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形成的社会心理因素分析及预防处置之策略

群体性事件是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从社会心理学视角看,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基于不满宣泄的集群行为＂,是群体的不良社会心理的极端外在表现形式。群体性事件参与者个体心理虽然各异,但在从众、感染、暗示、模仿及去个性化、责任分散等共同的心理机制作用下,群体心理趋同,并往往以非理性的狂热情绪宣泄和狂暴的冲动行为告终。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抓好六个环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社会不良心态预警,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强化建构社会信任,加强临阵心理干预。     

群体性事件处置方法研究

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间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的各种事件。     

防控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维度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运行中的负面因素聚积到一定量之后裂变的结果,具有突发性特质。防控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维度是,在正确认知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提高风险意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在构建社会利益均衡与诉求机制、积极解决利益矛盾和冲突等方面多维发力,防止各种矛盾和冲突因子积聚而发生＂基因突变＂。     

从社会组织的视角看群体性事件

按照2005年国务院<信访条例>的相关界定,群体性事件是指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据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当前中国发生的诸多群体性事件,不管是因利益冲突而引发的维权事件,还是因为民间纠纷而引发的社会泄愤事件,或者是因经济纠纷而引发的社会骚乱,都是为了解决具体利益问题,或者发泄某种不满,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没有组织化的政治力量在其中运作.也就是说,群体性事件只是民众表达利益诉求或情绪的一种方式,不是针对政权的政治性活动.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虽然不会带来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也没有从根本上影响政府统治的完整性和有效性,但却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产生了严重的破坏.     

“服务型政府”视角下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归因与对策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基层政府服务意识缺位、行政行为失范、＂土地财政＂下政府与民争利等有一定的关系。要预防和减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就必须加强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树立服务理念,坚持依法行政,强化对话意识,健全利益表达机制,真正实现政府角色从＂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     

青年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分析

青年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制造者和推动者。青年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动因主要源自于社会正义感、诉求利益、宣泄情绪、获得认同和从众心理。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青年群体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的心理需要,对网络信息的判断呈现出轻信与质疑的矛盾性,网络表达带有随意性和非理性倾向,思想和行为易受暗示等心理特征。而关注负面信息的心理偏好、消极的刻板印象与心理归因、群体认同和群体极化、负面情绪感染、去个性化等,则是推动网络群体性事件演化进程的重要心理机制。     

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利益性矛盾突出、矛盾的复杂性加大、群体性矛盾增多等特征,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仇富＂、＂仇官＂、＂仇社会＂等深层次主观心理因素。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信访问题、群体性事件、社会骚乱事件分别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危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必须立足于源头预防,建立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立足于疏导化解,建立健全诉求表达和矛盾调处机制;立足于公平正义,建立健全利益协调和权益保障机制;立足于预警防范,严防敌对势力插手利用人民内部矛盾。     

道路交通事故群体性事件及其防范

防范群体性事件是当下社会面临的紧迫任务。道路交通事故群体性事件是以集体行为来表现的一种经济利益冲突,具有可防性。从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到道路交通事故的善后处理的整个过程中,存在诸多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隐患,因此,应当通过构建弱势群体利益诉求表达等一系列机制来消解这些隐患。     

群体性事件的根源、诱因、诉求及伦理应对

群体性事件是一定利益主体以违法方式向政府部门表达利益诉求以及不满情绪,并产生严重社会影响的公共事件。我国群体性事件所以频发,其根源在于社会转型期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而相关政府部门侧身利益之中、忽视某方利益并至其严重受损是直接诱因。群体性事件虽然影响严重,构成社会安全的重大威胁,但在本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在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统筹兼顾社会各方利益解决之。     

地方人大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优势与功能开发——以群体性事件治理为中心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各地频发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和政府治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尽管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不同,涉及各种行业和领域,但归根到底都是由于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以及利益分配不均衡所致,如何将合理的利益诉求通过规范的体制性渠道进行表达和维护,就成为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