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职务避险权研究——以法律规制为视角

警察作为职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为避免本人危险,一般不能避险,但避险行为与其所承担的职责不相冲突或危及警察生命安全情形,可以避险。公安部的规范性文件出于避免警察重大伤亡考虑,突破性规定警察有职务避险权。为使执法民警免受危及生命安全的危险侵害,应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设定警察职务避险权。警察职务避险是特殊避险。应从现实正发生迫在眉睫的重大危险,警察避免自身重大伤亡,避险迫不得已等方面进行严格限制。     

试论警察的紧急征用权——以戒严中的警察征用为视角

《戒严法》赋予人民警察紧急征用权,紧急征用也就相应地成为人民警察执行戒严任务的一项应急措施。为保证戒严目的的实现,对紧急征用实施的条件、方式、程序、补偿等方面需作更为具体的规定,使警察紧急征用权合法、合理地行使,防止该权力的滥用。     

冲突事件中的警察角色——以社会敌意研究为视角

敌意作为社会心理学的概念，不是对事件作政治上的定性，只是指事件得以发生的内在动因。将“社会敌意”这一概念作为观察警察与冲突事件的一个新视角，同时把它看作是一个中介变量，即社会敌意的存在方式、表现方式、发生机制以及严重程度都会对警察干预冲突事件发生重要影响。社会敌意是双向度的，可以对冲突的双方造成负面影响和侵犯后果。在冲突干预过程中，警察的角色扮演与社会敌意是在互动中完成的。对社会敌意发生过程中的诸种特性的认识是正确应对冲突事件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     

警察治安权之扩、限、控——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之规定为例

《治安管理处罚法》是一部系统规定治安管理处罚主体、程序、执法监督等内容的法律,是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基本程序规范。这部法律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民治安权益、规范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依法行使治安职权、依法处理治安案件、依法处罚治安相对人等方面,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在这部法律审议和修订过程中,对警察权的规范和控制一直是被关注的事,这正是由于警察权的大小直接关系着公民合法权益的实现与否。     

执行异议权的滥用及规制路径——以J省N市法院执行异议权的运行态势为分析样本

执行程序中异议权的规定,旨在制约和纠正违法不当执行行为,保护和实现相关方合法权益。司法实践中大量异议权滥用行为造成权利救济的失衡,极大拖延了执行进程,严重背离制度设计初衷。滥用异议权因其外表合法而长期存在难以根治,甄别并规制执行异议权的滥用,引导相关方依法提出执行异议,已成为当前人民法院切实解决执行难面临的重要课题。文章对该问题作了法理实证性研究,并提出规制异议权滥用的合理建议。     

风险规制背景下的警察任务——以我国环保警察制度的完善为例

刑法是警察执法办案的主要规范根据,风险规制给刑法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刑法的预防导向显现。在此背景下,环保警察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应该回应法律变迁对警察任务提出的新要求,关注环境风险防范的目标和动向。风险规制语境下的警察任务应由传统的危害防止扩展至危险预防,明确环保警察制度职能定位,强化警务合作。     

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制——以警察的介入为视角

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增设了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并就如何反对、制止家庭暴力进行了明确规范。婚姻家庭属于私人生活领域,必须基于受害人的请求,警察才能介入家庭暴力;也必须在受害人的请求下,公安机关才可依照有关规定对加害人予以处罚。     

警察协助城管执法的变革之路——以北京为例

警察协助城管执法是城管改革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北京作为城管改革的试验田,在警察协助城管执法问题上积累了诸多经验。摒弃"城管警察"模式,是符合城管与警察职权分工趋势的正确选择,但警察协助城管实践中的捆绑执法制度化,城管领导背景警察化,执法协助范围宽泛化值得商榷。建立法治化的协助机制,首先需明确警察特殊的执行协助义务;其次在具体层面,从组织领导去警察化,建立法制审查机构与程序规范化运作,通过追责保障实施等方面构建。长期来看,加强城管自身强制力建设,提高执法能力同样不可或缺。     

风险规制背景下的警察任务——以我国环保警察制度的完善为例

刑法是警察执法办案的主要规范根据,风险规制给刑法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刑法的预防导向显现。在此背景下,环保警察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应该回应法律变迁对警察任务提出的新要求,关注环境风险防范的目标和动向。风险规制语境下的警察任务应由传统的危害防止扩展至危险预防,明确环保警察制度职能定位,强化警务合作。     

“钓鱼执法”的危害及其整改

2010年6月9日,上海市出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和《上海市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行为规范》,以法律的形式禁止“钓鱼执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     

论当前警察公共关系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以香港警方为参照对象

当前.公安机关在建设警察公共关系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还没有广泛建立警察公共关系的理念;没有明确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没有建立警察公共关系的示范单位;没有制订<警察公共关系工作细则>;警察公共关系的开展缺乏连续性和长效性等.为此,公安机关应借鉴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的成功经验,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明确警察公共关系专门机构、制订<警察公共关系工作细则>、在公安民警中进行警察公共关系的全员培训、树立"全警公关"意识、建设警察公共关系示范点、编辑<公安年报>等.     

