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与制度分析——基于安徽桐城市青草镇黄砂资源过度采集问题的个案研究

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自主治理制度为中国农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文章以安徽省桐城市青草镇黄砂资源过度采集可能导致的溃坝危险问题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基于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自主治理理论,在2012年对安徽省桐城市青草镇进行了实地调研,分析了该地区黄砂资源过度采集问题出现的原因,总结了村民在黄砂资源过度采集制度中的合作困境,尝试进行理论阐释,同时提出解决该区域黄砂资源过度采集问题的治理建议,探讨建立黄砂资源采集制度的可能性,即相对于政府的直接经营和管理,相关利益各方为主体多方参与的自主治理制度可能更有效率,以期对于扩展我们对农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和村民自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集权化模式的兴起与瓦解——一项对我国农村灌溉基础设施供给模式的制度分析

我国大部分大型灌溉基础设施是在人民公社时期修建而成的。人民公社超强的政治动员能力,有利于降低灌溉基础设施供给中的协调成本与组织成本,但是在经济效益、适应性和维护责任等方面有明显的弊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分散的农户难以组织起来对灌溉基础设施进行管理,集体行动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基于"参与式灌溉管理"的改革是农民自主治理模式的一次尝试和探索,有利于农村灌溉基础设施的有效利用与持续发展。     

电商介入与农村服务供给 ——基于合作治理视角的模式创新

"互联网+"时代,电商对农村服务供给将产生催化作用.通过对东部地区S县案例的研究,发现电商的介入既能使部分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方式得到有效供给,也可破解市场服务短缺的问题,从而形成农村服务的"连带"供给模式.这一模式创新蕴涵的特定机理为:政府能力的不足反而促使其引入外部合作主体;市场机制亟待被激活进而在合作供给服务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社会企业可成为农村公共服务与市场服务的链接机制.     

集体选择的困境及其在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的克服——印第安纳学派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述评

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是印第安纳学派的核心理论之一,它是对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从"囚徒困境"到哈丁的"公地悲剧",再到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这些模型告诉我们,个体的理性选择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要想避免非理性的后果,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彻底私有化,要么构建一个外在的政治权威.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则在二者之外提供了一个新的办法,其核心是在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利用资源使用者之间的社会资本,赋予治理组织充分的自主权,通过"自筹资金的合约"实施博弈,以此摆脱集体选择的困境.     

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制度构建与实践路径——基于农村治理主体结构困境的解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的普遍实行,整个农村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根本性的政治变迁,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农村治理主体结构成为农村治理逻辑结构的核心概念,“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便是这种新的治理模式的集中表述。     

地方政府竞争过程中的合作困境及化解途径选择——自我化解与外部化解的分析框架

由于博弈过程中未来影响的威胁不足以及可能的互惠缺失,在区域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过程中,很容易产生不利于合作大局形成的囚徒困境问题.在走出困境的策略选择上,一般而言,自我化解途径与外部化解途径应是最为基本的.两种化解途径相比较,在自我化解途径中,相关约束性的规则的实施有赖于共同利益的彰显程度以及博弈者本身的高度自律;而在外界化解途径中,相关带约束性规则的制定与实施在相当程度上还需要借助于外部机构的强制性力量;同时这些规则的有效性与否,还主要取决于发现违约的概率和惩罚违约的具体程度.     

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探究——基于X村与Z村的比较分析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当前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主要存在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以及供给主体单一等困境,在对比X村和Z村农村物品供给模式基础上指出每种供给模式的利弊,同时提出通过促进多元供给主体发展、明晰供给主体责任、拓宽融资渠道、建立供给效果评价机制等途径全方位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     

农村中介组织网络的运行机理与发展思路——基于主体间合作模式的分析

农村中介组织网络的运转依赖于七类参与主体,但由于受到来自经济、社会和政治等不同因素影响,这些主体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在农村中介组织网络运转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也表现不一。促进农村中介组织网络的有效运行,对我国政府推动现代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可通过完善各类法律法规、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实现内部运行机制创新、构建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和农村资源交易市场、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政策环境等措施为农村中介组织网络的有效运转提供支持和引导。     

乡村文化网络、权力消解与乡村治理——基于农村两工制度底层实践的调查

农村税费改革前,两工制度是为解决后集体化时期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维护的劳动力供给问题而创制。这种计划式、指令性的劳动力利用制度,与市场经济催生的农民自由和权利相违背。农民选择"弱者的武器"消极怠工,以农村人情活动来消解村干部的监管权力。农民在面对不符合其利益的制度时会选择依靠传统文化网络,自下而上地来消解村干部权力,其行动逻辑是道义与理性的结合,以低成本实现对制度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