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

<合同法>第53条规定,免责条款原则上有效,例外无效(即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无效、免除故意或重大过失责任的无效);第39条第1款规定,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如果履行了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就有效.但第40条却规定"免除其责任"的条款的无效.这就使法律条文之间产生了冲突与混乱.本文作者试图用法解释学的方法来协调冲突,消解矛盾,以使<合同法>关于免责条款效力的规定合理化.作者还分析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民事特别法中的相关规定.     

试析中国合同法无效免责条款规定的疏漏及其弥补

我国合同法中关于免责条款的规定计有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三条,及最高院相关的司法解释。这些条文与解释的规定存在重复、冲突之处,同时亦没有构成一个周延的规定。为解决上述问题,笔者建议应当增加第三十九条的后果规定,同时修改第四十条,使具有该条情形的格式条款相对无效。     

浅论格式免责条款的效力

格式条款 ,又称定式合同条款 ,是指当事人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 ,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如果格式条款免除或者限制提供条款一方责任的 ,就称为格式免责条款。1 我国合同法第 39条规定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 ,并按对方要求对该条款予以适当说明。合同法第 4 0条又规定 ,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 52条、第 53条规定情形 ,或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自己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 ,该条款无效。根据上述规定 ,对格式免责条款的效力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 ,只要…     

侮辱罪与诽谤罪差异浅论

公民的名誉和人格应该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侮辱、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是一种犯罪行为,应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应以《刑法》为依据,从犯罪的客观特征分析侮辱罪与诽谤罪的主要差别。     

大陆与澳门刑法中诽谤罪之比较

大陆与澳门由于历史原因 ,形成两种不同类型法律制度。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大陆、澳门两地的具体个罪 ,有利于两地刑法取长补短 ,相互借鉴。本文从微观的角度 ,对大陆、澳门刑法中诽谤罪的概念、客观方面、犯罪对象、主观方面、正当理由及其限制以及刑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 ,以期推动两地刑法的完善和进步     

自媒体言论构成诽谤罪的判断标准

自媒体诽谤就性质而言,仍然是诽谤,同样适用诽谤罪的犯罪构成.但是自媒体诽谤与传统诽谤的认定标准并不完全相同,应当根据自媒体的特征视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尤其是当行为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时要采取更为严格的定罪标准.另外,诽谤罪是侵害犯,当诽谤罪与侮辱罪发生竞合时认定为诽谤罪为宜.     

新媒体背景下的诽谤罪探究

新媒体作为现代传播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具有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与广泛性、信息平台的数字性与多样性、信息交流的自由性与持续性和信息受众的平等性与互动性等特点。因此,在新媒体的背景下,诽谤罪在认定散布行为时应考量"公然性"的条件;在认定损害结果时应着重传播手段的严重;在认定犯罪主体时应根据不同的传播方式区别对待;在认定犯罪主观故意时应当包括间接故意,以此对诽谤罪进行准确司法认定。     

论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及其意义

我国所特有的"立法定性加定量"的定罪模式,决定了罪量要素作为一种犯罪门槛普遍存在于我国刑法分则的条文中,而成立诽谤罪也需要达到特定的犯罪门槛。"两高"关于网络诽谤犯罪的司法解释对网络诽谤犯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作出了有针对性的细化,增加的"点击、转载次数"标准和"行政前置模式",促使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并使得网络中诽谤罪表现出不同于现实诽谤罪的犯罪门槛。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对于净化网络环境、促进刑法的网络扩张以及指导刑事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诽谤罪成立之宪法限制

诽谤罪是侵犯名誉权的犯罪,其基本行为方式就是以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表达一定的言论,因此诽谤罪的刑法适用必然对作为宪法权利的言论自由权形成一定的限制。同时,言论自由权对于公共权力之监督和民主政治之正常运作具有重要意义,为保障其充分实现,必须对诽谤罪的成立进行合理限制。这种限制是在引入宪法规范和理念的基础上通过对犯罪构成要件作限制解释来实现的。     

网络空间的罪与罚——关于网络诽谤罪的思考

加大打击网络诽谤是切实保护公民名誉权的现实需要,有利于促进网络信息的健康发展。但操作不当则可能压制言论自由和网络反腐,不利于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如何实现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保护的平衡,不仅触及社会的敏感神经,更对顶层设计和执法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值得深入思考。     

