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位思考”刍议

所谓“换位思考”,辞典上没有解释,不过从近些年报刊上使用这句话的高频率来看,所表达的意思是:让职工群众站在领导的“高度”想问题:“假如我是工长”、“假如我是段长”、“假如我是局长”、“假如我是厂长”、“假如我是市长”;让领导“扮”作普通老百姓:“假如我是一名普通职工”、“假如我是一个普通市民”、“假如我是下岗工人”、“假如我是服务对象”、“假如我是出租车司机”、“假如我是贫困学生”……     

试论强me心理对青年发展的影响

青年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身体迅速生长和性发育成熟,使青年开始把自己当作思考、认识的主体,使他们越来越把注意力指向自己的内心世界。“我是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问题便油然而生,“自我”便产生了。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把青年的“自我”分为“主我”、“容我”;“过去的我”、“现在的我”、“理想的我”;代表生物本能的“本我”等等。其中,“主我”、“客我”所构成的一定关系,构成了人的心理素质中最重要的一种“自我机制”。“主我”即主体的我,“作为知觉者的我”,“客我”即客体的我,“作为被知觉的我”,英语中的主格Ⅰ和宾格me表示     

在位者言

我本人绝不是什么“位高”人物,但有颇高名位的人物佯称“我也是小小老百姓”,而且故意用“自抑”来“自扬”时,我便挺着胸脯子说:“老子也是有名有位的人,而且货真价实!”直到逼得对方出言带刺儿地反问我“尊驾的级别属于哪一级”时,我才坦言:“教书匠,写作匠。”对方往往不再掩饰鄙夷之情,哂笑着说:“唔,我还以为老兄是‘在位者’呢……”由“尊驾”而“老兄”,无疑降了格。但我越发力争:“我怎么不是‘在位’者?我说我是教书匠、写作匠,你不以为然。倘若我说我是教授、作家呢?或是,我再膨胀一下,说我的弟子中有省长、市长、一大堆县长,我的读者中(包括与我久久通信的人)不乏显官要员,你有何想法?”     

我看“我讲你听”

这些年来,有人对“我讲你听”颇多指责,认为是“说教”、“硬灌”,是“左”的方法,主张“摆脱”、“抛弃”它。这个问题涉及到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问题,因而有必要作些讨论。我认为,“我讲你听”事实上是思想政治工作一种很普遍而又必需的形式和方法,不应摆脱,也摆脱不了。作报告、上课离不开“我讲你听”;群众讨论,     

当领导们的头儿真好

党小组长，是个比芝麻更芝麻的“官”。可我偏偏当的就是这样的“官”。去年四月，我们的党小组长因工作需要调走了。“国不可否无君”，党小组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小组长人选问题。经过充分酝酿！大家一致认为我比较年轻，便把这顶“乌纱”硬戴到了我这个“小字辈”的头上。说实在话，我真不愿意担此“重任”：小组成员中有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他们都是头儿，万一我有个闪失，恐怕是不想在办公室干了。可这事是领导们“说定”了的！我不执行能行吗？、“走马上任”后，同事们给我开玩笑，恭喜我当了领导的…     

祁老爷子的“善、诚、挚、抗”

我虽然演了三十六年戏,但是让我演祁老爷子,我感到负担很重。一是我原籍浙江,一张嘴就怕“露馅”,因此,以前青艺排北京的戏,我就主动靠边站。这次是硬着头皮上。幸好有林汝为、李婉芬、“四大爷”、“白巡长”为我把场把关。家里还有个“保镖”——老伴林子丹,她是个老北京,也是老演员。二是过去我演的多半是老态龙钟的老人,而祁老太爷爱憎分明,是个倔强的老人。为了把老爷子的戏演好,我尽力琢磨剧中人的脾气秉性,在“善、诚、挚、抗”四字上做文章。后来     

“知识分子”如何不好?

