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反腐国际合作的经验与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了反腐国际合作力度。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抓手的反腐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但在实际工作中仍面临不少困难,给反腐国际合作带来了极大挑战。总结近几年中国反腐国际合作的实践和中国反腐国际合作的成功经验,并对未来反腐国际合作的发展挑战进行初步分析,对推动我国反腐国际合作的深入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法律问题及立法完善——以开平案为例

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针对外逃贪官展开的追逃追赃工作中问题突出,这与我国在刑事司法合作领域的制度欠缺有关。"开平案"的成功为我国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有效思路:在借鉴美国刑事合作方面的经验,并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其他国际条约的要求的基础上,一方面对内补充和加强我国刑事司法相关内容和立法;另一方面对外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以此完善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制度体系。保持对外的一致性,使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顺利进行。     

我国境外投资企业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分析

受国内劳动力价格上升、环境压力等因素影响,中国企业近年来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不断寻求技术突破,塑造国际品牌形象。笔者从提高我国境外投资企业国际竞争力角度,通过分析我国境外投资企业发展情况,深入剖析我国境外投资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加快培育我国境外投资企业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的对策建议,为政府制定战略措施、企业确定境外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反腐败国际合作：追逃劝返制度的规则构建

<正>在境外追逃的几种方式中,劝返因其效率最高、成本最低而成为当前实务部门最常使用的方式。然而,由于欠缺法律支撑,劝返在适用条件、承诺效力、国际认可度等方面争议颇多,掣肘跨国追逃目标的实现。破解劝返方式所处之窘境,应当明确劝返的性质和地位,并从立法、司法以及国际合作三个维度对劝返程序进行制度化和法治化之完善:在立法层面规范劝返的工作方式和流程、制定劝返量刑规则、限制办案人员承诺权限、     

自然人的境外民事行为能力探析——以我国赴境外留学青少年为例

从自然人境外民事行为能力判定的历史轨迹出发,结合我国境外留学人群的相关特点和现实需求,对其中的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以求理清其中的法律关系,对维护我国境外人员的合法权益,推动国内外民事交流与合作有所指导和帮助。     

国际视野下反腐合作机制的构建

反腐国际化是当前我国反腐斗争的一个重要特征。开展国际反腐合作面临着一系列的现实挑战,主要包括不同意识形态的矛盾与冲突、中西方法律理念的差异、国际司法合作互信机制缺乏以及域外追逃执法环境复杂等问题。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在国际反腐合作中,应当坚持求同存异,建立完善的国际协调机制,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同时,还应加快我国司法制度改革,强化我国国际规则的塑造力。     

中美反腐合作的机制、成就与意义

积极推动中美反腐合作,是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环节。以APEC、G20、《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主要平台,中美反腐合作通过不断设计和制定新的合作框架和对话机制,在追逃追赃问题上逐步实现规范化和常态化。在利益驱动和制度支撑下,中美反腐合作取得显著成就,但也面临一些困难与障碍,主要表现在缺乏引渡条约、信息共享不够、司法制度存在差异等方面。反腐合作使美国不再是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为中美合作注入了新的战略性内容,开辟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领域,提高了我国在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过程中的议题设置和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论境外潜逃预警机制的构建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预防经济犯罪嫌疑人潜逃境外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经济犯罪嫌疑人携带大量资金潜逃境外,严重损害了我国国家形象,给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带来了巨大的危害。追逃不如防逃。因此,现阶段有必要加大预防经济犯罪嫌疑人外逃力度,通过人力资源、制度规范、信息技术三个层面的设计,构建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防逃预警机制,达到防逃预警的目的,把经济犯罪嫌疑人拦截在国门之内。     

我国近年来跨境追逃的特点及问题

近年来,犯罪后为逃避打击和惩罚逃往国外的犯罪分子日渐增多,我国政府和司法机关相继开展了跨境追讨工作。目前已初步形成了重点突出,追逃、追赃并重,手段多元化,多层次追逃法律体系并存的特点,但也存在国内法和国际法冲突凸显等问题。这些现象,既是我国转型期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我国灵活务实的追讨政策和立法现状的体现。     

论跨境追逃之侦查方略

跨境追逃是惩治外逃嫌疑犯的有效措施。我国与国际社会、内地与港澳台不同法域间开展这一合作 ,应当在符合一定形式要件的前提下通过平等协商 ,采取切实可行的侦查方略进行 ,使打击跨境犯罪取得成效。     

中国农业企业境外上市地点的比较与选择

中国农业企业在寻求境外上市谋发展时,面临上市地点的选择.本文从分析境外主要证券市场的概况出发,并对境外主要证券市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比较,提出中国农业企业境外上市地点选择的建议.     

