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及其影响

特朗普执政期间修正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叠加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调整了对台政策,打"台湾牌"的力度加大,触及到美国涉台政策的传统支柱("一个中国政策""战略模糊""双轨策略"),并加快推动美台"官方关系"和"准同盟关系"。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的调整,是美国遏华战略驱动、两岸关系形势变化、美国战略界保守势力推动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台海局势产生了复杂影响。     

美国主流文化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CSSCI

美国主流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要一支,具有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强调以斗争/征服为情感基调,坚持"他人即地狱"式自我中心主义情感模式,秉持排他性、单一性文化结构,内部崇尚"以他人为敌"式竞争、外部热衷排他性战争。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深受其影响,"美国优先"原则的提出正源于此。用美国主义取代全球主义,中美间的合作性减弱,冲突性骤增,对中国的贸易战愈演愈烈,加大打"台湾牌"力度,拉拢盟国构建对中国的包围圈,以此遏制中国崛起。研究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与美国主流文化间的关系,有助于认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本质和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推动双边关系向健康、积极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初探

就职以来,特朗普政府已经在南海地区进行了八次"航行自由行动"(包括两次"飞越"行动),其频度大大超出奥巴马时期,并在行动的方式及授权等方面有所突破。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利用各种双边及多边场合提及南海问题,热炒本已降温的南海问题。不过,基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对外政策理念,以及朝核及经贸在特朗普亚太战略棋局中的优先地位,南海问题似乎并不是其亚太政策的关注重点。虽然出于维护美国海上霸权及安抚亚太盟友的考量,特朗普政府不会放弃南海问题,但其重要性不可高估,且不能排除特朗普政府拿南海问题作交易的可能性。     

特朗普时代的中国与美国:新型大国对抗关系?CSSCI

分析中美关系的现状与走势,可以将美国对华政策的三大长期目标——利用中国市场带动美国内经济发展(商业层面)、把中国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宗教层面)以及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政治层面)——作为一个视角。对经济上坚信重商主义的特朗普、宗教上极其保守的彭斯以及意识形态上强烈反共的班农而言,这三大目标已完全失败,因此他们在对华政策上偏激极端,导致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但40年来中美两国在经贸和人文方面已建立了广泛和深入的联系,并且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这两个关键性因素,决定了中美在高科技等领域选择性对抗的同时,也会在经贸等领域开展必要合作。这或可称为“新型大国对抗关系”。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东南亚政策的走势

本文分析特朗普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包括其继承的遗产,尤其是奥巴马政府的相关政策,并对未来走势进行了展望。结合美国东南亚政策的演变,本文提出四点看法:一是,二战后美国东南亚政策的演变呈现"20年周期"变动的特征;二是,奥巴马政府的东南亚政策是其亚洲政策的亮点,也是其为继任者留下的重要"遗产";三是,特朗普政府将延续前任的安全政策,弱化人权等议题,但在经贸领域会采取更加积极和针对性的措施;四是,第四个"20年周期"的美国东南亚政策针对中国的措施是否会得到强化,犹如当年里根政府针对苏联的政策一样,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     

特朗普政府能源政策评析

特朗普政府推行的“能源主导”政策,本质上是将能源实力转化为能源权力,扩大美国国际影响力乃至领导力。目前,特朗普政府已将能源主导目标转化为多项举措:在国内政策层面表现为“为油气松绑”,积极鼓励化石能源生产;在国际层面表现为“促油气外销”,积极扩大化石能源出口,同时,“以油气为筹码”,在实现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目标时频繁借力能源工具。特朗普推动“能源主导”议程时,在国内主要依赖于联邦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在国际事务中则体现出较强的地缘政治属性。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在化石能源生产与出口、能源安全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将能源作为对外政策工具以增强美国影响力方面则效果不明显。     

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的政策

特朗普赢得2016年总统选举,曾引发美国对俄罗斯政策是否会出现剧烈变化的猜测。特朗普谋求与俄罗斯缓和关系,以扭转因乌克兰危机而深陷泥潭的美俄对抗。然而,特朗普的胜选及其与俄罗斯缓和关系的意图遭到美国建制派的猛烈抨击和抵制。美国对俄政策不仅是美国政策制定者与俄罗斯的互动,更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内部激烈博弈的结果。由于美国政治体制及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特朗普制定和实施对俄政策的总统权力受到国会及反俄势力强有力的束缚和规制。事实证明,特朗普政府的对俄政策并未出现逆转,而是延续了奥巴马执政后期对俄罗斯的对抗、遏制和威慑,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升级,导致美俄关系进一步恶化。尽管如此,美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对俄罗斯的接触。     

