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利益的文化思考

国家利益一直被视为具体的物质利益,但实际上文化因素对于国家利益的影响至关重要.国家利益是由表现为思想、原则和规范的国内和国际文化价值观的复杂互动来界定的.文化利益不仅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而且也以其道义目标和理想追求引领国家利益的方向.物质利益和文化利益既有一致性,也有矛盾性,处理好两者的矛盾,更加重视文化利益,将是今后的发展趋势.     

中国国家利益与对非政策

各国都把本国国家利益作为制定外交战略和政策的出发点,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各个时期考虑国家利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大致上可分为4个时期50年代初将安全利益置于首位;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将政治利益置于首位;80年代将经济利益置于首位;90年代既重视捍卫政治利益也重视经济利益。非洲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巩固和发展同非洲各国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国家关系,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俄关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

中俄关系正面临全新调整，并将不断走向深化。明确中俄关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是保障中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维护中国安全与和平发展的重要前提。在未来很长的历史时段里，中俄关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在于：进一步巩固中俄两国的安全信任，拓展中俄两国的安全合作；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与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坚持走有本国特色发展道路；进一步倡导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最大限度地利用中俄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制订共同战略、争取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     

中国国家利益研究综述

国家利益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命题,一直以来都是国际关系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而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从封闭的体系转变为开放的体系,框定国家利益的因素大大增加,从而导致国家利益在内容、结构和维护手段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①特别是在冷战之后,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发展,新的国家实力的增强与国际环境的变化也推动着中国人对国家利益观的重新塑造,⑦中国的国家利益研究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有鉴于此,本文拟对1989～2015年中国的国家利益研究作出分析综述,并对相关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设性认识.     

中国国家利益及其在中国—东盟关系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东南亚地区关乎我国崛起过程中祖国和平统一、维护南海主权、确保良好中美关系以及拓展对外贸易等核心及重要国家利益,是推行睦邻周边外交、构建稳固战略依托的命脉和支点。台湾问题、南中国海问题、能源问题、自贸区建设问题及提高软实力问题是双方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中国核心及重要国家利益面临重大机遇和一定挑战。正确认识这些机遇与挑战将有助于我们有的放矢地推动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进而促进我国国家利益的全面实现。     

国家安全治理的内外整合:以打击"东突"恐怖主义为例

国家安全是一个动态演进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概念产生于工业社会的民族国家,并体现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强调外部安全的特征。目前,中国正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家安全风险出现了高度的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等特征,内外界限被模糊。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契合中国向后工业社会迈进时代特征的系统性、整体性的国家安全观。它具有多元性、层次性、结构性和整体性等特征,强调对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整合。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中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可以在总体国家安全框架下呈现新的图景。由于“东突”恐怖主义日益被打上后工业化时代的烙印,中国反恐怖的模式必须实现从“统治”向“治理”的演变,这是因为“东突”恐怖主义日益显现出组织的松散性、风险的流动性和行为的不确定性以及思想的激进化、活动的虚拟化和联系的全球化,对既有的反恐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应在统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内外整合型的治理模式,实现对恐怖主义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良性互动。     

论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两者间虽具异质性,但也有一致性.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的上层建筑,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影响决策者对基本国家利益的判定.追求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是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有时甚至会成为核心目标.     

妥善处理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关系

文章提出了处理国家利益必须着眼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观点。其理由是:如今的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相关性已不断增强,而经济全球化则更密切了两者间的关系。文章的论述按这一主题展开,同时强调要处理好这一对关系必须对下述三对矛盾,即“付出与获得”、“原则和利益”及“本国安全与世界安全”有足够的认识。     

美国国家反恐中心简介

“9·11”事件使美国清醒地认识到恐怖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从2002年起,在美国颁布的历届、历版各层级安全战略中,官方无一例外地将恐怖主义列为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     

浅谈全球治理理论及其制度治理实践

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日益发展与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现 ,使得全球治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全球治理的问题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它不仅仅是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问题 ,更是目前国际政治中一个十分紧迫的实践问题。本文首先对全球治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论述了全球治理兴起的原因 ,并引入国际制度的概念对这一全球治理途径进行了阐述 ,最后对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做一个整体评价     

