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权之性质辨正

关于公诉权的性质,我国学者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准司法权说、法律监督权说、诉权说等不同观点。本文认为这些观点都失之偏颇,将公诉权置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考察,公诉权实为刑事诉权之一种。     

论诉权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导入

诉权理论是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石 ,将这一理论引入到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中 ,对于科学合理地配置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诉讼权利 ,完善对抗制的诉讼机制 ,开拓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视野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诉权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导入有一些障碍性因素 ,但这些因素是可以克服的。在刑事诉讼中研究诉权理论有必要从理论上阐述诉权与宪法、诉权与人权、诉权与国家刑罚权、诉权与当事人权利之间的关系。此外 ,还应当根据诉权理论 ,对刑事诉讼构造、侦查中司法控制机制、检察官起诉裁量权以及审判方式之改革等问题进行制度性变革。     

公诉权对行政诉讼的介入——公诉权的一种新境界

公诉权长期以来被认为只存在于刑事诉讼领域.其实,公诉权也是诉权,它是诉权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并有着自己的独特品质,可以为各种类型的诉讼采用.行政诉讼一般只承认"私诉权",这种单一的诉权模式在实践中遇到了许多自身难以解决的矛盾.故有必要将公诉权引入行政诉讼,针对特定种类的案件建立起相应的行政公诉制度.     

引入诉权理念以完善刑事诉讼权力与权利结构

本文首先提出了刑事诉讼权力与权力结构,之后对诉权理念加以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引入诉权理念的重要意义,提出应在刑事诉讼中引入诉权理念,将诉权作为刑事诉讼中除审判权、公诉权、辩护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利",以期立法、司法者对诉权理论加以高度重视,并将扩大诉权的范围、保护被害人诉权的行使作为自己的责任。最后,本文分析了中国现行法律关于诉权规定的不足之处并给出了相应的对策。     

公诉权之含义辨正

关于公诉权的含义,国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有欠准确。如果将公诉权置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考察,公诉权则不仅是一种请求权、一种犯罪追行权、而且是一种刑事诉讼权利而非权力,是一种由国家享有的一种刑事诉权。     

诉权法理研究论纲

诉权被无故侵犯常见于报端,人们早已习以为常;而对诉权的研究则相当薄弱,学界通行的诉权定义存在不周延之处。诉权就是请求法律救济的权利,是启动与延续诉讼的权利。它是一项与诉讼权利、应诉权、公诉权有别的权利。诉权的形式有民事诉权、行政诉权、刑事诉权和宪法诉权。诉权的内容有起诉权、上诉权、反诉权、申请再审权以及申请宪法解释权和刑事自诉权等等。在法治社会,诉权是高于实在法的道德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诉权实质内容不断丰富,诉权形式逐渐多样化,诉权主体走向普及,人们在诉权面前实现了平等,随之诉权地位也从习惯的权利上升为宪法的权利与基本人权。诉权的结构可以从诉权的主体、诉权的对象、诉权的义务人三方的关系中去认识。这一特殊的三角结构使诉权产生了不同于其他权利的特殊的社会功能:保障权利、控制权力、和平解决社会纠纷。     

试论我国公诉权的优化配置——以公诉权的本质属性为视角

x摘要公诉权本质上属于法律监督权,公诉权法律监督职能取决于公诉权的合理配置。本文指出应从扩大公诉裁量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行政公诉权等方面优化配置我国现行公诉权。     

论公诉权之法律监督职能及其强化

本文针对公诉权法律监督职能存在的争议,借用刑事诉讼的双重结构理论,分析论证了公诉权法律监督职能的合理性;解析了司法实践中公诉权之法律监督职能弱化的表现,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强化的对策。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须厘清的几个关系

一、量刑建议权与公诉权 有观点认为量刑建议权属于公诉权。笔者以为，量刑建议权发生在公诉权的行使过程中。它和公诉权密切相关，认为量刑建议权从属于公诉权无可非议．但以公诉权来界定量刑建议权的性质是不恰当的。公诉权只是一种程序性权力。在法国，公诉权的性质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公诉权是一种社会性权力，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权；     

我国防止起诉权滥用的内在结构

如何防止起诉权滥用是司法改革的重要问题。两大法系国家主要采取司法控权的模式，而我国则采取检察控权的模式．两者具有不同的内在结构。它与检警关系、检察机关角色定位、警察机关的职能、公诉的证据标准有重大关系。事实上，我国具有独特的公诉权制约机制，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我国现有预审程序的改革建议忽视了上述方面的系统性，改革应当整体推进。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