我的一位中学同学、民营企业的老板,在日常交往中经常说我是知识分子,或“你这个知识分子”。起初我听了还有些沾沾自喜,觉得无非是说自己学历高一些,文化多一些。可后来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原来他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带贬义的。是与“书呆子”甚至“臭老九”为同义词。我终于明白了,说我是知识分子,无非是     

神会本质——从现象学引发的革命看原生态的本质和原生态的思

传统哲学追问到的“本质”是“我思”出来的,它是纯对象性的;现象学的“本质”是“我看”出来的,它因此而投入了“我”的意向性;沿着现象学的思路,海德格尔将“我看”改写为“我做”。在“我做”的关系中,生发出一种全新的“本质”和一种全新的“思”———原生态的本质和原生态的思。在这里,本质既是对象也是“我”,既非对象也非“我”,本质不在“终点”,而在“路”上;本质不再是对象固有的,而是人赋予的,本质因人而异。思则是对这样的本质的“神会”。“神会”是内在于“做”的“思”,是“做”中之“思”,它不需要同一性的认知模式,它是走出认识论的新型的“思”。神会作为原生态的思,面向原生态的本质,因此,它不是思的浅化和消解;相反,它走进更深层的本质,并借以实现人类生存的根底性揭秘。     

幸福和幸运

我想给《民主》投一篇文章,谈谈我对“幸福”和“幸福感”的认识。我认为在“福”字上做文章是值得的。在我准备动手时,我同老伴和秘书研究了一下。最初我想从我国一般老百姓对“福”、“禄”、“寿”的传统观点说起。我上饭馆吃饭——我说的不是常接待外宾的大饭店,如贵宾楼、王府饭店……,也不是一般的小饭馆。有时一进门就看见福禄寿三星迎客。人们总喜欢吉祥,也就对其中包括的消极思想内容照例忽略。因此在我的文章中就     

迷路的文艺作品与文艺批评的迷路——《对艺术形象的非艺术批评》一文质疑

卢英宏的《对艺术形象的非艺术批评》(载《瞭望》一九八八年第四十一期)的一系列文艺观点,我是不同意的。我以为卢氏在文艺讨论中,态度不够诚实。黄钢文章中的最重要的一处小说原文引证,竟被卢氏有意砍去了,却反转来又指控黄文“是一篇充满火药味的批判大毒草式的大字报”、“声讨的檄文”、“掷抛高帽进而棒打吆喝”、“在政治方面上纲上线”等等。 黄钢引证了《男人》中“马克思”对“我”的一段话:“我的孩子,请你别低估了我的智力,我还不至于傻到以为后人干的事是在继承我的事业。我的事业已经在一八八三年完成了。”但卢文既要“气愤”地与黄钢论辩,却公然将“我的事业已经在一八八三年完成了”这要害性的话删去而不引。这就很不实事求是了。《男人》借“马克思”之口(实际上是作者自己),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伟大事业已在马克思寿终之年(一八八三年)即告“寿终”,这是《男人》的“点睛之笔”,全部要害之内核。黄钢文,击中了这个要害。但卢氏采取“鸵鸟政策”不说,又进而反诬黄钢“动辄上纲上线”,这是什么文风?宣布马克思主义伟大事业早已“在一八八三年完成了”即“寿终正寝”了,小说中的这种语言描写本已是纲上线上的问题,怎么成了黄钢“上纲上线”了呢?文坛白纸黑字的严肃论争,岂能如此以儿     

我的“追尾”法

我是内蒙古大雁矿务局机修厂厂长。本人一不是“党员”,二不是“分子”,当初自然对思想政治工作不感兴趣,总认为,“当厂长把效益整上去就万事大吉,至于思想不思想是小事一桩。”结果吃了不少亏。最令我难堪的是:厂里一名工人酒后伤人,法院和上级竟把我“折腾”得坐卧不安。吃过苦头,逼着我从“一手硬”向“两手硬”转变。 由于我的理论水平差,功底浅,对怎样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摸不着门。一次下夜班,我坐的车在一台大车后面,借着灯光看见那车上流着液体,追尾超车中,看到机器盖上冒气,方知水箱出了毛病。 “追尾”使我得到一点启示。作为一名厂长我工作很忙,想腾出更多时间和工人“谈”、“唠”不大可能,为了充分掌握他们的思想情况,我引讲了“追尾”     

侯大师的“遗产”

