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安坤事件的性质

康熙三至四年(公元1664-1665年)间,贵州水西地区爆发的安坤事件,是清代贵州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这次事件对贵州的历史,尤其是对彝族土司统治了千余年的水西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对于这次事件性质的探讨,并非毫无意义。我省史学界,对水西安坤事件有两种不同的评论。 (见贵阳师范学院编印《贵州史讲义》和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古代史》二书)。前者认为这是一次少数民族的抗清斗争,后者     

车里宣慰司和水西宣慰司的比较

车里宣慰司和水西宣慰司都各自建立了一套具有其民族特点的政治经济制度、宗法等级制度,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两地的社会状况既有相似性,有又明显的差异性,车里地区的封建领主的统治权力受到多方牵制,没有形成高度的集权,社会内部阶级、等级之间的矛盾也相对缓和;水西地区的土司统治则表现为商度集权,社会力量得到了有机的统一,显得十分强大,阶级关系和社会等级之间呈现出一种既有强制、对抗性,又不得不依附于封建领主的特点。     

清代水西彝族土目和彝文田契试析

贵州省毕节地区所辖各县,是黔西北彝族人口居住较多的地方。其中大方县,是清初改土归流后大定府治所在地。历史上,大方彝名慕卧格,是明代贵州宣慰使彝族土司安氏统治的住地,由于安氏土司统治的地区,位于乌江上游的鸭池河(六广河)以西,故称水西。文献记载,水西土司安氏的远祖济火,早在蜀汉时献粮通道,协助诸葛亮南征,受封为     

中国土司历史地理与西南边疆民族史研究

土司制度是我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管理制度，其在历史上的实施，以西南地区最为广泛，这使得西南地区成为我国民族史和边疆史地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长期以来，土司研究重其名实、性质、职分、世系等讨论，对其置废、分布，特别是长官驻地、辖境范围等历史地理状况研究较少。基于从事《清史·地理志》编撰和《清史地图集》编绘工作积累的经验和认识，推进土司历史地理研究可弥补学术界在土司驻地、建制、管理层级和辖境范围等方面上考察的不足，也是从更高、更深视域的疆土管理等中央与地方关系审视土司制度的需要。具体上，可以采取“世袭职授查其沿革，政体建置考其地理”，纵横经纬结合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并在一手档案资料基础上重视制度史与实际运作的过程讨论，积极开展土司历史地理研究乃至编绘土司历史地图，全景式展示土司演变状况，对民族史、边疆学和地方治理等边疆民族史研究的多学科建构起到推动作用。     

从历史记忆到当代展演:唐崖土司田氏夫人遗产及其开发中的国家认同

明清时期南方民族土司的国家认同具有历史的典型性,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湖北唐崖土司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文章以方志、家谱和民间传说资料为基础,挖掘唐崖土司田氏夫人文本材料中体现土司国家认同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南剧《唐崖土司夫人》既是一个现代文本,也是一种遗产开发,其在继承传递历史文本的主要信息的同时,进一步表现了土司国家认同、族群认同以及现代人本精神追求等时代价值.文章进而对土司遗产保护开发作了探讨,提出要注重遗产历史语境,尊重遗产历史内涵;注重遗产开发的现实语境,发掘遗产时代价值;并对遗产开发中的活态保护模式提出了对策建议.     

《明史·贵州土司传》考异

《明史·贵州土司传》是研究明代贵州民族史的基础史料之一 ,历代史学者出于对《明史》的信赖和遵从 ,也十分珍视《明史·贵州土司传》。但由于《明史》主编及参撰人员对土司列传类的内容重视不够 ,再加编修《明史》时已去明初三百余年、距明亡亦近一个世纪。因此 ,《明史·贵州土司传》出现了诸如史实交待欠明晰、领属关系不清楚、地望考订不周详等重大误漏 ,给相关民族史研究造成了诸多的混乱和失误 ,本文依据《明实录》对其进行了初步订正     

论明代贵州水西安氏土司战争与民族关系

明代贵州水西安氏土司战争与民族关系是各方面的互动与和谐、冲突与博弈、认同与调适的结果。当民族权利不平衡、民族利益不公平、民族发展不均等时,就导致土司战争的发生。不同类型的战争体现了水西土司政权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与周边土司的关系、与辖区百姓的关系。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要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就必须处理好民族权利的平衡、民族利益的公平、民族发展的均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读《明史·云南土司传》札记

《明史·云南土司传》将云南的土司分为三传进行叙述,并非随意而为,而是有着深刻的用意。这样列传,结合了三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气候、发展状况和地貌环境差异,也与三个地区民族关系和军事关系紧密程度有关。     

