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层次性与应对

由于在概念界定上存在争议,导致非传统安全所涉及的问题不断增多。本文提出,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应以国家利益为基础,根据中国的国情及目前面临的非传统安全的特点,将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与传统安全密切相关的非传统安全议题,涉及的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关键利益;第二层次主要涉及社会安全问题,是国家的重要利益;第三层次涉及的是人的安全。针对不同层次的非传统安全议题,需要制定相应的战略与政策。对中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分层次研究,能够避免在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的盲目乐观或过度反应,明确不同层次的非传统安全议题在决策日程中的地位,从而更加合理地配置和使用资源,提高中国应对此类安全问题的能力。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问题的探讨

自SARS、禽流感爆发以来,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在多次会议中频频谈及要加强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运作施行,将对各合作成员以及区域整体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中国与东盟公共卫生安全形势及在该领域合作的情况,进而提出构建思路。     

美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决策机制及其困境

美国未能有力遏制新冠肺炎疫情,遭到疫情的沉重打击,与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决策机制及其困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决策机制在结构上受到政治制度的决定性影响。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决策机制由纵向和横向双重分权制度所决定。纵向上,联邦制决定了各州及地方政府掌握州内疫情应对的决策权,联邦政府则在国际和州际的疫情防控、给各州提供资源支持方面拥有决策权。横向上,分权与制衡使得联邦和各州的立法、行政及司法分支都拥有不同方面和程度的疫情应对决策权。在双重分权的阴影下,美国应对疫情的决策机制困境在于:面对国内的突发性重大危机,联邦制使得应对决策难以"全国一盘棋";分权与制衡使得重大应对决策难以迅速做出,决策司法化突出;双重分权使得决策受到高度制衡,相互嵌套,政党极化加剧,决策机制难以迅速做出有力的、科学的决策。在决策机制困境这一结构性限制下,特朗普政府应对能力欠缺和政党极化加深了美国应对疫情的困境。     

国际机制与美国霸权

本文旨在从国际机制的角度解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霸权.笔者首先总结了国际机制理论各主要流派对国际机制与霸权关系的认识;其次,提出机制霸权的概念,从历史角度全面剖析美国霸权与国际机制的关系,并以之验证国际机制理论对二者关系的分析;最后,对美国的跨世纪霸权战略的内容、实质进行分析并展望.     

美国钓鱼岛政策与中国应对

2012年9月,日本非法将钓鱼岛＂国有化＂,中日钓鱼岛争端全面升级。本文回顾了自二战以来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争端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的几次变化,揭示了美国依据其国家利益和在东亚的战略需要最初制造了钓鱼岛争端,随后在不同时期又利用钓鱼岛争端牵制、平衡中日两国。文章为中国应对美国的钓鱼岛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议,即分别从宣誓法理依据,...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探析

人工智能是引领未来的前沿性、战略性技术,正在推动人类社会从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迈向智能时代,实现社会生活形态的重大变革。作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领导者,美国将智能技术的发展视为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战略文件和行政命令来指导人工智能的发展。美国人工智能战略的重点包括重视人才培养,加强公私合作研发,推动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和强化国际合作。应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科技竞争、促进经济繁荣和保障国家安全,是美国关注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因。当前,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还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政府与私营企业的合作存在障碍、科技人才短缺,以及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导致安全困境。鉴于国际形势和美国实力的变化,抛弃冷战思维并加强国际合作,美国智能技术才能健康发展。     

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与美国因素

东亚可以说是世界上安全困境最严重的地区.为解决这些困境,东亚各国通过摸索,建立起一种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然而,该机制从建立之际,就受到美国因素的强烈影响,其未来也必然与美国因素息息相关.     

