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的法律-道德观是自相矛盾的吗?

我国学界流行观点认为哈特“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和“太邪恶的法律不能被服从”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自然法色彩,与哈特作为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分离命题相背离,因而他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对哈特法律-道德观之融贯性的辩护建立在其对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的区分之上。哈特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存有四个面向,即历史因果性上法律与道德内容的重叠,法律与道德概念上的分离命题,对法律的道德批判和道德的法律强制。“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强调法律与道德在事实与内容上的联系,其与两者在概念上的分离并不矛盾;哈特反对把道德作为法律的合法性标准,但不反对将道德视为法律的评价性标准,因此上述两个批评错在混淆了问题的不同面向。批判道德哲学与自由主义是哈特的重要底色,贯穿了他的法律-道德理论;哈特坚持“法律是法律”,但又对法律及其实践在道德上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态度。哈特的分析法哲学家和自由主义理论家的双重身份是互相支撑的,他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是自洽的、立场鲜明的。     

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贯穿于整个法哲学的全局问题。本文以一个小的"分手费"案例为切入点,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做出深入剖析,进而说明在我国研究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的现实意义。     

论富勒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富勒是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以往自然法学派的传统,追求法律的道德价值,强调法律与道德的不可分。同时,还将法律当做一个过程来研究,强调过程的重要性。本文从两则案例:告密者和斯派伦辛探险者案对富勒的法律和道德关系、法律的内在道德展开论述,展现富勒的新自然法思想及其理论建构。     

浅析现代法制发展趋势——从道德的法律化到法律的道德化

在法律诞生之初,法律与道德二者之间并无明显界限,不管是东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正统法律思想的逐步形成,还是西方罗马法的诞生,这一过程标志着道德的法律化。但随着社会管理经验的积累和文明的进化,要求法律内化为更高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更是强烈。由此可见,从道德法律化到法律道德化是人类由人治走向法治的必然趋势。文章力求通过考察法律秩序与道德秩序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浅析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过程与道德法律化到法律道德化的演进过程。     

探寻法律的内在道德——兼论富勒《法律的道德性》

《法律的道德性》的创作动机源自富勒与哈特的论战,同时,这部经典著作也是富勒自然法思想的巅峰之作,在书中富勒充分展现了他的新自然法思想及其理论建构,尤其是在全书中富勒围绕法律的内在道德而展开的论述及其由此而引发的学界的激烈讨论,使我们对法律本身的理解乃至对整个法学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啻引起了自然法思想的一次重大的理论变革。     

从太平天国政权的兴衰看道德与法的关系

在社会道德实体化为法律的过程中,必须运用一定技术使法律获得与道德有根本不同的可操作性效果。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与宗教有密切联系的农民运动,其政权建设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其核心道德的坚持程度及其法律化的成败。事实上,太平天国对上帝信仰平等大同等核心道德理想的弘扬造就了其最初的胜利,但在政权建设中由于缺乏有效地将道德转化为法律的技术手段和在法律执行过程中对道德和立法的双重背叛,使得政权逐步丧失其合法性并率先从内部瓦解了政权的道德和法律基础,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消除法律中的道德迷思——波斯纳的反思

波斯纳继承了尼采和霍姆斯对道德问题的基本观点,对法律中的道德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坚持实用主义的立场,主要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同时借助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分析了道德的地方性、道德的可变性以及道德演变过程中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的区分等问题,指出道德争论不解决道德问题,校园道德家对道德实践没有多大作用,主张依靠科学来解决道德难题.     

分离命题与法律实证主义

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命题是法律实证主义的一项重要主张,它包含了弱的和强的两种分离命题。哈特主张的是弱分离命题,它主张在法律的合法性标准的外在方面法律与价值的必然分离。弱分离命题需要社会事实命题的支持,它没有资格作为法律实证主义的基础命题。而在合法性标准的内在方面,法律与道德存在必然联系。内在必要联系命题可以为法律的规范性提供合理说明,并为消除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的对立和融合两者提供了新的理论前景。     

