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帝国:开启于建构之始的征程——《帝国——后现代的政治秩序》政治本体论浅析

《帝国》的政治本体论认为,与具有腐败性、危机内在性的帝国的形成相伴随,作为一个全球无产阶级的多众业已形成。鉴于帝国生存对多众虚拟性的依赖,以及生命政治环境促成了价值标准多元化以及政治建构内在化的现实,要实现对帝国的政治替代,多众应着力于争取全球公民权、获得社会报酬的权利以及再占有的权利,最终实现"人类学形变"。综观这一理论,由于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立场和思维方法的固守,从根本上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地。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当代解读与价值意蕴

列宁"帝国主义论"是继马克思《资本论》之后的又一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力作。它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呈现出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分析和理论概括。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并没有改变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现实基础,同样也没有改变列宁对帝国主义命运的历史判断。列宁"帝国主义论"在提供科学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以及坚定共产主义必胜的理想信念等方面仍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简析“新帝国主义”论

一、“新帝国主义”论产生背景及其主要观点在科索沃事件后,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一次演说中,曾经以历史上的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大英帝国等为例,声称为了“神圣的国家利益”,美国“将成为人类最后惟一的帝国”。2002年4月7日,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顾问罗伯特·库柏在《观察家》上发表《后现代国家》一文,系统论证了“新帝国主义”论;同年美国3—4月号的《外交事务》发表塞巴斯蒂安·马拉比“不得不帝国主义”一文,再次鼓吹实施帝国主义政策。《纽约时报》等有影响的报纸相继刊登这方面文章,通过美国报道检索,仅仅两个月涉及到“美国和帝国”这个关键词的报道多达300多条。“新帝国主义”论盛行一时,在国际上颇具影响。“新帝国主义”论产生的背景及其主要观点     

“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论之比较

本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是社会革命意义上的“同时胜利”论，并不否认政治革命的“一国胜利”；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是政治革命意义上的“一国胜利”论，并不否认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必然是“同时胜利”。“一国胜利”论与“同时胜利”论不是对立的。因此，关于“同时胜利”论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过时，因而被“一国胜利”论所取代的传统观点，没有准确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社会主义胜利问题上的本来思想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文化传统

中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学习西方现代军事、科技、经济和政治的同时,没有像德国和日本一样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老路。中国人将"平天下"当作不可违背的"天命",这种价值取向能确保中国"永不称霸"。     

“和平崛起”理论的提出及其重大战略意义

崛起是指一个大国的综合国力快速提高并对世界力量格局、秩序和行为准则产生重大影响的过程,全过程的完成就是崛起的最强结果。中国和平崛起意味着中国将从一个不富强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同时这种崛起又是不称霸的内敛式的崛起。和平崛起理论的提出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一、和平崛起理论的提出(一)和平崛起理论提出的迫切性。"崛起"(Rise)是国际政治中的常用词,指的是一个国家相对力量的迅速增长,它与"衰亡"(Decline/Fall)紧紧联系在一起,用以探讨帝国或大国命运。"崛起"本身是一个中性词,虽然象征着一种新生力量,但不含价值判断。应当说,进入90年代以来,海外关于中国崛起的报道和评论一直不断,不少人将21世纪称     

“一边倒”格局下的人民外交

正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制定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这次会议的报告认为,"只要一天它们(帝国主义——引者注)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宣布:"我们与苏联应该     

“五四”精神与北大传统

五四运动是20世纪初叶中国发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从此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五四运动无论是作为一场爱国政治运动,或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还是一场文化革命运动,都对此后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对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从多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在政治上是以前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在文化上“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同时,“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可以说,如果没有五四运动,中国的现代史或许要重     

推翻帝国:后现代社会革命的宏大叙事——兼论《帝国》的政治本体论

哈特和奈格里通过对帝国政治本体论的深入考察,将帝国指认为一种腐败性存在,一种尚需对其予以政治替代自在的善。非物质劳动霸权及其创造出的生命政治环境导致了帝国本体的缺乏,为实现对帝国的政治替代提供了可能。为了现实地推翻帝国,作为后现代革命主体的民众必须着力于争取全球公民权、获得社会报酬的权利以及再占有的权利,从而在将自己锻造成后现代的"斗士"的同时,从另一头穿越帝国。尽管这一理论存在着诸多理论缺陷与逻辑硬伤,但作为后现代社会革命的宏大叙事,仍不失为一个不可多得思想资源。     

