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与善治的转变

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在参与文化活动、实施文化管理等方面的关系,关键是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相统一的“三位一体”的国家文化治理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和文化善治转变.     

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及政府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

文化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决定着政府在文化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国情要求,党和政府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方面是"元主体",要承担"元治理"的责任。具体到文化治理,政府的基本职责应该包括:架构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保障和实现国家文化需求;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和发挥"社会"在文化治理中的积极性。     

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及政府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

文化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决定着政府在文化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国情要求，党和政府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方面是“元主体”，要承担“元治理”的责任。具体到文化治理，政府的基本职责应该包括：架构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保障和实现国家文化需求；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和发挥“社会”在文化治理中的积极性。     

权力边界与职责担当:文化治理的“三元”主体格局建构——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

文化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和维护公民文化权益的重要载体。协商民主作为我国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在"广泛多层制度化"实践中,其"平等""包容"的价值诉求、"交往""商谈"的实践特质和"批判""整合"的思维取向,契合了我国文化建设中"多元治理"的改革诉求和时代趋势。本文提出在打破"全能政府"和"超级保姆"的同时,构建"政府—社会—市场"三元文化治理主体格局,以保持三者权力结构与作用边界的动态平衡;并以协商民主的"宪政体制"框架、"双轨制"机制和"公共理性"原则为导向,以控制政府权力、培育社会组织、规范市场力量三大维度为切入点,界定各治理主体的外在权力作用边界和内在职责担当,最终实现"强公共领域""弱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提升文化治理的整体管理效能。     

建构“权威”多中心社会结构 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平稳过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治理体系的目标。这是对过去所称谓的"社会管理"模式的一种超越,这种超越不仅仅体现在治理理念上,更体现在对国家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置上。由于受传统计划思维惯性、"政府本位"政治文化及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我国目前总体上还处于"社会管理"阶段,至多处于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过渡阶段。因此,如何保障社会公共事务由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的快速、平稳过渡,成为我国建立现代治理体系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要实现向社会治理模式的快速、平稳过渡,首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建构"权威"多中心的社会结构这一社会治理模式存在的基础。这需要一方面大力培育公民社会,另一方面确立现代的治理理念,同时还需要羁束政府的公权行为。     

主体间性:社会管理持续变迁的一种分析框架

作为对主体性反思与超越的主体间性在社会管理中主要体现为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国外相关社会管理理论中福利国家理论表达了一种国家对市场的控制;新公共管理理论重构了一种市场神话主义,建构起"企业家政府";"第三条道路"理论寻求国家与市场间的综合;治理理论明确提出国家、市场与社会是治理公共事物的合作伙伴。我国社会管理体制中单位制与人民公社体制建构起国家一元化管理;体制转型时期,国家创造出市场这个合作伙伴,社会开始获得一定程度的发育,社会管理开始出现多元主体;社区制中,国家将市场与社会看成合作伙伴,建构起党委、政府、社会与大众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国外社会管理理论与中国社会管理事实都遵循着从国家中心主义向国家、市场与社会多主体治理转变的轨迹。作为一种分析框架的主体间性不仅有助于解释国外社会管理理论演化与国内社会管理体制变迁,而且可将其勾连起来研究,以指导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再建构。     

论文化治理的运行逻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实现对社会的综合治理。这引发了学者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及治理能力的相关思考。文化作为一种软性的治理手段,虽然并非是现代社会的常规国家治理方式,但却在中西方传统社会至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笔者从国家治理中的文化因素入手,考察文化引发治理困境、促进治理转型、达成治理优化的运行逻辑。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治理社会”与“社会治理”——兼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社会存在决定治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治理。中国社会治理的目的不在于对社会管理技术名词上的革新,即"统治""管理"向"治理"的飞跃,而在于努力实现中国社会稳健发展,维护人民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利益。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和全球化情境下,谋求做到国家、政府"治理社会"向国家、政府和社会共同治理、相互治理转变,将社会治理社会成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治理——传统文化助推中国式治理探微

正中国式治理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必须立足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展开。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过分强调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倡导权力多元化但有着过度削弱国家主权和主权政府权威的风险。尽管治理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它也不可能代替国家和市场对大多数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还有"治理失效"的可能。中国式治理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必须立足于我国     

现代国家文化治理指标体系设计初探

今天,"文化治理"这个命题被越来越多地提出,构建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培育相应的治理能力已经刻不容缓。因此,有必要设计一套用以评估文化治理绩效的指标体系。20世纪以来,社会指标运动兴起,新公共管理思潮影响着政府的改革。政府的工作指标体系中首先出现了公共文化服务指标,对公共文化机构数量、场馆设施面积、服务人数等进行统计,加以评估。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文化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受到政府重视,相应的统计数据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指标制定依据。统计早已是现代社会普遍适用的衡量、分析技术手段,指标也就相应成为了一种绩效评估工具。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指标研究相对滞后,尚处于起步阶段。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向前,文化指标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化,以期对文化政策实践起到真正的指导作用。文化指标研究主要涉及文化指标与文化政策的关系、文化指标与文化统计项目的关系、文化指标与一般性指标的关系等。本文建构了现代国家文化治理指标体系基本架构,并详细罗列了十项文化治理核心指标,以期对该治理领域的绩效评估方法和机制做出一个初步探索。     