“超医保不赔”条款的认定——以机动车商业三者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司法裁判为视角

超医保不赔条款是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纠纷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其效力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尺度不一。本文从该条款的法律属性探究着手,论证了其免责条款的法律性质,提出了该条款的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标准,并从条款效力的不同认定结果阐述了司法裁量的原则和尺度。     

论免责条款的效力控制

免责条款出现于合同历史久远,其存在价值在于其经济合理性之一面,而经济优势者在定式合同中对它的滥用亦是造成社会不公之一源.对免责条款的控制方法,域外规则主要是从形式方面严格条款订入合同的程序,从实质上审查条款内容的合理、合法性,在实务解释中限制条款效力涵盖的范围.我国立法与实务对免责条款的控制虽已起步,但仍有待形成一套系统适行的规则.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与网络条款关系的界定

2017年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在改进原本《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之后的创新与发展,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次跨越和迈进。然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同时也为司法实践带来了全新的难题与挑战,如何看待一般条款与网络条款、如何处理一般条款与网络条款的适用关系等问题亟待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出口。     

WTO体系下的环保条款与中国的对策

ＷＴＯ环保条款是一类因环境保护的目的而对自由贸易所作的限制性条款。它被规定在ＷＴＯ若干协议中,并对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该类条款的分析及就ＷＴＯ对这类争端解决实践的探讨,提出了中国加入ＷＴＯ后对该类条款的积极应对之策。     

我国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提示、明确说明义务刍议——兼评2009年新《保险法》第17条第2款

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这一特性、保险契约特性及保险业信息披露制度构成了保险人履行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的深厚法理基础.在保险实务中,在平衡保险契约当事人利益基础上,应当合理界定保险人履行提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范围,提高保险人提示、明确说明标准.在目前各保险经营机构对履行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的形式规定各不相同,存在较大缺陷的情况下,应推进保险条款通俗化,提高保险条款的可读性,尤其是对免责条款口语化、通俗化、标准化;并对责任免除条款的提醒、说明方式提出实质性要求.     

网络诽谤构成诽谤罪之要件——兼评“两高”关于利用信息网络诽谤的解释

网络诽谤构成诽谤罪应坚守诽谤罪的构成要件标准.诽谤罪的客体是公民的名誉权而非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两高”的司法解释将“散布他人捏造的诽谤信息”解释为诽谤行为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应通过修改刑法增加此种行为方式.诽谤罪的主观方面包括间接故意.增加“散布于众”之目的要件以限制诽谤罪处罚范围.     

格式条款立法新探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39—41条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引起法学界对于格式条款的理论探讨。格式条款是体现单方意志性的定型化契约条款,我国格式条款立法现状不容乐观,亟待制定一部兴利除弊、切实保护条款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科学、系统的《格式条款法》。     

WTO蓝色条款的未来趋势及我国的相关对策

蓝色条款是现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内争论最激烈的议题之一 ,其主要涉及劳动法基本原则和劳动基本条件两方面的标准 ,现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劳工问题远未构成有效的纪律约束。未来蓝色条款问题的趋势很有可能成为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焦点问题而进入世贸组织领域。发展中国家解决劳工问题的关键在于团结一致 ,在劳工标准的内容和实施方式上据理力争 ,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安排。中国必须未雨绸缪 ,对此尽早采取各种对策 ,争取在未来的谈判中占据更主动、更有利的地位。     

论提单首要条款的性质和效力

提单的首要条款是指明提单特定事项受某公约或某国家特定国内法支配的条款 ,从性质上讲 ,就是法律适用条款。提单首要条款 (特殊法律适用条款 )与提单一般法律适用条款地位相同 ,如果提单中这两类条款同时存在 ,且规定不同 ,则可考虑采用“分割适用互相补充法”或“重叠适用和谐解释法”。提单首要条款有效与否关键是要经过法院地国法官所认定的内国的具有绝对效力的强行法的考验     

论格式合同的法律规制

格式合同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格式合同在形式上表现为预定性、不可协商性、格式合同是对古典契约自由理论的修正。格式合同的广泛应用归因于提高效率、节省成本、增进交易安全,但不容许相对人协商却影响了其自由意志、破坏了双方的利益均衡,导致合同不公正条款泛滥。因此,有必要对格式合同进行法律规制,以保护相对人利益,确保社会公平,以期建立公平的交易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