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结构,权力机制与高校腐败——基于117个高校腐败案例的分析

基于新制度主义中的制度性同形理论,通过对117个高校腐败案例进行分析,发现高校腐败最大的特征就是与政府腐败特点的一致性,无论是在腐败主体特征还是腐败行为特征方面都极为相似。研究表明: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在强制性同形和模仿性同形机制作用下,高等教育场域中的高校与政府呈现组织性趋同现象,两者的组织结构、治理机制、监督漏洞、官场文化等方面都具有同形性,两者都采取相对集权的治理结构,而监督制衡机制效果不彰,无法有效地约束和限制权力,从而使高校腐败特征与政府腐败特征表现一致。从这个特点上来说,高校现有的治理结构和权力机制并没有体现出高校应有的独特性,其权力的运行机制也不足以控制腐败的发生。     

惩治和预防高校领导腐败的对策或建议

近年来,高校领导腐败的频繁发生,给我国的高等教育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也使争议中的高等教育又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应从重在预防、重在监督、重在治理等三个环节使高校领导"不愿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     

高校亚腐败问题研究——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高校腐败治理视角

高校体制的不完善及"腐败亚文化"的影响,导致高校亚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尽管政府相关部门对于惩处高校腐败案件的决心与力度很大,但在高校亚腐败问题上却缺乏切实有效的解决措施。这与亚腐败的特殊性、隐蔽性及高校体制漏洞等问题密切相关。高校亚腐败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通过廉洁教育、加大监督力度、完善高校的法律法规体系以及高校的民主建设等措施来解决高校亚腐败问题,进而打造清正廉洁的高校生态教育环境。     

完善高校腐败治理领导体制的思考

高校纪委是负责高校反腐倡廉职责的专门机关,它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下开展工作,承担着组织协调学校各部、处、室、院（系）等高校中层部门的反腐倡廉工作,也担负对学校党委、行政及校级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过程进行监督的重任。目前,由于高校腐败治理的领导体制尚不完善,遏制了高校纪委职责的有效发挥。因此,要发挥纪委在高校反腐败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必须实行以垂直领导为主,学校党委协助领导为辅的领导体制。必须赋予学校纪委对学校建设和发展事项等重大决策的建议权和对校级干部任命的参与提名权、廉政考核权,对违法违纪线索初步核实权和向上级纪委独立报告权。要赋予学校纪委对学校中层干部廉政情况的一票否决权、违法违纪案件的独立调查权和移交决定权。还应赋予纪委对学校大额度资金使用、重大项目确定和实施的参与权和审计权。     

从严治党必须加强权色交易腐败的治理——江苏的实践与思考

权色交易是一种权色交换的需求买卖关系。权色交易腐败,本质上是出卖国家公权以换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权色交易腐败给国家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家庭造成巨大危害。从严治党,必须加强权色交易腐败的治理。江苏省通过廉政宣传教育、廉政文化建设、干部作风建设、制度机制创新等途径,为有效遏止权色交易腐败行为提供了路径参考。江苏治理干部权色交易腐败的经验启示我们,真正遏止领导干部可能存在的权色交易腐败行为,还需要深入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严格党纪党规,注重法律惩治,透明公权使用,重视异体监督。     

权力视角下的高校廉政建设

近年来,高校权力腐败案件不断增多,基建、采购、后勤、科研和招生等领域已成为腐败重点区域。高校权力腐败是高校占有学校资源并拥有相应权力的个人或小团体为谋取私利而损害学校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为。其根源就在于权力主体的分离、权力行使的随意性和权力监督的缺位。要进一步推进高校党风廉政建设,维护党的纯洁性,应加强权力制约,强化权力法定,注重权力监督,从根本上遏制腐败,使高校真正成为传承文明、培育人才、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基地。     

高校基建腐败案件实证分析与对策建议

高校基建腐败是高校腐败的重灾区,高校腐败案件的研究是高校发展的重要课题。新世纪以来我国高校基建腐败具有群体案件多、作案时间长、腐败形式多样等特征。通过实证分析高校基建腐败的原因主要有:个人理想信念缺失,法制意识淡漠;法律实施不力,惩戒机制不健全;政治生态净化迫在眉睫等。预防高校基建腐败案件的发生需要加强教育和培养,形成"不想腐"的价值体系;强化制度建设,构建"不能腐"和"不敢腐"的法治体系;优化政治生态环境,塑造"不易腐"的文化体系。     

