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造业复苏抑制中国

目前美国在中高端制造业上与日本等国竞争,很快就会在中端制造业上与中国竞争。乐观主义者高兴吧,美国的经济数据正在好转,而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正在软着陆。但两者不可能同时复苏。美国经济好转迹象明显。2月16日,美国劳工部继续公布好消息,截至11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     

美国GDP全球占比与美国经济霸权的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将美国GDP全球占比作为衡量美国经济霸权的指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该项指标呈现整体下降趋势,很多学者将这种现象解读为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美国经济霸权是否在逐渐衰落?对于美国衰落的观点,反对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美国GDP占比已不能作为衡量其经济霸权的指标.然而,既有研究在"美国GDP全球占比"问题上仍然缺乏深入分析,对美国经济霸权的界定也模糊不清,无法对二者的关系做出明确的判断,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美国GDP全球占比与美国经济霸权的关系.通过使用时间序列分析的定量方法,文章对1970～2018年美国GDP全球占比及美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等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国内制造业向海外转移是美国GDP全球占比下降的显著原因.同时,根据对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发展情况的分析,美国制造业外移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和繁荣,使美国经济影响力渗透到全球市场.虽然美国制造业外移导致美国GDP全球占比下降,但1970～2018年美国GDP全球占比的下降并不能说明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相反,随着美国制造业的海外扩张,美国经济霸权却在不断增强.     

城市化与社会变迁——以19世纪初至一战前的德国为例

德国虽然在19世纪初才开始其城市化和工业革命的进程,但异军突起,速度快,只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城市化的进程.其中引起了许多剧烈的社会变迁,不仅推动了德国人口分布和就业结构的转变,也推进了德国政治结构的转变,使社会的整合功能加强,广大人民的文化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城市化与社会变迁——以19世纪初至一战前的德国为例

德国虽然在19世纪初才开始其城市化和工业革命的进程,但异军突起,速度快,只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城市化的进程。其中引起了许多剧烈的社会变迁,不仅推动了德国人口分布和就业结构的转变,也推进了德国政治结构的转变,使社会的整合功能加强,广大人民的文化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东盟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发展、现状与意义

东盟与美国的关系有政治安全、经济及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本文从经济,特别是贸易、投资关系的角度,分析东盟与美国经济关系的主要发展情况及现状,并从相互依存不对称性的角度讨论东盟与美国经济关系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意义.     

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的成效与启示——兼及与金砖国家的对照

美欧推动“制造业回归”十年已过,短期内取得一定成效,但“成绩单”并不亮丽,并未改变“去工业化”的大势,美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就业之比、占世界制造业之比仍在持续下降。发达国家有两种发展模式:一种过于脱实向虚,产业空心化,制造业仅占10%左右,如美、英、法、加等国;另一种制造业地位高,占20%左右,如德、日、...     

论蒙古国与美国的双边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起蒙美互称邻国,到2005年美国总统布什访蒙,两国正式确认互为邻国.蒙古视美国为"第三邻国",认为美国是其政治和军事安全的保障.而美国愿做蒙古的"第三邻国",看重的是其在中俄之间的战略地位.近年,蒙美政治关系不断深化,特别是双方超乎寻常的军事合作引人瞩目.美国一旦控制蒙古,将形成"北抑俄罗斯、南遏中国"的战略态势,进而可使其在东亚和中亚的战略部署连成一片.对美国而言,蒙古是其在太平洋地区战略棋盘里的一颗棋子,不仅是战略遏制的基地,也是制造中国周边不宁的一张牌.     

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与冷战--兼论冷战的知觉错误与过度防御心理

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是深受冷战影响的一个国家安全政策领域。本文在综合运用美国解密文件的基础上,探讨冷战期间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文章认为,大国空间决策及空间时代的到来,改变了美苏的综合实力对比和美国的决策心理定式,并使冷战和空间政策实施具有了同一性;美国决策者制定空间政策的前提是根源于“过度威胁预期”和“记忆恐惧”的知觉错误,其结果是导致决策过程中的“非逻辑性”和“过度防御心理”的产生。     

美国海洋管理制度研究——兼析奥巴马政府的海洋政策

美国海洋管理制度在发展和演变中相继经历了行政区划管理、部门管理、综合管理等三种海洋管理模式。影响美国海洋管理制度的主要因素包括:美国对国家利益与安全的界定、利益集团、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分权博弈中的合作、国际海洋法等。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强化了美国海洋管理制度,其措施包括成立国家海洋委员会,统筹和协调联邦政府各部门的海洋管理工作,建立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的区域协调的综合管理机制,强化海岸警卫队的海上执法能力,实现海上力量的全面合作。这些措施迎合当前美国海洋综合管理的需要。但美国在国际海洋制度方面继续采取以自己为标准的选择性多边主义,对其他国家的海上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     