关于法律的道德支撑问题的几点思考

法治这一治国方略的核心内容是树立法律权威，培养法律信仰。法律权威的树立，法律信仰的形成，不仅要求法律从形式上具有严密而完整的逻辑体系，而且要从内容上寻找法的道德支撑，从运行过程中寻求道德支撑。本文阐释了道德如何为法律提供心理基础，并就如何改善道德环境，减小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冲突，促进法治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道德和法律的交融

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一直以来为人们争执不休,但人们对道德和法律交融的问题则持肯定的态度。本文首先阐述了道德和法律交融的历史必然性,其次分析了道德和法律交融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最后着重探讨了道德和法律交融的三个方面的契合点。     

从“洞穴探险者案”看法律与道德

本文以富勒虚拟的"洞穴探险者案"为视角,简要分析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并列举了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现象,分析了法律与道德冲突的原因,提出了解决法律与道德冲突的建议。     

道德与法律关系的伦理审视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法哲学、法理学所关心的问题。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道德与法律都体现了共同的价值目标,道德和法律都是社会伦理精神的实现形式和实现机制,是工具化了的社会伦理。法律以道德为基础,道德依靠法律的维护,两者不能相互取代。     

彭宇案件的法律社会学分析

彭宇案件的发生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彭宇案件的判决有损司法的公平正义,损害了我国固有的传统道德,它的情节涉及到法律、道德领域,与彭宇行为类似的见义勇为者的权益在立法上应该得到保护.这场道德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司法出现了问题,违背法律,不仅损害的是法律的尊严与权威,而且损害了道德,社会主义法与社会主义道德具有内在一致性,对任何一方的破坏都会导致法律秩序的混乱.在社会的大转型时期,出现了道德与法律的失衡在所难免,为此,建立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的法律体系迫在眉睫,让司法挽回道德.     

论法律与道德的相对分离

提出区分法律的调整范围与道德的调整范围的三个标准。不仅要以善良道德为标准审查法律,而且要以良法为标准审查道德。以法律手段制裁“不道德行为”缺乏法理依据。世界各个民族的古代社会都经历过法律与道德未分化的时期。西方逐步形成的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的传统促进了道德的更新和法律的进化。中国古代保持的法律与道德相混同的传统阻碍了道德的更新和法律的进化。在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上应认真吸收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这一文明成果。     

论法律与道德

法律和道德在法的适用过程中经常会发生重叠而难以区分,本文分析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讨论了它们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对应如何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进行了界定。     

法律对道德支持的原因分析

法律和道德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法律与道德的共性为道德的法律支持提供可能性。道德仅靠自己所拥有的手段无法有效地解决本身所面对的一些道德问题,这使得法律支持道德成为必要且极具现实意义。     

法律不能强制执行道德——由“黄碟案”和“换偶案”引发的思考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这句话说明了法律是道德的体现,是最低程度的道德.但同时也会让人疑惑——认定某一行为是否违法、罪与非罪的考虑因素之中是否渗透着对行为道德性的评价？法律能否强制执行道德？本文结合哈特《法律、自由与道德》一书对“夫妻黄碟”和“南京教授换偶”案所涉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思考与回答.     

论道德的不同层次与法律的关系

要深入研究道德与法律相结合的内在机制 ,就必须将道德区分为不同的层次 ,进而研究道德的不同层次与法律的关系。基本道德与法律在行为模式上较为接近。故基本道德与法律存在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而非基本道德则一般不可以转化为法律 ,但法律可以对基于非基本道德的高尚行为给予奖励、帮助。     

论道德在法治中的地位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始终是法学范畴内倍受人们关注的话题。道德的多元化导致了法律规范的产生,也使得相容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冲突。历史表明道德在法律体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决定了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法治也不能忽视道德建设。道德的法律化是解决道德与法律关系的一种重要途径,但它只是在立法层面上解决了问题;法律的道德化可以使得制订的法律被自觉、良好地遵守,从而真正实现法治的要求。     

见义勇为立法的法理追问

见义勇为既是道德问题,也是法律问题。进行见义勇为立法的社会呼声很大,而见义勇为立法涉及到道德的法律化问题,见义勇为立法发挥道德和法律的互动作用。本文从道德的法律化问题对见义勇为立法进行了法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