厘权·晒权·监权:广州市治理“一把手”权力腐败的实践探索与启示

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在廉洁政治建设中居于重要位置,承担第一责任,发挥以上率下作用,因而加强对"一把手"的权力监督历来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重中之重。广州市结合推进廉洁城市建设,以法治方式厘清"一把手"用人、用钱、决策、审批等权力,通过公布权力清单晒权,监督规范"一把手"权力运行,为破解"一把手"权力监督难题提供了有益借鉴。总结治理"一把手"权力腐败经验,对净化政治生态、建设廉洁政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示范与借鉴意义。     

村务监督委员会在“村官”腐败治理中的作用与职能优化

"村官"腐败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村官"腐败问题的成因、特点、危害及治理对策等方面,其中,监督机制是治理"村官"腐败问题的重要对策之一。村务监督委员会在村级组织结构中具有重要地位,具有权力制衡、全面监督、全程监督、全民监督的优势,能够有效制约"村官"腐败行为的产生。发挥及优化村务监督委员会治理"村官"腐败功能的对策:一要保证监督机构的独立性,二要提高监督人员的专业性,三要加强监督工作的互动性,四要转变监督重点,五要加强自身建设。     

高校腐败治理中的权力配置均衡性

高校的运行主要依赖于内部的权力存在及其结构状态。我国高校的治理路径是由行政权力高度集中的宏观制度选择和决定的,故而组织场域的同形导致的大学内部权力配置失衡以及权力监督约束机制缺失直接外化为高校腐败与政府腐败呈现出高度一致。从高校内部权力配置入手,在准确把握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强化权力的制约与均衡,保障权力在良性循环的轨道上运行,是实现高校腐败有效治理及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构建的路径选择。     

论高校腐败的特点及其惩治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高校作为培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高级专业人才的特定场所和知识创新的基地,正在不断地受到腐败问题的侵蚀和困扰,高校腐败具有相对集中、隐蔽性强、团伙犯罪不多、人们关注相对较少、危害的深层次性等特点。惩治高校腐败必须准确定位,消除误区;加强教育,筑牢防线;健全制度,堵塞漏洞;全面监督,强化制约;严惩不贷,加大成本。     

高校基建腐败的成因及对策探究

高校基建腐败屡见报端,发生于基建流程的各个环节,危害和影响都十分巨大。基建腐败的手法多种多样,究其原因,既有相关人员自身道德素质不高,自律心不强的原因,也有体制不健全,监督、惩处机制不完整的原因。因此为了遏制高校基建腐败的发生,要从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完善权力监督机制、完善管理体制改革、加大腐败惩处力度等方面入手。     

浅论公权力腐败的成因及预防措施——以监督的视角研究

权力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很容易为直接行使权力者制造三个腐败空间:一是决策权空间,二是制造稀缺资源权空间;三是拖延办事时间权空间。公权力腐败与反腐败,已被我党提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将浅论公权力腐败的危害,并进而重点从监督层面探析公权力腐败的成因以及如何加强监督在预防公权力腐败中的重要作用,以望能对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做一些理论上的支持。     

廉政新常态背景下高校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的现实与路径

治理不善是高校腐败行为发生的重要原因。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是对行政权力有效制约监督的过程,也是实现高校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与民主权力良性互动的过程,契合廉政新常态的内在要求。在廉政新常态语境下,高校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正面临着权力失衡、制度供给不足、改革路径依赖和传统文化负效应等现实困境。高校应从促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耦合,完善治理制度体系,引入外生变量,推进大学治理文化建设等路径出发,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最终实现高校的"善治"。     