重温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界有关“美国衰落论”的争论——兼及当下的“美国衰落论”

本文对美国学界始于20世纪80年代关于美国是否衰落所引发的辩论进行了分析介绍,特别对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两位学者——美国衰落论的主张者保罗.肯尼迪与美国复兴论的倡导者约瑟夫.奈——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对比,并就此次辩论对于我们如何看待今天美国的力量状况,以及当下的美国衰落论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认为,此次辩论所涉及的一系列理论性问题——历史类比方法的适用性问题,如何看待历史发展的延续与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量度一国之力量问题,硬权力与软权力的关系问题,文化与文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与作用等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一定的学术与社会价值,值得继续关注。     

影响印尼与美国关系的几个因素

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印尼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是东南亚地区领头的国家,美国与印尼关系对亚洲有着重大的影响。冷战时期,美国把印尼视为遏制共产主义和中国的重要一环,两国关系经历了交恶的苏加诺时期和结为盟友的苏哈托时期。苏哈托下台后,印尼新政府奉行大国平衡外交政策,印尼与美国关系虽然密切,但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本文分析了影响印尼与美国关系的几个因素,与读者探讨。     

论日内瓦会议后美国与柬埔寨关系的演变(1954-1960)

本文详细考察了1954-1960年间美国与东南亚小国柬埔寨之间的关系演变历程。独立后的柬埔寨,一度对美国怀有好感,希望通过获得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来发展本国经济、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独立。美国虽愿意对柬埔寨进行援助,但是其根本目的却是要将柬埔寨融入到美国在东南亚编织的反共体系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在美援根本目标上的分歧与矛盾逐渐显露并激化。美国无法容忍柬埔寨独立、自主的中立路线,试图通过削减美援、甚至策划政变的方式改变柬埔寨的外交政策。然而,美国并未达到目标,相反使一度对美国怀有好感的柬埔寨走向自己的对立面。美柬关系的演变对研究这一时期美国与其他新兴独立的中小国家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启发意义。     

探析当今美国传播与政治的关系

传媒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传媒的巨大宣传功能为政府提供了影响和引导舆论的工具。美国向来标榜“新闻自由”,但却打着信息传播的幌子对他国进行价值观的渗透,本文从美国传媒对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报道中剖析美国传媒与政治的关系,指出美国传媒并非它所自我标榜的那么“独立”和“公正”     

试论美国外交史上的对外干预--兼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外干预的影响

本文从政治文化和国家安全两个视角分析了美国对海外干预态度的历史演变。作者认为,在对外干预问题上,美国经历了从19世纪的反对对外干预,20世纪前半期的有限干预到冷战时代全面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干预的演变。美国历史上的对外干预既出于权力与利益的需要,又根植于美国独特的以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之中。在后冷战时代,国家安全需要、输出民主的理想和可承受的低代价预期构成当前和今后决定美国对外干预行为的三大要素,拟议中的干预行动越能满足这三大要素,就越可能被付诸实施。     

"经济增长阶段论"与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

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 Whiteman Rostow)提出了拥有全球视野、深受"自由主义传统"与"帝国主义理论"影响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并试图促使美国实施向欠发达国家提供大规模开发援助的"世界经济计划"(World Economic Plan).在推动这一计划的过程中,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得到了约翰·肯尼迪总统的赏识,因此成为1960年代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的理论基础.然而,最终罗斯托既没有达到追求真理的学术目标,也没有实现推动第三世界国家走向"起飞"(take off)的政治抱负.本文重在探讨"经济增长阶段论"(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的主要内容、意识形态内涵及其影响,从而揭示如罗斯托这样亦官亦学的理论家在推动政策制订和实施方面面临的困境.     

浅析美国力压人民币升值的性质与政治目标--兼论中国的对策

目前,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注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美之间围绕人民币升值问题所进行的争论和较量已趋于白热化.本文认为,美国力压人民币升值行为在本质上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美国有明显的政治战略和利益追求.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应理智和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以求得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自由放任与经济安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的比较

金融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但自由放任和全凭市场调节的金融自由化必然引发金融动荡乃至发生金融危机.本文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指导要义出发,考察了过早进行金融自由化的东南亚国家和金融监管缺失的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并分析了两次金融危机对当事国和全球经济安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