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体系化

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涉及多部法律的适用,但不同法设定的违法标准和法律责任存在差异。只有协调好不同法间的适用关系,才能实现法律规制的体系化。可以根据法益损害的性质和类别,来确定法律适用的选择标准,做到法益保护既不遗漏也不重复。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损害私益与公益,具有侵权与不正当竞争的二元属性,这两种属性是并存关系,需要侵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时救济。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保护同一性质、同一类别的法益,两法适用是“互斥”关系：某种行为构成垄断的,就不宜再认定为不正当竞争。反不正当竞争法可以看作是反垄断法的“兜底法”,凡损害竞争秩序但又达不到垄断程度的,可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电子商务法》第35条也间接涉及竞争问题,但其本质上不是竞争法规范,而是用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平台内经营者利益,所以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或《反垄断法》的特别法,与后者可以同时适用。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分析框架

理解竞争的本质是识别不正当竞争的前提。竞争的本质是争夺交易机会，因交易机会此消彼长所导致的竞争利益损害不可避免。此谓“竞争利益的相对性与损害的相互性”。这意味着，竞争是否正当的关键不在损害，“权益—损害范式”存在误读。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价值目标是保护优胜劣汰的竞争不被扭曲，识别不正当竞争应采用行为中心主义范式。行为背后的竞争利益对行为定性并无决定性意义，损害亦然。损害概念在反法上旨在解决责任承担问题，与行为评价分属不同的系统。首先，行为评价由“行为构成”和“违法性”二要件展开，前者旨在评价涉案行为客观上是否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列举的行为样态，后者旨在评价符合行为样态者是否扭曲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竞争之目标。其次，归责评价聚焦于行为违法后的责任承担议题，具体由过错、损害、因果关系等归责事由进行“有责性”判断。经由三阶层要件塑造的统一分析框架，使《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解释适用更加规范化、体系化。     

从混战走向有序：互联网竞争规则重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的逻辑与标准

近年来，互联网领域涌现出的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给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带来了巨大挑战，比如在腾讯诉360不正当竞争案中，就可以适用基于良好商业惯例标准和基于业绩竞争标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标准，而这些标准恰是法律认定之外的标准。     

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中的实用主义批判

"竞争关系"应当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的前置标准,只有直接或间接损害了竞争对手利益,进而损害了正当竞争秩序的行为才宜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我国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有些属于其他性质的违法行为;2016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剔除了一些非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内容,但保留并增加了一些非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反不正当竞争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之法,无关公平竞争秩序的违法行为不宜在本法中规定;即便不正当竞争行为与其他违法行为发生竞合,也应根据不同的行为性质来选择相应的责任追究与权利救济模式。     

企业数据竞争法保护的现实困境及其出路

数字经济条件下,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市场要素,并成为经营者重要的商业资源和竞争优势.在数据权属不明的情形下,可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互联网专门条款和商业秘密条款来保护企业数据,但企业数据的竞争法保护存在着商业道德边界模糊、竞争行为正当性评价误区、一般条款适用过度、互联网专条适用受限、商业秘密认定难等问题.为更好地规制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企业数据权益,建议从确立谦抑干预理念、矫正竞争行为正当性评价误区、将典型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化或对互联网专条兜底条款进行限缩解释、明确商业秘密构成要件认定标准四个方面完善企业数据权益的竞争法保护.     

互联网不兼容行为中“恶意”的解释与认定

“恶意不兼容”是《反不正当竞争法》2017年修订时确立的互联网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之一。《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从行为方式、损害后果和行为表现三个方面确立了“恶意不兼容”的认定标准,其中,“恶意”的判断既是关键也是难点。《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不兼容行为设置“恶意”要求,是为了提高不兼容行为的违法性标准,体现了法律规制的谨慎态度。“恶意”的认定不应放松更不应放弃。可以从认知上的“恶意”与意图上的“恶意”两个方面来解释“恶意”的含义,前者指只有直接故意才可能构成“恶意”,后者指行为人必须存在明确的不当意图。实践中,“恶意”的认定只能基于个案,即通过判断不兼容行为的具体属性、行为人及其竞争对手的行为表现,以客观证据来证明行为人存在“恶意”;必要时“恶意”也可推定,然后由行为人来反证自己不存在“恶意”。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竞争关系认定的反思与重构——以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平台竞争关系为切入点

为了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挑战,必须突破竞争关系对行为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束缚,厘清竞争关系和竞争行为间的逻辑关系。重新审视竞争关系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定位,就实体层面而言,竞争关系可作为恶意、损害程度等责任构成要件的参考因素;在程序方面,竞争关系是判断原告是否适格的构成要件,但并非唯一要件,需同时考量“损害”等补强因素。此外,有必要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重构竞争关系的认定规则,确立从宽、动态认定的原则和以“不正当获取或破坏他人竞争优势”为中心的认定标准,且划定广义竞争关系的认定界限,以厘定公权介入和市场自由竞争的范围。     

解释论视角下的侵害企业数据权益损害赔偿

侵害企业数据权益的行为无论是否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数据权益人请求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都在于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受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侵害企业数据权益的行为,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7条关于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特别规范。而对于不受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侵害企业数据权益的行为,可以通过整体类推的方式确认获利返还标准的适用,且数据权益人可以自行选择依据该标准抑或实际损失标准确定赔偿数额。除法定赔偿外,主张损害赔偿的数据权益人需要对损害的存在和损害数额加以举证,但对于损害数额的认定可以适当降低证明标准。     

互联网情境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

【裁判要旨】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其前提是竞争行为。随着社会的信息化和全球化发展,互联网经济被称为“眼球经济”,信息网络的开放性决定了竞争的维度从同业竞争转为跨界竞争。互联网情境下解决企业名称权与商标权的冲突、企业名称权之间的冲突,应根据所涉权利的具体使用方式、使用行为来认定。     

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依法保护知识产权

《反不正当竞争法》采用禁止性规范以“诚实惯例”作为评判标准 ,而且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经济和社会现实情况来进行判断的 ,因此可以为保护知识产权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但我国目前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还有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     

Juvenile Justice in Pennsylvania: Mission‐Driven; Performance‐ Based; Outcome‐Focused

Since 1995, Pennsylvania's Balanced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Mission has been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Pennsylvania's reform and system improvement efforts. Pennsylvania has made strong and steady progress towards advancing this statutory mission and the related operational goals through policy, practice and programmatic enhancements over these past 20+ plus years. Three key events spurred forth this advancement: the legislative passage of Act 33 in 1995 that statutorily established the goals of Balanced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BARJ), the Models for Change Juvenile Justice Reform Initiative–Additional Reform Momentum (2004) and 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Enhancement Strategy–Evidence‐based Approach to the Reforms (2010).What follows is the story of how it all unfolded.     

<Emphasis Type="Italic">Karl Korinek</Emphasis> – der Verfassungsrichter

Der Beitrag schildert aus Anlass seines 70. Geburtstages die gro?en Verdienste, die sich Karl Korinek um die ?sterreichische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 im Allgemeinen sowie als Pr?sident des VfGH im Besonderen erworben 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