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后九一一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基于对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分析

自2001年九一一事件至今,美国政府共发布了五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动向。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出台,阐述了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判断,提出了美国国家安全的四大支柱和六大地区战略。相比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整体理念、地区战略、对华定位,以及新兴战略领域重视程度等方面都有了重大转变。整体理念变为"美国优先"和强调"大国战略竞争",地区战略尤其注重"印太地区"战略,对华定位转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新兴战略领域更加重视网络、太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域都将对中国带来一定挑战。     

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实力快速崛起及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中美两国在经济、安全及国际制度等领域展开了具有战略博弈性质的竞争。对此,美国倍感焦虑,担心经济影响在亚洲消退、海权优势在西太平洋地区受到挑战、科技优势丧失及制度威望受到冲击。美国的"地位焦虑",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已经若隐若现,特朗普执政后,显著加剧。特朗普政府不仅对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提出质疑,还明确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在经贸、人文、两岸关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举措,强化对华制衡与牵制。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调整,我们一方面要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要保持战略清醒与战略定力,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前瞻: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未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既有确定性,也有不确定性。确定性主要在于其对华战略执行的环境,以及特朗普个人对中国的定位、其对华战略目标及战略手法;不确定性主要存在于特朗普个人战略考虑转化为政府战略和政策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内部政治及其发展演变。这些确定因素与不确定因素叠加,决定了特朗普政府短期内的对华战略。     

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中美竞争背景下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

供应链安全已成为美国内政外交战略性议题。究其缘由，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及其暴露的美国供应链风险是诱因，以供应链为纽带的中美产业技术竞争催生的霸权焦虑是根源。因此，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是中美竞争背景下霸权护持的新探索。文章从供应链安全与美国对外政策内外逻辑互动的既有研究出发，构建了一个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的分析折中主义框架，对该战略进行探讨。概言之，其生成以内外互通为逻辑，在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与科技优势、助推中产阶级利益导向的国内改革和重建新政联盟以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经济与政治基础的同时，以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和拓展盟伴关系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外交与战略基础。其布局以内外互补为逻辑，将产业技术政策与供应链安全联盟战略紧密配合以分别推动供应链回流和友岸外包。其特点、影响与局限内外互联，表现为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外交上的伪多边主义及战略上的供应链安全化—意识形态化，在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加剧逆全球化与深化中美竞争的同时面临美国国内经济压力与政治极化、外交上联盟内部张力及战略上产业技术分工市场规律的结构性制约，因而该战略能否成为美国对华竞争新抓手需密切关注。     

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其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正式推出"印太战略",试图塑造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特朗普政府从四个方面推动了其"印太战略"的实施:发展与印太地区盟国及伙伴的关系,强化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加强与印太地区的经济接触,支持私营部门发挥关键作用;深化与盟国的军事合作,帮助伙伴国加强能力建设,提升自身军事能力;推动与印太国家的人员和文化交流,传播美国价值观,提升美国的影响。理解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需要历史地、全面地认识这一战略,既要看到它与之前历届美国政府的战略差异,也要看到其延续性;既要看到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意图,还要全面了解其对华认知及其处理中美关系的思路。这样才能更恰当地认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及影响,理性看待中美在印太地区的互动。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台安全合作的变化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在战略定位上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战略思维上奉行"零和博弈"思维,将对华战略目标调整为竭力掣肘中国的崛起进程,进而在战略手段上开始对中国采取全面的打压和围堵,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倒退。在中美关系波折不断、摩擦频发的战略背景下,为了实现"以台制陆"的目标,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包括实现对台军售的"常态化",决策程序的"便捷化",军售模式从"官售为主"向"官商并举"的调整,以及售台武器性质从"防御性"向"进攻性"的转变;另一方面则通过将台湾纳入美国"印太"安全战略框架,扶持台湾当局发展"非对称战力",强化美台防务供应链的深度融合,深化美台情报共享与合作,推动美台多层次军事交流等方式,使得美台安全与军事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的演变

冷战后美国一直在摸索应对中国崛起的最佳战略。在小布什政府"遏制+接触"战略的基础上,奥巴马政府逐渐对华形成了"强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再次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这些调整并不意味着"对冲战略"的终结,而是对奥巴马政府对华"对冲战略"的"批判性"继承,是美国对华战略逐步调整、演进过程中的一次最新尝试。随着中美实力地位差距进一步缩小和美国对华疑虑急剧增加,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已逐渐向"弱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演变,具有向对抗性战略演变的趋势,中美关系也可能因此面临比奥巴马政府时期更为强劲的下行压力。短期来看,特朗普政府尚不具备与中国彻底决裂的外在条件和内部动力,美国的国内外状况和双方高度相关的利益基础使得双边关系仍具有"竞而不破"的可能。从长期来看,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并不仅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的应对态度和方式,中国在塑造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将变得更为重要。     

