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边贸易体制看美国贸易政策的嬗变

现代国际贸易体制是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上的。从起初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到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在引领多边贸易体制构建的同时,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对外贸易政策。自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频频退出一些国际组织,还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世界贸易组织不同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包括争端解决机构做出的裁决在内,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其成员具有强制约束力。世贸组织成员任何涉及多边贸易体制和其他成员利益的举动都可能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美国对其他成员采取贸易制裁措施摆脱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约束。因此,从多边贸易体制视角研究美国贸易政策是一条可行的路径,而美国贸易政策的变化也为观察多边贸易体制的走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党派政治与美国贸易政策的变迁

美国两党之间的博弈和竞争贯穿美国贸易政策的整个决策过程,党派政治在美国贸易政策的历史变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贸易政策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往往分别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因而政府或国会的党派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国贸易政策的性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在贸易政策上的立场也会随着其所代表选区的利益调整而变化。民主党在20世纪70年代从支持自由贸易转向鼓吹贸易保护,而共和党则从贸易保护主义者转变为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进入21世纪后,随着美国产业结构和政治格局的调整及美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两党在贸易政策上的固有立场有所松动,从而使美国的贸易政策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     

国际机制与美国霸权

本文旨在从国际机制的角度解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霸权.笔者首先总结了国际机制理论各主要流派对国际机制与霸权关系的认识;其次,提出机制霸权的概念,从历史角度全面剖析美国霸权与国际机制的关系,并以之验证国际机制理论对二者关系的分析;最后,对美国的跨世纪霸权战略的内容、实质进行分析并展望.     

观念、话语与制度演化：国际制度话语权理论与中国实践

制度话语权是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为保障利益、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力,通过言语行为而非物质对抗的方式参与国际制度互动,以影响国际社会对特定议程或问题的政策行动的能力。基于话语制度主义理论,文章搭建起以“观念—话语—制度”为核心的分析框架,以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互动为例,全面检视中国国际制度话语权的实践进程。分析发现,制度演进与行为体观念密切相关。观念映射与话语嵌套机制是行为体通过话语将观念因素导入制度结构的核心手段。在制度创设、制度参与和制度竞争的不同阶段,通过上述机制的运用,行为体得以将政策性、程序性和哲学性观念以特定方式和限度融入制度话语体系,将自身话语优先转化为政策行动的参考依据,从而提升在特定领域的国际制度话语权。作为现行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很大程度得益于对国际制度的深入参与。对制度话语权理论的再探索有助于弥补现有理论认知的不足,为深入理解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的现实挑战提供启发视角,亦有助于为中国探索构建全面系统的国际话语权提升战略提供有益启示。     

退出的政治:美国制度收缩的逻辑

国际关系研究在聚焦大国利用国际制度扩展权势的同时,也日益需要关注"制度收缩",即大国频繁退出或威胁退出国际制度的现象。美国的制度收缩有着基本的政治过程逻辑: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能为制度收缩打开时机窗口,有力的借口能塑造正当性和合理性,而对退出成本的权衡则决定了制度收缩的具体形式。即使美国总统特朗普有着"非传统"特质,其主导的制度收缩仍然适用于这一分析视角。特朗普上任时的国内政治状况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收缩时机;基于国家利益和他者过错等借口,特朗普得以合理化其决策;围绕退出的变更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复杂考量则决定了特朗普政府最终采取的制度收缩形式。制度收缩一方面可能帮助美国缓解压力、调适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可能削弱其声望和影响力,并诱导其走向过度收缩。尽管如此,当前各类结构性因素仍然能够对特朗普政府的行为起到钳制作用,制度收缩尚未成为美国长期的战略取向。与此同时,中国可能赢得良好的制度扩展机会,但仍应保持审慎态度。制度收缩并非静态、机械的政策行为,其长远影响取决于大国在具体情境下的操作以及彼此之间的复杂互动。     

美国公益基金会兴盛原因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本文试图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从文化、经济与法制三个方面分析美国公益基金会兴盛的原因.本文认为,美国公益基金会的兴盛并非偶然,它得益于美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成熟的市场经济及健全的法治环境.美国社会文化传统在民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公益慈善观念,成为美国社会自发捐赠和建立公益基金会的思想源泉.在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美国社会有大量财富积累、发达的资本市场和能够激励慈善捐赠的税收制度,这些条件为公益基金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与捐赠意愿.美国健全的法治体系一方面维护了公益基金会的独立实体地位,使之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和广阔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又将公益救济和置于政府的依法管理与公众舆论的监督之下,为公益基金会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后美国时代的权力结构变迁与国际制度改革——基于八国集团改革的理论思考