警察武力之“善法良治”——论警察武力权与人权的价值冲突及基本调适原则

警察武力权具有国权、职权和自卫权三种属性。它承载着警察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保护人权三重价值和三种职能。但警察武力权与人权也存在价值冲突:当警察行使武力权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广大社会成员的人权以及警察自身人权时,势必或可能威胁、缩减、剥夺违法犯罪行为人以及其他在场人的一定权利和自由,甚至剥夺他们的健康权和生命权。为调适这种冲突,国际社会通过确立"正当目的、相称、替代和克减、正当程序"四项基本原则制导警察武力权限和行使规则的设定。与国际社会大致相当,中国警察武力立法中的基本原则是"正当目的、必要且有限度地使用武力、层级性和严格遵守法定程序"。     

论政府网络监管的正当性及其有效改进——以“谷歌事件”为表述对象

谷歌事件一度引发公众、媒体和网民对网络监管的关注与争论。鉴于网络社会的现实需要和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地位,政府对网络社会的监管的正当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网络监管在我国政府管理中尚属于一个崭新的领域,我国网络监管制度由此也存在着一些不完善之处。因此,政府应当理性反思谷歌事件,遵循网络技术发展规律,采取有效措施改进网络监管,从而建立一个既有利于保障网络自由,又有利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科学化监管模式。     

对警察公共关系建设的深层调查和再认识——以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为对象

我们通过设计一套"公安基层所队建设情况"的调查问卷(分为"民警问卷"与"群众问卷"两个部分),筛选出与"警察公共关系建设"相关的有用信息进行分析,发现了一些可能影响警察公共关系建设的深层问题:民警和群众对"有困难找警察"的口号、对警察的收入等都存在认知差异;还总结了民警和群众对上级公安机关出台政策措施的建议、群众对公安基层工作的期望等,以期为推进警察公共关系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论对行政紧急权的规制——以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为标准

行政紧急权具有集中性、扩张性、程序的简化性三个属性。因此在紧急状态发生时,对行政紧急权力的规制变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行政紧急权的属性予以分析,阐明对行政紧急权予以规制的必要性,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现代法治应通过行政程序对行政紧急权予以规制,更确切的说,以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为标准对行政紧急权予以规制。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源头治理——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目标

法治政府不仅要依法行政,而且要在政府立法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建设法治政府,不仅要完善政府规制社会的规则,而且要丰富和完善规制政府的规范,这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更加重要的引领作用。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包括政府内部管理中的公平正义。科学公道的干部人事制度对于公职人员人生观、价值观、执法观具有特殊的塑造作用。以公权力监督公权力的制度设计,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利益格局,只有与救济制度相融合,才能焕发出新的活力。     

把警察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以警察权力扩张引发涉警群体性事件为视角

警察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来源于公民权利,又服务于公民权利,两者既相互依存,又须保持动态平衡.而近年来涉警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从深层原因来分析,主要是由于警察权力的盲目扩张、高度扩张,造成警察权力的滥用,严重侵犯了人民群众自身的利益,因此一定要把警察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防止其侵害公民权益.     

社会权实现的国家义务——以社会权的双重性质理论为视角

社会权在基本权利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其区别于传统自由权之处在于其实现需要国家的积极作为,国家的实现义务是社会权实现的主要因素。社会权的双重性质理论是在德国宪法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基本权利双重性质理论基础上提出来的,其对社会权的实现的国家义务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建构力。本文拟以社会权的双重性质理论为视角来审视社会权实现的国家义务。     

论警察讯问话语及其讯问权的限制——以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为视角

警察讯问作为侦查行为中的一种重要方式,极易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所以各国都对讯问程序设置了一系列规则,包括讯问时间、地点、方式和讯问权的适当限制等等.然而司法实践中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没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基于此,拟从法律语言中的警察讯问话语角度出发,以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为视角,深入探讨警察讯问权的合理限制对保障人权的重要性.     

论公诉权的能量——以撤回起诉和再行起诉为研究对象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撤回起诉的规定,但相关司法解释赋予了检察机关撤回公诉权。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撤回起诉权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滥用。检察机关往往无时间、无次数限制地随意撤回起诉,然后再重新提起公诉,导致出现反复"撤回起诉——再行起诉"的程序循环现象,损害了刑事司法的尊严,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实,公诉权是有能量的,有一个耗尽的问题。因此,应当对国家追诉权进行必要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