美国卫生安全治理体系及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

21世纪初以来,美国已构建起涵盖传染病、食源性疾病、自然灾害、网络安全威胁,以及意外和蓄意释放生物、化学、核放射性物质行为的卫生安全观;建立了旨在维护本国和全球卫生安全的战略体系和法律体系,以及军民协作的国家卫生安全治理体系与机制。虽然有相对成熟的治理体系,美国却未能有效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大流行。主要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的相关决策将党派和个人的政治利益以及短期的经济利益,凌驾于维护本国和全球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利益之上。由于不尊重科学规律和专业意见,不能有效地协调联邦与州政府的责任和行动,持续压缩卫生安全投入,缩减国际责任,转嫁矛盾,导致美国和全球的抗疫努力付出了更多生命、时间和资源代价,并进而对全球的卫生安全治理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及其影响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强化了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与合作,表现出谋求在东南亚更多的“准入”和使用设施权、在强化双边军事合作的同时积极开展多边军事演习与合作、美日澳三国安全合作与东南亚合作相结合建立环太平洋安全网络、更加关注海上安全等新的特点。美国在东南亚的新军事态势对地区和中国安全环境有重要影响。     

中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现状、挑战及前景

随着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稳步发展,两国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不断深化.新冠肺炎危机爆发以来,中缅积极开展抗疫合作,深化了两国政府和人民对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认同,也为两国推进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带来新机遇.除了双边合作外,中缅还在中国-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澜湄合作等区域性合作机制下积极寻求联合抗疫等公共卫生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并利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平台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缅甸脆弱的公共卫生体系,中缅边境地区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缅甸不稳定的社会基础等因素对中缅深化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构成了巨大挑战.为此,中国应利用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合作机遇,深入了解缅甸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民众卫生健康的实际需求,进一步拓展双方的合作空间,为中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创造有利环境.概而言之,中缅应围绕加强信息共享,推进中缅应对传染病联防联控体系常态化建设;注重能力建设,利用多边平台增强缅甸的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加强健康教育,联合开展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计划;利用传统优势,充分激发中缅传统医药合作潜能;鼓励多方参与,有效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卫生合作中的作用等方面共同努力,从而进一步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对美国、中国、印度三边关系的影响

美国、中国、印度是亚太区域三个非常有分量的国家行为体。截至目前,三国已分别在双边层面建立起了不同内涵的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大三角"模式趋于明朗化。美国是"战略大三角"关系的主导者,正在崛起的中国和印度都将对美关系视为本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受"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印度成为中美两国竞相争取的伙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最大受益者。印度亦借势发展与美国、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强化其大国意象。中国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平衡对象,一方面需要通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来应对美国的战略挤压;另一方面还需要联合印度共同分担美国重新规制亚太的压力。当然,由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个持续施力的过程,美国、中国、印度三角关系仍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尚未完全成型,值得持续关注。     

塑造还是反映民意?--民意测验与美国的对外政策

本文考察了美国民意测验的历史,并以美国对外政策中最受争议的对外军事行动为切入点,探讨了民意测验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作为一种把抽象的民意具体化为一系列数字的手段,民意测验不是单纯地反映民意,在某种程度上也塑造着民意.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不会盲目地遵从民意,他们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调整民意,为其政策服务,而民意测验有时只不过是这个过程的一种工具而已.     

美国的新殖民主义与菲律宾民族主义的回应:1898—1935

美国在菲律宾推行的新殖民主义,促使菲律宾民族主义表现出抗衡、合作或拒绝的回应.二者的互动在殖民地时期的菲律宾产生了一系列后果.文章就此提出了独特的看法.     

美泰同盟的合作形式、机制及其前景

美泰在1954年《马尼拉条约》和1962年《腊斯克—他纳联合声明》的框架下结成同盟。同盟成立50多年来,经历了老挝危机、越南战争、冷战的终结和反恐战争的考验,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本文认为美泰同盟维持稳定的机制是相互制约。在同盟的存续过程中,美泰两国对"被抛弃"和"被牵连"的恐惧形成张力,推动同盟进行或强或弱化的调整。未来只要双方保持同盟的意愿不变,同盟管理就相对简单。维持美泰同盟符合双方的利益,未来同盟合作将进一步强化,泰国将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外交。     

美国的借贷型经济增长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经济是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这种主要依靠借贷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反映出美国经济金融结构的严重失衡。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通过双边贸易、美元以及金融市场对中国经济金融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为此,中国必须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以便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中美经济贸易往来中更好地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