权力结构与制度变革的关系探讨历来是国际问题研究的核心之一。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权力结构进入一个后美国时代,权力的分散但非匀质化是其显著特征。本文认为,制度改革是权力结构变迁过程中的合理性诉求,结构的变迁会对原有制度框架内的支配国和受益者形成某种改革压力。另一方面,权力结构变迁的长期性决定了制度改革的继承性和包容性。从总体上看,世界权力关系的变迁将会导致国际规则的调整和完善,倾向于制度的不断演化而非完全替代。     

非中性制度与美国的经济"起飞"

本文从商人集团与国家相互博弈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对美国经济"起飞"的原因做出尝试性的解释。文章认为,美国立国后,通过国会立法、政府推行的以关税保护和国家银行为核心的贸易、金融政策,国家对工商业集团给予制度上的特别支持。在国家力量的保护和支持下,美国商人建立了自己的工商业体系,这一过程与美国国家实力和政府权力的迅速扩张同步。国家与商人之间的长期合作,推动了具备增长潜力的产业和贸易结构及有效的资本市场的确立,这是确保美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因素。     

大国竞争、精英联盟与制度变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制度演进逻辑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成为吸收国际资本最多的国家之一.在不同的大国竞争背景下,围绕着外来资本对国家经济和安全造成的影响,美国的国家精英之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分歧,并推动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及其外资监管制度的创立、强化与升级.文章通过区分美国面临的大国竞争类型和国家精英在投资政策上的偏好,构建一种大国竞争影响国内精英联盟的分化与组合,从而导致美国外资监管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通过追踪和比较分析CFIUS的三次制度演进,研究发现,在美苏安全竞争的背景下,与盟国的投资合作可以产生积极的安全外溢效应,国际导向型的经济与安全精英利益互补,维护了开放的投资政策;在美 日经济竞争时代,宽松的监管制度带来的即时安全效应下降,国内导向型的经济精英联合安全精英,强化了美国的外资监管制度;在中美经济与安全竞争双重交织的压力下,中国企业的在美投资交易产生了消极的安全外溢效应,美国国内精英联盟形成合力,进一步升级了美国的外资监管制度.CFIUS的制度演进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美国虽然号称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但事实上仍在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来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断通过国家构建来应对外部竞争压力.     

美国债务经济的国际循环

随着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不断扩大,美国境外债务不断积累起来,形成庞大的境外美元资产,这是美国债务经济的国际循环.美国债务经济根源于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和美国各类金融资产的国际流动渠道畅通是形成其国际循环的两个支柱.美国债务经济的持续扩张使全球流动性因此而加速膨胀,于是不断膨胀的美元流动性最终将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的危机,引起全球金融系统的严重动荡.国际货币体系正处在发生巨变的前奏,它必须适应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世界经济格局.     

国际制度复杂性与东亚一体化进程

国际制度复杂性是国际制度理论的前沿问题,其重点在于分析制度复杂性对国际合作的影响。近年来,东亚地区各种国际制度竞相发展,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地区性国际组织的数量增长迅速。东亚地区性国际制度的扩散、传播、嵌套和重叠,导致了问题领域、管辖权以及成员身份等的"交叠"问题越来越明显。中国正卷入不断嵌套、重叠的多边地区制度之中,制度复杂性也日益成为中国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的结构因素。但是,制度复杂性并不一定是东亚一体化进程的阻碍因素。对东亚地区制度平行、制度嵌套与制度重叠这三种不同类型制度复杂性的案例分析显示,通过加强国际制度建设、推动核心成员国利益趋同、提升"体制选择"或"体制转移"过程中的成本等方式,国际制度复杂性为东亚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行选择。这一观点也是对近年来讨论颇多的东亚地区"制度过剩"提法的商榷。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制度过剩"的提法并不能准确把握制度复杂性的内涵。为此,一方面,为了推动东亚合作,需要研究中国既有的关于国际组织外交政策的延续与调整问题;另一方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制度增加、扩散的机遇,追求自身利益的做法,及其对地区格局以及中国和平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需要给予应有的关注。     