《土司例纂》:晚清国家区域法制中最后一部法律修纂考述

清朝是中国古代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中十分注重区域法制建设的王朝。清政府针对不同边疆地区的民族、经济、文化、宗教等因素，大量制定有针对性的区域民族法律，成为中国古代国家边疆治理中的重要内容。清政府针对西南地区多民族聚居的特点，通过改土归流、构建基层小土司等手段，实现了中央政府对该地区深入有效的治理。清政府针对西南地区的社会特点，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苗例”。光绪十七年(1891年)腾越厅同知黄炳堃修纂成的《土司例纂》是国家层面上西南地区“苗例”体系化法律的顶峰。黄炳堃能够修成《土司例纂》是与他长期在湘滇两省为幕为官的经历及“读书读律”的知识有关。《土司例纂》补足了清朝边疆民族地区区域法律的最后一块拼图，让清朝国家的民族区域法制实现了体系化构建。     

试论壮族土司社会的阶级认同与制度认同——以广西龙州县域为例

土司社会的认同研究是人类学认同理论应用于历史学的体现,是历史人类学又一个崭新的课题。以广西龙州县域土司社会为例,试论壮族土司社会的阶级认同与制度认同,并得出相关结论。龙州县域土司社会中的各阶级只认同本阶级。土司始终认同土司制度。在土司社会前期和中期,土民认同土司制度;至土司社会末期,土民逐渐放弃对土司制度的认同。     

"腐败"分析与"教育恶化"的抑制

教育本该是公平公正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理应保证每一个公民都有接受国民教育的合法权利。然而,当腐败渗进教育领域后,教育的公平公正被打破了。教育寻租,即为某些分管教育和学校的管理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假以各种手段谋取个人的种种好处。如,子女入学,学历与职称的评定等等。这些已构成了近年来广大群众对教育腐败不满的重要社会原因之一。教育寻租的表现形式及其来龙去脉究竟如何?本刊特邀4位专家对此进行理论分析,以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和讨论。——主诗人:任建英     

经济人与道德人的整合

社会主义理想化模式试图通过否定传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 ,塑造理想的道德人 ,其结果造成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误区和对人的自主性的束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发了“经济人”的主体活力 ,却又在许多方面造成道德价值观的失落与困惑。经济人与道德人的整合是这一发展过程的否定之否定阶段 ,其目标在于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人”。     

"原则"与"数量"

“原则”与“数量”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词汇。“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数量”,则是指通过计量单位表现出来的事物的多少。然     

从"平等"、"社会性别"到"公民资格"--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转向

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从资产阶级革命肇始,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女性主义理论伴随着社会运动与女性运动几经沉浮,日趋成熟.本文将在有限的篇幅里以不同时期西方女性主义的主要理论关切为主线,对其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力图勾勒出女性主义理论大体发展的脉络,以期对中国的女性研究有所借鉴和启发.     

互动的大众传播与社会流行

大众传播与社会流行的互惠、互利、互制给现行大众传播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尽快营造良好的大众传播环境,制造"绿色"社会流行氛围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及社会发展之必须。而提高全民审美情趣,加强文化市场管理,把握传播、流行主流是实现大众传播与社会流行健康和谐互动互补的高境界。     

论国学之“源”与“流”

国学,就其"源"而言,我们可以说,先秦诸子之学,是"国学"演变发展的活水源头;与此相对应,先秦以降,儒、道、佛等学派思想的演进,催生出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学术思潮,如汉初黄老思潮、两汉尊儒思潮、东汉反神学思潮、汉魏道教思潮、魏晋玄学思潮、隋唐佛学思潮、宋明理学思潮,以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等等。这八大思潮,前后相继,奔腾向前,组合成"国学"发展演变的汹涌潮流,构成了"国学"发展的宏伟画面。     

信息高地与信息洼地之理论猜想

我国情报主导警务改革近年来发展迅猛,江浙沪等地公安部门初步实现了跨区域信息共享,标志着我国第一个信息高地已经崛起。相比之下,那些情报主导警务改革进程缓慢的区域慢慢成为信息洼地。如果把犯罪比喻成流水,它从信息高地向信息洼地流淌的趋势,会随着信息高地与信息洼地之间落差的逐渐加大而越来越明显。因此,全国各地公安部门保持良好的协作机制,东西支援、大小城市联手、城乡结合是促进我国情报主导警务改革均衡发展的基本途径。     

"多元统一"模式与"和谐共存"研究

以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定式为基础的研究视角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会遮蔽和阻碍理解“和谐共存”等文化事象。有别于“二元对立”的“多元统一”思维结构和观念模式不仅是一些民族解释世界、处理内部关系的核心结构,而且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及“和谐共存”的根源。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实质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实质是对“人”的认识，即关于“人”是“自然人”还是“社会人”、是着眼于“人际利益”还是“人态利益”、是否照顾到“代际利益”、是否承认“自然价值”、是立足于“整体利益”还是“局部利益”、是从“眼前利益”出发还是从“长远利益”出发等问题的争论。     

核武器的“善”“恶”之辨

目前,国内外存在一种从道义上否定核武器的观点。不少学者认为核武器违背战争与伦理本质,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是绝对的恶。这种观点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上是有害的。核武器的善恶是人们对研制、使用核武器目的、效果的道德判断,当它被用于善的目的并取得善的效果时,它就是善的。我国研制、发展核武器是善,因为它体现了我国的伦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