相声大师侯宝林去了,别离了千千万万被他称为“养我爱我帮我”的观众。在弥留之际,他呕心沥血,留下了一段段发人深省的警世之言: “相声决不是耍贫嘴。观众是决不可以欺骗的。”“你们要送去高格调、健康的相声。”(1992年10月2日,侯宝林一边打着点滴,一边对前往医院探视他的冯巩、牛群和侯跃文这样说。) “观众是我的恩人、衣食父母,是我的老师。我总觉着我再说几十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助我“三级跳”

入伍以来，我先后被授予“优秀地方大学生排长”“优秀机关干部”“优秀教员标兵”等荣誉称号，得益于自身“悦读”习惯，读书用报成就了我成长成才“三级跳”。 从“青年大学生”到“优秀排长”的跳跃。2000年，我这个昔日地方大学生被任命为某团排长。大学我学的是党史、法律，对照排长的工作，感到学用不“对口”，工作不能得心应手。我坚持岗位工作、读书用报两不误。案头摆满了有关时事政策、理论武装、军事工作多种报刊，其中《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是必读刊物。     

天道酬勤

在我们厂政工干部队伍中我以“学历低”、“资格老”这两个　极不协调的身份在宣传部长这个位置上干了２２年。“天道酬勤”是我的信条。 　我们工厂是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的下属企业，专业生产铁路通信、信号设备。早些年，中专毕业的我放弃“专业”干政工。因为事务繁忙，忙得争取学历“包装”自己的时间也没有，到现在仍是中专文凭，所以“学历低”；过去一起工作的老领导、老政工先后退休，所以我在这个“圈里”又大“颜”不惭“资格老”。通过工作实践，我深知业精于勤、勤能补拙的道理，“文凭不代表水平” “资格不表明资本”。…     

团结之花开在大凉山上——访“彝海结盟”的参加者沽基尼迫

今年五月,是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经四川会理、德昌、泸沽、冕宁、石棉和泸定北上抗日五十周年。前不久,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沿着这段长征之路作了一次访问。在这次访问中,使我感到高兴的是,不仅使我重温了红军“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     

我与“光大”

人们说,我是改革开放中的新闻人物。其实,我为国家和人民所做的贡献还很不够。我之所以引人注目恐怕有这么两个原因:一是家族的关系,特别是“文革”前我的妹妹王光美是国家主席的夫人,有的海外朋友戏称我是“红色中国的国舅”;第二,恐怕就是因为我到香港创办光大公司的缘故了。 《瞭望》征文的总题目是“我与这十年”,可光大公司诞生至今只有五年多。但“光大”与“这十     

别时容易

张大千有几方印记是我喜欢的，如“三千大千”、“大千好梦”等：而我最喜欢的一方是“别时容易”。     

永远是医生的企业家

你说我是一个医生企业家,这话不假。可我这个企业家,是一不留神儿当上的。从10年前我脱掉“白大褂”,砸掉自己的“铁饭碗”起,我未成想当一个“百万富翁”,我是为了一个久久郁积心头未解的情结——攻克类风湿这一顽症。我出身中医世家,父亲焦富龄是齐鲁大地上的一代名医。自幼我     

老兵守土放“三炮”

我在宣传部这个岗位上工作已有18个春秋。这期间局属20几个单位的宣传部长频频变动，有个单位更换了14任，他们不是提拔据升便是入学深造，唯我仍是“面貌依旧”。大伙都叫我“老不长”。人家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我是老兵守上放一三炮”。喜获“创新项目”奖。这是1998年我打响的头一地。我获的奖状证书不敢说等身，但操起来绝不低一米高。唯独对获襄樊市首次设立的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项目”奖有点动情。为什么呢？为改变职工思想教育长期以来的“念报纸”、“读材料”的老一套作法，我从机关挑选了政策水平高、熟知职工思想动态、联系群众…     

敬告读者

主持人:我是向岩,很荣幸成为“政工热线”的主持人。 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一名普通编辑,对于“政工热线”的“开通”,我感到既兴奋又有压力。兴奋的是,“热线”终于“开通”了,使我们有了一个更有针对性、更为直接、更为集中地反映和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