泰国华文教育现状分析

泰国华文教育有近300年的历史,但由于种种原因,曾一度陷入低谷,一蹶不振。近10年来,华文教育在泰国开始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热浪,“华文热”上至皇室成员,下至平民百姓。一所所新的华文补习中心、补习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建立起来,因历史原因已尘封多年的华文学校也纷纷敞开大门,重展当年风采;而许多大学更不示弱,争相设置起汉语专业或开设汉语课程。一些幼儿园也开始意识到开设汉语课的重要,立志把华文教育从幼儿抓起。泰国的华文教育可谓是蓬勃发展,前途无限。一、泰国“华文热”的原因泰国的华文教育之所以如此兴盛,既有外在也有内在的原因…     

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治国理念

新加坡于1959年获得自治,1965年从马来西亚脱离而独立以来,始终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人民行动党的治国理念和风格正如其名,重视的是行动,形成了以下特点。一、早期的建党理念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立于1954年,以李光耀为首的14名发起人中包括7名工会领袖、2名律师、2名记者和3名教师。其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杜进才解释说,取名人民行动党,是因为这个政党是人民的党,至于行动,是从联合行动议会这一机构名称中取用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早期纲领是反抗殖民主义、争取独立,尽管没有流血,但是它可以被看作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是一样的,具有革命…     

新加坡精英治国论的实践

新加坡基于国情和历史因素 ,主张精英治国论 ,执政党广为挖掘和网罗精英 ,其采取的干部党员制度和公众直接选举有机结合的方式 ,已被证实是一种在新加坡比较有效地确保高选才成功率的精英选拔模式。本文主要介绍李光耀的精英治国思想及新加坡精英人才的选拔制度 ,并归纳出其产生背景和特点     

新时期印度尼西亚反恐困境和策略

近十年来,印度尼西亚不断加大警察执法和军事打击本国恐怖主义的力度,一些大的恐怖组织被瓦解,近五年没有出现大规模伤亡的恐怖事件,但是随着中东"伊斯兰国"运动的兴起,在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支持下,激进思想、言论和恐怖主义行为有卷土重来之势;印度尼西亚还面临着在押极端分子的大量释放、针对警察复仇恐怖活动的威胁;印度尼西亚政府采取了对非暴力恐怖的极端主义舆论加强管控、进一步加强国际反恐合作、提供政治不满因素的政治解决渠道、加强重点人员监控等综合措施把反恐斗争引向深入。     

试论社会支持起诉制度——从柴发邦《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一书谈起

在柴发邦主编的<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一书中,作者谈到了诉讼发动机制的变化,认为"不告不理"已不应成为现代社会所绝对固守的原则,由此诉讼发动机制的变化而引起对冲突主体诉讼行为的双重改变:一方面,当冲突主体具有发动诉讼的意志,由于某种障碍而不能实现这种意志时,支持控诉的社会组织可以代为(并非诉讼代理性质)提起诉讼;另一方面,冲突主体虽然没有甚至拒绝提起诉讼,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由同类的利益主体或有关社会组织代为诉讼,并使诉讼后果归于未直接参与诉讼者.这种诉讼发动机制称为社会支持起诉制度,以前苏联为典型代表①.     

WTO争端解决机制与中国权益维护对策

世贸组织是各国与国际经济体系联系与合作的重要桥梁.制定规则、组织谈判、解决争端这三项基本任务使世贸组织成为有效的世界贸易运行机制.了解世贸法规,熟知争端解决机制能使我们正确运用其游戏规则,从而在入世后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文就世贸法规、争端解决机制及我国入世后维权对策这三方面作一论述.     

谈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的新选举制度

自2006年12月7日起,新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选举法生效.该选举法奠定了2007年12月将举行的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的法律基础,进一步完善了国家杜马的选举制度.本文拟简要回顾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选举制度的历史发展,研究分析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新选举制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澳门经济发展中的良治政府因素

纵观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的发展,政府和市场的各地定位和相互作用的争论一直处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东亚经济崛起,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开始主导该领域的研究议程②,这就是良治政府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由于东亚各国普遍把经济高增长放在首位、高度关注贸易的增长以及国内外市场的比较优势,同时把经济管理的绩效作为政治合法性(political legitimacy)的重要支柱,从而构成了"政府有效干预经济的模式",而正是这种模式才导致东亚经济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