会议召开,毛泽东与“左”倾错误的斗争至少有7次。会昌之争,毛泽东实事求是:我们应该到敌人力量薄弱的湘南去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8.6万余人从瑞金出发,开始战略…     

“左”倾错误与国民党两个高级军官的毙命

一1931年,鄂豫皖红军在反“围剿”的双桥镇战斗中,活捉了国民党军第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岳维峻,字西峰,陕西蒲城人。岳少时习骑射,有侠气,后加入同盟会,参加关中反清起义,后入陈树藩军中之教导营,与胡景翼等参与讨袁、护法诸役,岳任靖国军前敌总指挥,后为国民二军总指挥、师长     

从“土洋并举”到“以土为主”——“大跃进”时期技术革命方法的嬗变

20世纪50年代后期．超英赶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梦寐以求的理想。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把技术革命确定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之一．技术革命由此成为超英赶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主要工具。     

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关于总体布局的发展历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全面发展、全面进步、全面现代化的社会。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建设战略部署，并且提出了包括经济富强、政治民主、精神文明在内的“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格局。党的十五大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基础上，设计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从而使“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格局更加明晰而深入，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文化大革命”与中国改革的缘起——访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王海光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历史是不容背叛的。“文化大革命”是建国“左”倾错误发展的顶峰,以“左”的极端形式,全面暴露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促使人们猛醒深思,从而为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提供了历史选择的机缘。为了反思“文化大革命”这段惨痛的历史,就“文化大革命”与中国改革的缘起问题,我们走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王海光。改革方向的偏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模式记者:中国改革机缘从出现到成熟,前后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前一个十年,中国受苏共二十大的启发,力图走出一条新的更快更…     

从“多快好省”到“又好又快发展”——论毛泽东对发展观的探索和科学发展观对其新超越

如何解决好好与快的关系,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毛泽东选择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发展模式,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通过这一优越的社会制度快速发展,以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囿于历史条件,毛泽东的发展观还局限于经济增长方式上,单纯强调快。科学发展观则是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内在要求的,强调国民经济既好又快地发展,这是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和对毛泽东发展观的发展。     

对“讲政治”的思考

近年来,全党开展的学习邓小平理论活动,在县处级以上干部中开展的“三讲”教育,最近围绕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展的学习和宣传等,都充分发挥了我们党在政治上的强大优势,有力地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和巩固这一地位,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要继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坚持不懈地对党员和群众进行理想和信念教育,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不但要大力加强而且要不断改进理论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在增强说服力、战斗力,增强针对性、实效性上下功夫,使…     

大学生做“村官”：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现象

政治发展指的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在政治上所发生的变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今天，大学生做“村官”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项新探索。早在2005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了《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     

新班子要有新作风新形象——一论换届后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

目前，全国、市、县、乡党委换届工作已基本结束，省级党委换届也将于今年上半年全部完成。中央要求，换届后要及时把领导班子建设的重点转到思想政治建设上来。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的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的要求，全面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在新的领导班子中努力培育新的作风，树立新的形象，以振奋的精神、昂扬的锐气和良好的作风，意气风发地带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     

以基层民主引领新农村建设——对太平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必须深刻认识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重大意义，推动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①近年来，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太平村党总支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制度建设为抓手，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与总结

"大跃进"期间,尽管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走了一些弯路,但他一刻也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执著探求。面对挫折,他深刻反思,从"大跃进"的高指标中总结出经济建设必须搞综合平衡、从人民公社基本经济核算单位的变化中总结出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和运用价值法则、在1960年纠正"五风"的过程中总结出调查研究不能走马看花等。这些探索,为后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     

庐山会议后的政协“神仙会”

<正>在中国人民政协的历史上,从1959年12月到1962年9月,"神仙会"曾作为一种特殊的会议方式,用来促进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各界的商议和交流,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从而解决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现实中出现的困难。     

科学地分析、研究历史问题——试述上海的“大跃进”运动与这一时期

一段时期以来,包括党史工作者在内的社科工作者在研究上海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历史过程中,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发表了不少论文和著作,这是十分可喜的,为以后撰写上海地方党史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某些历史时段,情况比较复杂,既在探索过程中取得过成功的经验,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