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型

特朗普执政以来坚持"美国优先"路线,持续推进美国内外政策的深刻调整,采取了以"压制性回缩"为特征的大战略。美国大战略的变化不仅给"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深远影响,也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朗普政府明确地以"战略竞争者"定位中国,美国战略界对华负面认知进一步加剧,美国对华政策逐步形成新的共识。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显著上升,体现在经贸关系、地缘政治、国际秩序、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美方借"对等贸易""印太战略""台湾牌"等加大对华压制,并炒作中国的"锐实力"。美国对华政策已进入"后接触"时代,"竞争性共存"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新态势。中美双方需提升战略沟通质量,稳慎管控互动关系,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良性转型,避免陷入"新冷战"。     

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行动逻辑及前景研判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萧规曹随”,沿袭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愿景与目标,对华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斗争不断加剧,其战略意图仍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霸权。拜登政府重拾对华意识形态攻击的政治战理念,奉行联盟战略、善用涉华热点敏感议题炒作的攻击战术,精心打造了以民主价值观统领对华全领域的战略竞争格局,对中美关系乃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深远影响。拜登政府发起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有着自身的优劣势,未来走势充满不确定因素,对此,我们既不能低估其能力与已经取得的效果,又要密切关注其客观困难与主观意愿的上下波动,采取措施有效应对。     

从"亚太"到"印太":批判地缘政治学视角下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表述从"亚太"转变为"印太".文章尝试从批判地缘政治学入手,将美国的"亚太"与"印太"战略进行比较,考察美国关于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想象的变迁及其动力.通过考察可以发现,从"亚太"到"印太"的战略转变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从"L形布防"到"半嘴形包围"的转变,以及特朗普政府企图通过全方位竞争以重建美国在各个领域的霸权、通过改变自我认同与巩固和扩大西方式自由民主国家联盟以重塑大国身份和信心、通过寻找战略支点以重构关键地缘政治空间这三个方面的战略诉求.拜登政府上台后,已然继承并强化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这意味着美国与中国在"印太"地区乃至全球舞台的战略博弈必将长期持续.为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有效应对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国应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涵养大国心态,采取社会创造策略寻求身份和承认,依托"一带一路"倡议进行谋篇布局.若"冰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等规划能够持续顺利推进,便可有效破解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围堵中国的图谋.     

拜登政府“中产阶级外交政策”与中美关系

2020年大选期间,拜登及其团队提出了一项服务于美国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作为他们的竞选口号及施政纲领。入主白宫后,拜登政府着手推进其"中产阶级外交政策"议程,作为回应国内选民诉求、对冲特朗普"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影响、重塑美国外交政策方向及与中国展开竞争的重要抓手。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还处于推进落实的早期阶段,但是这一政策暗含的对华"战略竞争"态势,以及拜登政府将应对所谓"中国挑战",作为政策推进的舆论动员工具,将对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及其影响

特朗普执政期间修正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叠加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调整了对台政策,打"台湾牌"的力度加大,触及到美国涉台政策的传统支柱("一个中国政策""战略模糊""双轨策略"),并加快推动美台"官方关系"和"准同盟关系"。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的调整,是美国遏华战略驱动、两岸关系形势变化、美国战略界保守势力推动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台海局势产生了复杂影响。     

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对华科技战略探析

自特朗普政府伊始，美国回归大国竞争战略，将中国视作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不同于以往的大国竞争格局，中美战略竞争主要集中在经济、科技、数字基建等“低政治”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正在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主战场。美国为了在科技竞争中占据全面优势，其对华科技战略采取了“内部自强”和“外部制衡”的双重选项。这一战略在充分发挥美国科技制度、资源和环境优势下，将政府、思想库、新闻媒体、私营企业、科研机构、盟友伙伴等各方力量协同起来，综合运用立法、行政、司法、社会动员、外交等手段。但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国内外因素的掣肘。美国对华科技战略将维护美国全球科技领先地位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等同起来，着力凸显科技的安全属性，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呈现出一种“泛安全化”的发展趋势，而这种趋势将给中国的科技发展与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挑战。     

拜登政府时期美日韩三边关系走向

拜登上台后高调宣示"美国回来了",试图修复与盟友的关系,重振美国全球领导力,统一协调对华政策.与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更注重"结盟围剿",其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试图将美日韩三边关系纳入中美长期博弈框架,将其打造为遏制中国的"堡垒".未来,预计拜登政府会着力修复持续恶化的韩日关系,在增强美日韩三边关系向心力的基础上巩固美日、美韩同盟关系,以此为基础建立针对中国的更广泛的"民主联盟".借助发挥亚洲盟友的作用,以求在与中国的地缘战略竞争中获取压倒性优势,达成压缩中国战略空间、夺取重塑地区秩序主导权的目标.     