国际制度的“武器化”:解析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制度选择

国际制度的“武器化”缘于大国利用国际制度以实现本国私利的倾向。它是一国基于对制度收益的权衡,针对竞争对手所采取的一系列国际制度行动。美国为应对中国崛起实施的国际经济制度战略进一步彰显了国际制度“武器化”的趋势。自美国对华态度从“接触”转为“竞争”以来,奥巴马、特朗普与拜登三任美国政府在“竞赢中国”这一相同战略目标下选择了迥异的国际制度行动。这种差异缘于他们权衡个人选举利益和国家战略利益之后所形成的不同制度战略偏好,进而塑造了其能够实现自身目标诉求的有效方略。奥巴马在较小选举压力下能够着重追求战略利益,全力推动旨在“规锁”中国的TPP谈判;特朗普发动的对华“贸易战”是选举利益主导下以制度破坏方略对中国进行的直接打击;拜登试图在选举利益和战略目标之间保持平衡,从而创新国际制度,利用制度组伴方略推出IPEF这一区域合作架构,在最大程度上保全自己选举利益的同时选用新型“制度武器”助力同中国的战略竞争。     

特朗普政府的国际制度重塑战略

国际制度的构建对美国维护霸权是一个关键因素。特朗普政府接连退出《巴黎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多边协议,其"退出外交"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从表面上看,美国的这种退出国际制度的做法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它的全球领导权,其成本也极高,但深入分析便可发现,对于现存国际秩序的主导国——美国而言,这其实是一种制度制衡手段,即国际制度的重塑战略。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退出外交"的行为是以国际制度的重塑来低成本地维护美国霸权。特朗普政府选择退出或威胁退出国际制度并非单纯考虑经济因素,而是旨在通过"退出外交"扩充美国的权势和影响力。在动态权衡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之后,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制度进行了适当的收缩,达到了既减少自身的开支又维护了美国的霸权的目的。     

美国国会拨款制度的变迁与改革

钱袋权是美国国会最为基础而关键的权力。1789年以来,美国国会拨款制度已经历过三次重大改革与调整,拨款权力从分享到集中再到分享,拨款委员会的政治角色也随之从守财者转变为散财者。拨款制度的变迁与改革顺应了联邦政府的发展需求,也反映出府会间的对峙,以及国会内部党团、委员会等相互博弈的政治进程。美国200多年来的拨款制度演进史虽然集中地反映了分权制衡的宪政理念,但也导致了拨款过程中的一些制度性缺陷。     

俄罗斯经济追赶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

现代俄罗斯的崛起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三百多年起伏跌宕的历史过程中,俄几次崛起,几次中落。贯穿在俄历史中的主题只有一个——赶超。俄每一次的中落和崛起都是一次制度变迁的过程,而制度的转型只是追寻强国梦想的一种手段和表现。本文借鉴了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试图对俄罗斯的经济追赶和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进行解读。     

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及世界经济的影响--以美国"9·11事件"为例

本文分成三个部分,分别阐述以"9·11事件"为例的国际恐怖主义对纽约、美国以至世界经济所带来的重大损失和深刻影响,并透过这个分析,认识国际恐怖主义的危害性和反恐斗争的必要性.     

美国医疗保障制度评估

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与政府的介入息息相关。在医疗保障制度方面,美国走的是一条不同于欧洲国家的发展道路。在现行医疗保障制度中,私人和政府共同承担医疗保障责任,其中私人部分承担了主要的保障责任。基于对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历史考察和现状分析,本文认为,美国医疗保障制度具有混合性、层级化、企业化、渐进性、政府有限介入等特点。     

中国转型的国际动力:外国直接投资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中国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不应满足于将转型问题置于固定边界下的国家内部考察,应当对国际力量的作用予以充分的关注.在中国转型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FDI)一直是重要的变革力量,尽管它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问接的、结构性影响的性质.作为一种资本,外国直接投资通过重塑国内利益结构和利用自身跨国界自由流动的优势影响着国家的战略和政策;作为一种制度,它不仅为国内导入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而且通过示范、关联和竞争等机制促进了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对于转型中的中国,如何发挥外资作为制度变革推动者的积极作用,应成为政府决策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