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重复处理行为——以"程序的重新进行"为基准

行政重复处理行为渊源于德国的重复处置的概念,随后被我国台湾地区引入.目前学界对行政重复处理行为理解不一.学界通说把行政重复处理行为的性质定位为行政事实行为,以已经有效的行政行为为前提,是依申请的行为,不具可诉性,对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不产生新的法律效果.但是,行政重复处理行为并不应仅限于行政机关"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行政行为,作为具有我国特色的权利救济制度--信访制度,信访机关在行政行为正式法律途径救济之后作出的重申原行政行为的处理决定也应属于此列.     

构建我国信访终结制度的思考

信访是当前政治结构给民众安排的一种特殊的诉愿机制,这一制度在实践过程中起到了缓冲矛盾、政治参与、民主监督和权利救济的作用,有存在的文化依托和现实意义。但由于缺乏完善的信访终结制度,民众将信访救济功能无限放大,甚至滥用信访权,导致重复访、闹访缠访现象突出,给行政机关和信访人都带来不利影响,也对司法救济的权威带来冲击。对此,可结合信访的不同功能设计相应的信访终结制度并上升到法律层次,明确信访终结的范围、主体、程序、期限和法律后果,加强信访终结制度的宣传贯彻、强化信访终结后上访行为的处理、明确信访终结后权利再救济的途径,把信访终结制度和司法救济程序合理、科学的区别和衔接,引导民众依法信访。     

从行政救济的视角看信访救济制度的路径选择

探索信访救济机制，既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信访渠道在社会解纷体系中的作用，也能找到破解当前信访工作自身瓶颈的突破口。本文通过对信访救济制度的初步研究，从行政救济的视角正确把握信访救济的定位、分析阻碍其效力发挥的因素。进而从三大化解行政争议制度的平衡点、信访格局、工作方法、涉诉类信访与司法的衔接性和长效机制五个方面探讨信访救济未来的发展路径，以期可以为我国信访救济实践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行政信访的功能分析

我国《信访条例》赋予行政信访政治参与、权利救济和怨情排解功能,而行政信访在实践中承担各种各样功能,其中主要功能是维持社会稳定,信访实践偏离了《信访条例》对行政信访的功能定位。政治参与应是行政信访的主要功能,次要功能是权利救济,监督行政与解决纠纷是信访的间接功能。我国应当根据行政信访的功能定位设置信访机构,将信访机构统一设置在人民代表大会内不符合我国国情,政府内部设置一个相对独立的信访机构是恰当的选择。应赋予信访机构主体资格,信访人可以针对信访机构不予答复的信访事项提起行政诉讼。     

检察机关涉法涉诉信访制度反思

实证研究表明，涉及检察监督的诉讼类和行政裁决类信访案件数达全部信访案件数的80％。社会转型期大量信访矛盾滋生、信访制度本身承载过多的权利救济功能、司法中客观存在执法不规范等问题是涉检信访案件数呈比例上升的主要原因。涉检信访终结机制的构建，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规范信访行为，提高社会法治信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我国行政信访制度与日本行政商谈制度的比较与启示

我国《信访条例》所确立的行政信访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行政救济。行政信访救济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相比较具有成本低、救济力度更大、手段更佳等优势,但其现行制度本身也存在着机构设置缺乏专门独立性、职权不明、缺乏程序规范等缺陷。从功能上而言,日本的行政商谈制度类似于我国的行政信访制度,其机构及人员的专门独立性、有力度的职权、受理范围的广泛性、渠道的多样化等特征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试论中国信访制度权利救济功能的完善——对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制度的考察与借鉴

信访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救济方式,在我国的权利救济系统中有着重要的补充作用。但是由于信访机构的地位不独立、人员素质不高、调查权限较小、信访建议权威不够以及与诉讼救济关系模糊导致信访救济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通过对国外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制度的考察与借鉴,吸收其合理因素,改革信访制度来完善信访的救济功能。     

日本公民代言人制度——兼论对我国信访制度发展之启示

作为诉讼外行政救济方式的公民代言人制度,以其简便高效的特点,目前已经为很多国家所接受。日本于20世纪90年代引进了该制度并根据本国的国情加以修正,纳入了本国"苦情处理"制度中。我国的信访制度作为非诉行政救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日本的"苦情处理"制度有很大的相似性。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社会政治经济的飞速发展,目前我国信访制度出现了一系列的难题。面对这些问题,日本的公民代言人制度的发展模式,对我国信访制度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     

信访制度的功能变迁及改革思路评析

新中国成立后,信访制度的发展共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主要功能从最初的下情上达逐步演化为权利救济,信访制度的弊端也逐渐显现。2003年信访洪峰以后,逐渐形成了多种信访改革思路,各有侧重及利弊。加强信访制度的民主参与和权力监督功能、对作为补充性权利救济机制的信访制度进行重构、实现信访制度法治化才是信访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     