试论“苏满关于中东铁路转让协定”的签订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联为了维护其边境安全,单方面与日本、伪满洲国就出售中东铁路"所有权"数度谈判,最终签订了"苏满关于中东铁路转让协定"。该协定的签订,不仅违反了《中俄协定》,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而且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步伐。     

“动员式政治”“日常政治”与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探索和实践

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探索与实践是在国内外历史环境与当今政治生态双重交错中逐步展开。传统中国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只有"君主"而没有"民主",中华帝国与西方封建制的社会结构、权力结构等有很大的区隔。近代以降,在"冲击-反应"的模式下传统中国被迫拉入到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激进主义倾向的"五四运动"成为当今中国民主进程的滥觞,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政治运作机制"动员式政治"一直沿袭到1980年代末,中国民主遭受挫折、困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民主意识增强,中国政治生活逐渐向"日常政治"转型,通过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等民主途径的探索和创新实践,逐步推动和实现人民民主和国家民主。     

发展·滞胀·垂死性

六十几年前,列宁写了著名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他在这部著作里论证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或寄生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论断,已经生动地被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所证明。人们对于运用《帝国主义论》的基本原理去分析那一阶段帝国     

“西安事变”后的广播讲话

各位听众,各界同胞们:东北沦亡已经五年多了,华北也几乎名存实亡,西北的危机,也一天比一天的加深。"九一八"后政府所签订的几次协定,实在是断送了许多的主权。日本施行一贯的大陆政策,整个中华民国眼见就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了!     

大将粟裕的“文革”岁月

在"文化大革命"中,粟裕是一位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的开国大将。他没有因为中央军委的"一号命令"而被强制离开北京,更没有被监禁或坐牢;他还出席了"文革"期间几乎所有象征政治待遇的党代会、人代会、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并担任国防部副部长要职;1967年4月,他和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同时增补为中央军委常委。     

杨光斌:应重视“意识形态权力”

正就世界政治而言,世界政治其实是一种文化政治,尤其在"冷战"时期,世界政治变成了"观念的政治",其中以自由主义民主为基础的美国文化霸权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很多国家因此被颠覆,从而更彰显了意识形态权力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权力是国家权力之魂。意识形态权力曾经是建立新中国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宣传和组织被称为中共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事实上,在延安13年,中共有了独立的话语体系,其中包括哲学     

对新时期“党际和谐”的历史考察

在我国政党制度格局中,有一支有别于任何国家、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力量——参政党。这是我国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有特殊作用和重要意义的民主党派在新时期给予的法律上的定位。2005年,在我国政治术语中首次出现"党际和谐"一词,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与民主党派就已经有了和谐的基础。文章主要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双方合作、和谐的关系进行梳理,展示政党制度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历程。     

自律重在“独”与“微”

正党员干部必须解决好"善始善终"的问题。如果平时不刻意"慎独""慎微",不注意防范"找上门来"的错误,老是怀着侥幸心理去为不可为之事,非栽跟头不可。严格自律、慎独慎微是中国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重要途径,把内心的底线守住了,制度约束的成本就会大大降低。从古至今,人的行为总是受制于两种力量:一是内心自我约束,如通过道德教化、宗教熏陶、信仰凝聚等手段加以强     

对我党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回顾与反思

“和平演变”是国际帝国主义进攻、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战略。经过40多年的反复较量,如今“和平演变”已经在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尽管我们党在西方敌对势力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的进攻面前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但是,和平演变的现实危险性并没有消除。我们在冷静地总结过去,考虑未来的同时,对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党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历程和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回顾与反思,是非常必要的。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西方敌对势力感到,用武力消灭不了社全主义;单纯的经济遏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政治、思     

从边疆治理到国家整合——基于西南民族地区的考察

在传统帝国形态当中,具有帝国形态特点的治理少数民族边疆多重形式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得以体现。晚清帝国的解体使得建立现代国家成为此后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命题之一,传统边疆治理形式开始逐渐让位于现代国家整合的过程。辛亥革命中建立的中华民国将建设现代国家作为其战略目标的同时,在民族地区展现了国家整合的逻辑,并取得一定成就,但更多表现为局部性和碎片化的,加上缺乏内在有效力量支撑,最终导致国家整合任务的失败。而真正能够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的则是中国共产党,它在民族地区的政治实践中完成了国家整合的历史使命,成功实现了从边疆治理到国家整合逻辑的有机转换。     

十月革命并未证实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设想

本文根据历史事实和经典原著,分析论证了马克思晚年提到的俄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的前提,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严格遵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断定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同时,分析论证了俄国十月革命是在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特殊环境下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理论基础是列宁主义,与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设想没有因果关系。十月革命并未证实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