我国高校腐败问题的研究热点与趋势展望——基于1994～2018年CNKI论文的计量分析

高校腐败严重影响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当前高校腐败研究蓬勃兴起,但还存在一些充满争议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央全面反腐和高校"双一流"建设启动的背景下,对这一主题进行回顾、评价与展望具有重要意义。借助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CNKI数据库1994～2018年间收录的关于高校腐败主题的1163篇期刊论文进行计量分析,绘制出高校腐败研究的知识图谱。知识图谱显示,高校行政腐败研究、高校学术腐败研究、高校反腐倡廉对策研究成为该主题的研究热点。展望高校腐败问题的研究走向,进一步深化高校腐败研究需要采取深化学理研究、加强制度与机制研究、关注实证研究、开展比较研究等对策。     

基层微腐败的基本特征、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

基层微腐败具有腐败性质轻微性、腐败频率多发性、腐败形式内隐性、腐败容忍高度性、腐败影响深远性等特征。微腐败的生成是基层干部思想道德素质不过硬、体制机制不完善、腐败亚文化传统以及社会转型的大环境共同导致的结果。基层微腐败的治理事关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社会治理成效的满意度。加强基层微腐败治理,需要优化思想教育机制,突出基层微腐败的源头治理;强化权力监督约束机制,夯实基层微腐败治理的制度保障;构建政群信息互动机制,强化基层微腐败治理的民众参与;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提升基层微腐败治理的自治水平。     

政商腐败的基本特性、形成逻辑及治理路径

廓清政商关系中的腐败行为是我国廉政治理的重点,也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必然要求。政商腐败之所以难以治理,与其本身所具有的渗透性、扩散性、隐匿性、持续性等基本特性密切相关。从形成逻辑分析,经济体制转型所伴生的制度漏洞、人情社会的文化惯性、部分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的丧失、权力制约监督体系的不健全等是政商腐败滋生蔓延的主要因素。治理政商腐败,除了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基础性工程之外,亟需在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官员家庭财产公示、利益冲突管理、受贿行贿一起查、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监管等方面持续发力。     

反腐败对腐败存量和增量的影响及其启示

在十八大以来铁腕反腐的大形势下,腐败存量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减少,但总量依然很大;腐败增量得到了有效遏制,但并未杜绝,而是变得更为隐蔽。公共权力的不受监督、腐败动机的根深蒂固、腐败机会的大量存在等因素是腐败存量和增量短时期内难以彻底消除的原因所在。腐败存量与增量的消长变化对反腐败斗争的启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治理腐败必须标本兼治;反腐败的前景是光明的,必须坚定信心、永远在路上;廉政建设是整个公共管理的根本保障,必须充分发挥其作用。     

新时代微腐败治理的纪法衔接

"微腐败"治理作为新时代推进监督执纪向纵深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党自治能力的重要抓手。政策治理的高效性、灵活性带来短时期的立竿见影效果与周期性、阶段性特征导致的长效功能减弱之间需要平衡,政策治理的效率保障与法律治理的高预期性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必然张力。缘此,用完善的党纪、政纪、法纪规训公职人员,强调依法依规治理"微腐败"的同时,充分发挥正风肃纪政策的积极功效,是建立"微腐败"长效治理机制的必然选择。新时代的"微腐败"治理应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提升法治理念与法治思维,培育和弘扬法治文化,通过"微腐败"治理过程中党纪与国法的衔接融合,实现"微腐败"治理的标本兼治。     

软法视野下乡村微腐败治理研究

"微腐败"治理既是完成反腐倡廉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腐败治理难题的关键之举。尤其是乡村"微腐败",因其量大面广、隐蔽性强等特点成为"微腐败"治理的痼疾所在。传统硬法虽承担着法治反腐的重任,但全然依靠硬法并不能实现乡村"微腐败"的全方位治理。公共治理的兴起为软法反腐奠定了逻辑基础。立足功能主义分析框架,软法在弥补单一法规制不足、道德义务规范化表达和发挥乡村治理民主性等方面有着硬法无法比拟的功能和优势。以党内法规、村规民约等为代表的软法资源运用也为乡村"微腐败"治理提供了可行的路径与方案。不过单靠任何一种法的形式都无法完成乡村"微腐败"治理任务,"软硬共治"将是乡村"微腐败"治理的最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