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问题探析

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历史不长，但积极参与了全球、区域内多边和国际双边三个层面的活动，在世界反腐败国际合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当前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仍存在一些问题，仅从海外追捕腐败分子的实践来看，就面临着“调查取证难，人员遣返难，资金返还难”等一系列问题。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不符合国际惯例、法律制度不健全、死刑惩罚数量过多以及双边引渡条约数量不足是导致海外追逃成效不高的制度原因；办案人员素质不高、办案经费不足是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的人力物力制约；西方国家对我国人权保护和法治的不信任感、敌对势力对我国形象的破坏以及国内司法腐败现象也影响了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因此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及做好国家形象宣传是推进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进程的当务之急。     

境外上市趋利避害

理性对待渐成趋势的国内优质企业赴境外上市在“走出去”战略推动下,近年来我国一大批业绩优良、规模较大的企业和一些金融机构陆续到境外上市,其在有效利用境外资本,优化企业管理机制的同时,也给国内资本市场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带来一定影响。因而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境外打工入门

如果你“工作勤奋、品行端正,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或相应的资格技能证书,年龄在18至40周岁之同,有一定经济能力、家庭负担不重、身体健康、无不良生活习惯、有较强生活能力和适应能力、在国内从事与境外要求一致的专业”,你就可以考虑去境外工作,开创一番新事业。为了提高境外就业中介机构管理水平,保护出境人员的合法权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新出台了《境外就业中介机构业务示范流程(草案)》。     

我国公司境外上市法律监管的理论基础分析

公司境外上市是实现企业长足发展并拓展融资途径的主要路径,对其进行法律监管是公司上市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法律上的监管模式,它兼跨以上市公司为中心的证券法和公司法两个法律体系。本文考察公司境外上市法律监管的理论基础,以期为构建我国公司境外上市法律监管体系提供理论支持。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有企业境外党建的四种模式

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走出去"战略,国企境外投资高速增长,境外党建也因此成为党建研究的重要前沿议题。基于长期调研的经验材料,归纳总结了"使领馆党委——国企境外党支部""境内党支部——境外党小组/党员"、境外项目党建、境外独立党组织体系等四种国企境外党建模式,分别阐述它们的适用范围、组织架构和工作内容,结合横向比较,分析不足之处,探讨改进途径,并在总的方面提出展望。     

正视境外利益集团

近些年来,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十分活跃。而中国官方与民间对这类活动及其影响缺乏清晰认识。其一,强力公关。境外利益集团熟谙中国国情,巧妙利用各方人脉,想方设法接近各级领导人,一     

深圳开展境外加工贸易的现状及对策

在境外开展加工贸易业务,是贯彻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资源、两个市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扩大外贸出口的重要举措。深圳市对开展境外加工贸易业务十分重视,将其列为外经贸重点工作,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加以推动,使其成为本市外贸出口新的增长点。一、深圳开展境外加工贸易的基本情况深圳市从1999年上半年开始鼓励企业到境外开展加工贸易业务,截止2000年4月,共组织了26个境外加工贸易项目,其中已实际投入运作的项目有16个,中方协议投资额6000多万美元,主要投资国家和地区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印尼、越南、马来西亚…     

国内境外非政府组织研究的进展与未来展望——基于CNKI期刊文献数据

改革开放后,随着越来越多境外非政府组织进入我国开展活动,有关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议题成为学界的重要探讨内容,目前已有很多相关研究。通过使用文献分析工具CiteSpace对国内关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期刊文献进行可视化研究并且对重点文献进行内容梳理后,发现学界围绕境外非政府组织与全球治理、相关法律法规、对社会的影响、管理难点及建议、与本土非政府组织互动等多方面问题进行了研究,产生了大量丰硕成果,但研究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拓宽,且近几年境外非政府组织领域的研究热度下降,已有研究多数在讨论如何管理境外非政府组织而忽略了服务与引导的重要性。     

论《监察法》的宪法定位与腐败治理体系的发展

201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确立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地位,使其于宪有源、于宪有据,优化了中国特色监察法制体系,推动了腐败治理体系的全面、纵深发展。作为反腐败工作中的基本法,《监察法》应当结合《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进一步推进"打虎""拍蝇""猎狐"等的规范化、法治化,促进腐败案件监察与人权保障要求的平衡,实现依法治理腐败犯罪与腐败预防的结合,实现国际追逃追赃与国内腐败治理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