特朗普政府上台与亚太安全局势的新挑战

特朗普政府即将上台,世界与地区局势正在遭遇冷战后前所未有战略不安全感。作为2016年全球政治中最大的“黑天鹅事件”,特朗普的当选和就任很可能引发美国外交历史上“非精英主义”的政策选择。特朗普的反全球化言论、对“一中政策”的挑战、威胁要对华发动“贸易战”以及效法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的狂热,必然给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带来...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台安全合作的变化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在战略定位上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战略思维上奉行"零和博弈"思维,将对华战略目标调整为竭力掣肘中国的崛起进程,进而在战略手段上开始对中国采取全面的打压和围堵,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倒退。在中美关系波折不断、摩擦频发的战略背景下,为了实现"以台制陆"的目标,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包括实现对台军售的"常态化",决策程序的"便捷化",军售模式从"官售为主"向"官商并举"的调整,以及售台武器性质从"防御性"向"进攻性"的转变;另一方面则通过将台湾纳入美国"印太"安全战略框架,扶持台湾当局发展"非对称战力",强化美台防务供应链的深度融合,深化美台情报共享与合作,推动美台多层次军事交流等方式,使得美台安全与军事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     

单边与多边之间:特朗普政府退约的国际制度逻辑

特朗普政府的退约行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国际制度体系运转的广泛关注。退约本质上是为了协调国际制度的刚性承诺与国家的灵活性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长期以来,国际制度理论对退约的研究相对忽视和不足,尽管“制度困境论”“制度互动论”“制度收缩论”和“制度现实主义论”等学说提供了部分解释,但仍需要明确退约在现有国际制度研究谱系中的位置。究其原因,制度主义在研究设计中用“背叛”研究把退约排除在研究议程之外,而制度扩散长期掩盖了制度退出的影响。本质上,制度主义聚焦制度的形成和维持,是一种关注稳定大于变动的理论。为此,文章从制度要素出发,提出退约具有国际制度自身的逻辑和特征,即从制度成员身份、条约义务偏好和后果不确定性程度这三个方面对退约进行动态把握。特朗普政府的退约行为是历史延续性和当前的特殊性相结合的产物,不会给当前的国际制度体系和国际合作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对于美国退约后的国际制度行为,中国应高度重视,从政治、法律和经济等多维度加以全面审视,而非简单地从道德层面进行谴责。同时,中国在必要时需要重新审视退约作为外交战略的可选工具,以切实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     

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趋向:新一轮“战略忍耐”?

特朗普上任三年多来,对朝政策先后经历了以"极限施压"为基调的第一年、以"峰会外交"为基调的第二年,目前开始向新一轮"战略忍耐"转轨。相对于奥巴马对朝"战略忍耐",特朗普新一轮对朝"战略忍耐"既有一定的继承性,也有不少新变化。美新一轮"战略忍耐"将不再奠基于"朝鲜崩溃论",美动用武力迫朝弃核的"窗口期"也基本关闭。特朗普奉行对朝新一轮"战略忍耐"有可能打开国际社会"默认"朝鲜实际拥核国身份的窗口,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也可能诱导日、韩采取核"跟进"政策,致使东北亚出现新一波核扩散浪潮。如果是前一种态势,则朝鲜半岛及东北亚有望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如果是后一种态势,则朝鲜半岛、东北亚及中国周边环境有可能更加动荡、复杂,甚至进入一个新的严峻时期。中国应认清特朗普政府对朝"新战略忍耐"的政策本质与特点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复杂挑战与机遇,力推重启"六方会谈",力促朝核问题相关方达成以"双轨并进""双暂停"及以朝鲜"冻核"换取美韩放松对朝制裁等为内容的国际妥协,为实现朝鲜半岛及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尤其要谨防东北亚出现新一波核扩散浪潮。     

美国对台政策的模糊与清晰

本文建立了一个政治—安全以及宣示性政策—操作性政策两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希望可以借此更为细致地梳理分析美国对台政策。在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台政策在政治层面的宣示性政策、政治层面的操作性政策、安全层面的宣示性政策、安全层面的操作性政策四个方面都有明显的调整。相对而言,两届政府的操作性政策调整的程度要大于宣示性政策。仅就宣示性政策而言,特朗普政府在政治层面的宣示性政策的动作较多,而拜登政府(尤其是拜登总统本人)在安全层面的宣示性动作更明显。美国对台政策调整的最主要原因,一是其认为中国大陆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武力的能力和意图都在上升,二是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战略思维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为推进祖国统一制造了障碍,但是决定两岸关系走向、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最关键因素是国家的发展进步。     