文旅融合发展中的"文化-旅游""政府-市场""中央-地方"三大关系

完善"文旅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就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属于结构性问题,国家治理能力则是功能性问题.文章运用"结构-功能"分析法,着重分析文化与旅游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三个主要关系的结构及其功能,助力国家顶层制度设计,提高地方政府行为效能,不断地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持续优化,使得文化和旅游两者都齐头并进获得可持续发展.由此,我国各民族不但可以增强文化自信,而且可以一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有助于提高中华民族文化影响力,而且可以跟世界人民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化中介组织在地方政府间关系中的作用

去年9月13日颁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强调指出“制定和完善文化中介机构管理办法,规范中介行为,提高服务质量。”可以看出,国家强调要不断进行文化中介组织的改革,表现出国家对文化中介组织发展的重视。文化中介组织不仅具有扩大文化商品和信息流通、引导文化消费、开发文化专业市场等市场功能,还具有促进文化事业体制转换、促进政府职能转换、加强政府和社会的沟通、改善地方政府间关系等社会功能。     

“放管服”:从资质管理走向行为管理

正"放管服"改革是一场重塑政府和市场关系、刀刃向内的政府自身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放管服"改革推进的不断深入,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市场活力明显增强,人民群众办事创业更加便利。在"放管服"改革推进过程中,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方式逐渐从传统的资质管理向行为管理转变,这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政府市场管理的方式及其演进市场是现代社会创新活动的源头,从蒸汽机到互     

文化中介组织在地方政府间关系中的作用

去年9月13日颁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强调指出“制定和完善文化中介机构管理办法，规范中介行为，提高服务质量。”可以看出，国家强调要不断进行文化中介组织的改革，表现出国家对文化中介组织发展的重视。文化中介组织不仅具有扩大文化商品和信息流通、引导文化消费、开发文化专业市场等市场功能，还具有促进文化事业体制转换、促进政府职能转换、加强政府和社会的沟通、改善地方政府间关系等社会功能。     

“中国之治”的五重成就与崭新格局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领域等各项改革和制度建设,综合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实现"中国之治",应以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打造社会化、智能化、专业化、法治化的治理新格局。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门阶条件初探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完整开放的巨系统,有了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才有可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可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在经济全球化、网络信息化、政治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一定的"门阶条件",包括:实现依法治国,养成法治思维的习惯;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且边界清晰;社会治理秉持协商共治共赢的实践路径。实现这些"门阶条件"的纽带则是执政党的政治现代化。     

治理现代化中的政府职能转变:价值取向与现实路径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为代理人,既是制度体系的安排者,也是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更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动者。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与治理能力的提升有赖于政府职能转变与能力提升。在传统国家治理中,政府经历了从统治走向管理的转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政府职能转变应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作为价值取向;政府的目标模式是构建公民、市场与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型政府,强调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协作共治。从改革实践来看,唯有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关系,优化和精简政府组织结构,构建治理型、灵巧型、服务型与法治型政府,方能有效提升政府能力,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     

“参与式治理”理念嵌入下的公共文化服务走向

公共文化服务是国家履行公共职责,保障民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手段,提供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政府存在伦理、价值、方式的必要前提。当前,在民众不在场、非文化部门缺位、社会力量乏力等因素的限制下,公共文化服务在现实运作中出现一些形式化、片面化、局部化等问题,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利益保障属性无法得到充分实现,结果则表现为民众利益的受损。参与式治理是一种治理模式,侧重于强调利益相关主体协同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处理中,生产政策和分配资源。借鉴"参与式治理"思维,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在民意表达与回应、政府内部组织协调机制、公私合作、社会组织参与等方面进行体制完善与模式创新。     

社会治理中政府管理流程的优化路径——以《行政许可法》第13条为视角

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是社会治理的一体两翼,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对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深远意义,社会治理视野中的政府管理及服务流程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以顺应社会治理的新要求和科学发展的新形势。政府管理流程优化的目标在于提高管理效能、节约管理成本和促进社会善治,优化的主体路径应当遵照现有宪法法律精神,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实际的"公众—市场—社会组织—事后监管—事前干预"的政府管理优化路径。     

我国基层政府城市管理体制创新研究——以深圳市龙岗区“城管在社区”改革为例

城市管理体制创新对提高政府社会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举措。深圳市龙岗区"城管在社区"改革的本质是将社会力量引入到基层政府城市管理中来,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城市管理中的不足,从而在基层形成一种政府、市场和社会分工合作的城市治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