后新冠疫情时代中国开拓印度洋出海大通道的机遇与挑战

出海大通道的建设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国家安全,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关键利益所在.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国际格局受到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疫情已成为影响当前国家间关系、国际格局以及秩序的最重大因素.疫情带来的冲击短期内难以消除,在后疫情时代,国际形势仍将继续发生巨大转变,尤其是中美战略竞争全面升级给中国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中国开拓和维护印度洋出海大通道的影响因素有增加和复杂化的趋势.此次疫情极大地冲击了各国经济,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后新冠疫情时代促进经济发展将会是各国共同的目标.中国需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此外,中国应尽快推出"两洋出海"战略,构建新的出海格局,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出海通道,形成战略互动.在对接"一带一路"的基础上将云南省打造成为中国印度洋出海通道上的战略支点,成为中国构建西南方向出海的中心和桥梁.在后疫情时代,中国需要清楚认识开拓印度洋出海大通道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抓紧印度洋出海大通道的谋篇布局,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两洋出海"战略的深入发展,保障中国的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及其限度

拜登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其上任后着手重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陷入停滞的美国对华气候合作。为此,拜登政府“内外兼修”,在国内重振气候治理政策议程,在国际上恢复履行全球气候治理义务,进而推动重启与中国的气候合作。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是拜登总统个人及其政策团队的气候理念使然,受到民主党气候立场传统、党内进步派施压、利益集团推动等国内政治因素驱动,同时也服务于其总体对华政策。但重启却始终难以摆脱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范式束缚,面临对华更加强硬的共和党不断掣肘、中美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分摊的立场差异难以弥合以及气候优先还是遏华优先的两难选择等多重因素制约。     

“大国竞争”下美国对非洲政策的特征与走向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非政策虽然基本上因循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的对非路线,但却更突出“大国竞争”的意味。特朗普政府的“新非洲战略”目标是维持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以“美国优先”为指导,强化与中国在非洲的战略竞争。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特朗普政府对非政策中“大国竞争”的意涵,但更多依靠多边组织和盟友来强化同中国的战略竞争,实行“价值观外交”,继续维持附加政治条件的对非援助。     

特朗普政府对华“挂钩”政策探析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在备受瞩目的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期间,双方以构建新的高层对话机制为依托,以在经贸及朝核等重要议题领域达成合作共识为契机,推动中美关系迈入了一个新阶段。不难看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外交呈现出鲜明的"交易型"特征,其问题导向性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战略思维,一方面使中美两国可以更为务实地应对双边关系中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不少担忧,特别是一些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暗含不确定性和风险。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实质上反映出一种在美国外交中兼具思想源流与历史经验的"挂钩"政策,其核心是与主要战略竞争者在关乎美国核心利益的重要战略领域进行全方位协调与合作,并将双方在某一领域的合作同其他领域的合作以至于双边关系整体进行挂钩,从而在约束对方行为的同时维护美国的利益。从思想源流看,该政策继承了汉密尔顿式的现实主义传统,将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作为对外战略立足点。从历史经验看,该政策往往是在美国处于"双重弱势"地位——美国国际战略地位处于弱势、总统国内政治地位处于弱势——之时,面对主要战略竞争者的优先选择。对于"挂钩"政策的理论与历史分析,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今美国的对华战略带来不少现实启发,并为中国制定应对策略提供可靠的逻辑线索。     

特朗普政府对缅甸罗兴亚危机的政策

自2017年8月缅甸新一轮罗兴亚危机发生以来,特朗普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声明、情况说明、特别简报会等方式阐述美国的政策取向和立场,展开美缅双边及国际多边危机应对外交,进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对缅甸军方的追责制裁。特朗普政府积极利用罗兴亚危机推行美国的"印太战略"。总体而言,特朗普政府的罗兴亚危机政策体现出高度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特征。特朗普政府的罗兴亚危机政策是"美国优先"国家安全战略下的外交政策产物,同时服务美国"印太战略",旨在防范和遏制中国提升在缅甸的影响力。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中美关系

中国是亚太地区大国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因此美国总是将中国放在其国家安全战略全局、国际战略格局全局和亚太地区战略态势全局来观察和分析,并据此制定对华政策和确定美中关系走向。中美之间的互动也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冷战时期,美国制定对苏遏制的国家安全战略,特别是根据中苏关系状态来确定美国对华政策和美中关系。冷战后,美国根据建立“世界新秩序”和全球反恐的国家安全战略,对华交替采用“接触”与“制约”政策。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全球反恐取得一定进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涉华议题越来越多。在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威胁”到其全球主导地位后,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从“大国战略竞争”国家安全战略出发,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存在三大内在矛盾,中美关系正经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