自由国际秩序视域下的美韩同盟关系——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

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到拜登政府时期,美韩同盟关系出现了一些较为明显的调整和变化,这些调整和变化与美国对于自由国际秩序的政策发展具有一定的同步性。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原则,冲击了已有国际规则,降低了驻韩美军的维护成本,导致美韩之间的盟友关系疏远,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由国际秩序造成了破坏。拜登政府上台后明显减少了单边施压行为,旨在提高美韩同盟的凝聚力,同时寻求拓展和扩大美韩同盟的功能和范围,进而推动构建所谓的全面战略同盟,这些举措又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自由国际秩序。在拜登政府的推动下,当前的美韩同盟关系显示出“凝聚力更强”和“功能性更全”的特点,肯定会给中韩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不过,自由国际秩序自身存在严重缺陷,韩国对于美国也并非完全无条件跟随,这就在根本上决定了相关影响的限度。     

特朗普政府的国际制度重塑战略

国际制度的构建对美国维护霸权是一个关键因素。特朗普政府接连退出《巴黎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多边协议,其"退出外交"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从表面上看,美国的这种退出国际制度的做法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它的全球领导权,其成本也极高,但深入分析便可发现,对于现存国际秩序的主导国——美国而言,这其实是一种制度制衡手段,即国际制度的重塑战略。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退出外交"的行为是以国际制度的重塑来低成本地维护美国霸权。特朗普政府选择退出或威胁退出国际制度并非单纯考虑经济因素,而是旨在通过"退出外交"扩充美国的权势和影响力。在动态权衡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之后,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制度进行了适当的收缩,达到了既减少自身的开支又维护了美国的霸权的目的。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调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这种大战略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在经济、政治与安全层面建立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但是,21世纪以来,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在美国外交实践中遭遇重大挫折。故此,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影响与制约美国外交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希望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进行局部调整:美国国内的自由派政治精英不断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进行反思;现实主义政治力量要求在对外战略中奉行战略审慎;以民粹主义为极端表现形式的民族主义希望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做出颠覆性调整。受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与民族主义共同影响的美国对外大战略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正在从自由霸权向非自由霸权做出局部调整,战略克制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的突出特点。但从更长远的角度讲,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继续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中美在“南海行为准则”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与政策互动

本轮"南海行为准则"磋商部分源于中美南海战略竞争加剧的状况,也是近年来中美南海博弈的重要议题。中美两国对"准则"的认知受其议题身份、利益关切和政策偏好的影响而存在诸多差异,并在基于本国认知向东盟各国施加影响,展开一系列政策互动,以塑造协商进程。两国政策互动呈现出以竞争性互动为基本属性、非直接与非对称互动为主要模式、主导议题为核心目标、身份认同为互动效果的基本特点。历经三个阶段的互动与博弈,中国极大程度上排除了域外干扰并掌握"准则"磋商的主动权。特朗普政府对"准则"问题的干预以舆论唱衰、串联域外大国为主要趋势,中国应在"准则"协商中进一步构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推动南海走向海上良序,并合理管控中美南海分歧与竞争。     

台湾的侨务政策:嬗变与延续

本文以蒋氏父子执政时期、李登辉执政时期、民进党陈水扁执政时期、马英九执政时期的侨务政策为主线,通过政治经济及世界大环境背景的描述,配合侨务重点工作的整理及评析,阐述1949年至2011年间台湾侨务政策的嬗变与延续。     

特朗普政府旅行禁令的合法性研究——基于“特朗普诉夏威夷案”的视角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17年起通过行政命令和宣言的形式颁布了一系列旅行禁令,2020年又在现行有效的三号禁令上新增六个国家,引发国内外争议。这些禁令因涉嫌针对穆斯林为主的国家而受到来自多个州的司法挑战。201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特朗普诉夏威夷案(Trump v.Hawaii)中对三号禁令的合法性做出判决,多数意见认为禁令符合《移民和国籍法》授予总统禁止外国公民入境的权力,也符合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因其基于国家安全而非宗教敌意做出,满足合理性审查。但法院对审查标准的选择和适用受到质疑,多方批评其没能正视此项穆斯林禁令的真实动机。本案充分表明美国总统和行政机构在管理外国公民出入境方面享有极大权力空间,且可能涉及歧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