健全与完善信访机制是科学发展的需要

信访是政府沟通公民的一条特殊渠道,是公民参与政治,寻求司法和行政救济的有效通道。健全完善的信访机制,对更好地落实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作用。为更好地发挥信访的功能和作用,规范信访程序和完善信访机制就显得成为必要。     

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及其理性实现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频发，日趋复杂化、多样化。信访制度在化解社会矛盾中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已经不言而喻。但是信访外部环境的错综复杂和信访制度本身的内在缺陷的双重压力导致了信访困境日趋严重，这引起了理论层面上对于信访权利救济功能的热议。各种理论观点的提出促使我们对信访权利救济功能重新进行审视。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与其公民政治参与、意见表达功能不可分离。通过信访权利救济功能进行正当性论证，进而探求信访权利救济功能的实现路径，从而促使信访在社会矛盾纠纷解决中承担更重要的责任。     

法治进程中对失当行政行为救济路径的选择及构建

在法治政府的建设卓有成效的时期,能否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就需要透彻理解法治国家的内涵,依法行政不仅要围绕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更要注重建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行政管理活动中失当行政行为引发行政纠纷时,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信访及行政投诉举报等救济方式是否能构成常规的、制度化的纠纷解决渠道,需要重新梳理整合救济手段,构建适当有效的救济机制,这样才能有效地监督行政行为,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私权。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衔接问题探讨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特定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由受理该申请的行政机关对原具体行政行为依法进行审查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活动。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对原具体行政行为依法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的活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在解决行政争议过程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探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的衔接问题，旨在进一步处理好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的衔接关系。     

论信访立案制度的法律规制

信访权利救济机制是一种特殊的、补充性权利救济机制,其受案范围不仅包括不能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纠纷,也应包括重大、紧急事项以及诉讼等方式不能实质性解决的纠纷。对信访立案制度进行法律规制,一方面要加强信访信息化建设,有效提高信访信息交流效率,为信访立案法律规制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另一方面则要强化信访立案和受理的程序规则,避免案件受理的随意性,保障信访人的信访权,降低越级访、闹访、缠访等"非法访"。     

公安机关行政行为与侦查行为界说

我国公安机关是行政行为与侦查行为的双重主体。准确界定公安行政行为与侦查行为是明确当事人救济途径和规范公安职权行为的前提条件,需要综合运用行为主体、行为种类、行为程序、法律依据、案件性质和行为目的等标准,从程序到实体、从形式到实质对公安职权行为进行全面审查。人民法院是界定公安行政行为与侦查行为的权威机关,为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原告不服公安职权行为而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应当受理,并在进一步审查后作出相应处理。     

论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不应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

在我国行政法中,行政复议行为被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但行政复议行为与一般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本质的区别,行政复议行为是一种由行政机关进行的权利救济行为,它所直接处分的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而非相对人权利义务,而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行政机关的侵权行为是行政机关直接处分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因此,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不应属于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行政侵权行为。     

简论信访制度功能的改进路径——以信访制度纠纷解决功能为讨论中心

信访制度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其所承载的公民政治参与、意见表达与权利救济功能不能截然分开,中央和省(市)级信访工作应以公民意见表达为中心,基层信访工作应以纠纷解决(公民权利救济)为中心。信访制度纠纷解决功能的实现机制而非这一功能本身,是造成目前信访困境的根本原因;为保障人们的合法权益,化解目前的信访困境,对信访制度纠纷解决功能的实现机制进行法治化改造或许是改良信访制度的可能路径。     

《信访条例》的修订与信访制度改革

《信访条例》的修订,体现了人本行政、积极行政、程序行政、弹性行政和责任行政的精神,但在信访事件本身的公开化、信访秩序规定的合法性、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以及行政法治化的总体设计等问题上也存在着缺陷。从行政法的视角看,信访制度进一步改革的出路在于:扩大行政参与、塑造公民精神、理顺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建立人大主导下的信访格局和出台《信访法》。     

欧洲监察专员制度对我国信访制度改革的启示

针对不断扩张的行政权力对公民权利实际和可能的侵害,欧洲监察专员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我国信访制度在公民中的知晓率和利用率很高,但由于它并不是独立的监督机制,尚无法有效发挥在权力监督和权利救济方面的作用.借鉴欧洲监察专员制度,重新思考信访制度的改革方向,对于我国监督体系和公民权利救济体系的完善有着重要意义.     

对新时代公安信访工作的思考

信访工作是党和国家“自上而下”汲取民意、凝聚民心的重要方式,也是人民群众“自下而上”表达诉求、寻求救济的重要途径。由于工作职能的特殊性,公安信访工作除了处置一般行政普通信访案件和涉法涉诉类特殊信访案件,还要配合其他部门处置“非访”群体、稳控重点人员等。本文以公安信访工作视角,结合若干实际案例,审视公安机关在行政执法和为民服务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探索相应对策和改进方向,旨在为推动公安信访工作发挥更大作用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