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业人脸识别中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双重保护

在商业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中,自然人被人脸识别设备采集的信息应当是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交叉概念,即“私密信息”。考虑到相关法律对隐私权保护的局限以及个人信息事后保护的欠缺,探究隐私权与个人信息的双重保护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双重保护要求事前、事中阶段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弥补《民法典》效力不足的缺陷。即当侵权事实发生时,适用《民法典》隐私权相关规定;当隐私权没有受到《民法典》保护或无法有效救济受害人时,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规定,力求全面维护自然人的合法权益。     

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

就整体而言,个人信息这一概念远远超出了隐私权的范畴,正因为隐私与个人信息之间存在的诸多差别,所以,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中,应当将个人信息权单独规定,而非附属于隐私权之下。即应以私权保护为中心,将个人信息权作为一种具体的人格权加以保护,并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     

试论我国个人信息隐私权的公法保护

在信息社会下,个人信息隐私权不仅受到来自私权主体的侵犯,而且因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和信息技术的变革,个人信息隐私权也受到来自公共部门的侵犯。因此,对个人信息隐私权进行公法保护成为一个新的课题。我国尚未有个人信息隐私权专门保护的公法文本。本文以保护个人信息隐私为基本出发点,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三国的比较考察,提出我国个人信息隐私权公法保护的初步立法建议。     

个人信息的界定

个人信息能否识别出我是谁个人信息能否识别出我是谁?答案是,不一定.《民法典》第1034条第1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     

论隐私、个人信息和数据的三重民法保护

隐私、个人信息和数据三者在民法意义上的本源与价值都是个人信息,只是隐私和个人信息的范围不同,数据与个人信息为为载体与本源之关系。《民法典》对隐私、个人信息和数据的不同规定,保护着不同类型与范围中的个人信息不受侵害,是对科技双刃剑下公民权益保护的有效回应。《民法典》对于私密型个人信息的隐私予以法律赋权;对于需均衡使用与保护的个人信息予以法律保护;对作为信息载体的数据予以前瞻性开放式法律规定,三重法律保护体现了《民法典》以人为本的政治内涵。     

个人信息保护的私法维度——兼论《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关系

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路径对于有效保障民事主体的个人信息权益十分重要;《个人信息保护法》本身包含大量的私法规范、制度和原则,因此需要从体系化的角度与《民法典》作关联解读与适用.由此,需要充分认识到《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之间的内在密切关联,正确看待二者的关系.《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私法规范构成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在后者有明确规定的时候应优先适用,而在其没有规定的时候应适用《民法典》的规则.在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适用中将二者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的观点或者对《民法典》采取排斥封闭的态度,都会破坏法律体系的和谐和法律适用的统一,对个人信息保护来说也是不利的.     

《民法典》视域下的个人信息保护分析

信息化时代下,个人信息很容易出现泄露的问题,现如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涉及到个人信息应用,一旦出现个人信息泄露就会引起纠纷.个人信息保护已经成为人们、社会关注的重点,现如今《民法典》中把个人信息保护当做独立部门,目的就是利用法律法规来保护人们的个人信息.《民法典》中提供了个人信息保护的依据,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解决个人信息...     

敏感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制度逻辑及其规制策略

敏感个人信息因其对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具有极端重要性,需要特别的法律保护。我国现行立法对敏感个人信息的特别保护存在制度供给不足。《个人信息保护法》虽秉持对一般个人信息和敏感个人信息区别规制的立法思路,但有关敏感个人信息特别保护的规范较为简略。从我国敏感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践需求及域外立法经验来看,敏感个人信息保护在知情同意的适用、法定处理事由的明确、技术治理的实现、损害认定的完善等方面应有区别于一般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制度逻辑。相应地,敏感个人信息保护也应有区别于一般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规制策略。     

基于《民法典》视角的个人信息权益保护

本文通过个人信息概念与特征阐释入手,对相关定义做出解释;并从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意义以及个人信息安全缺乏保障的现实状况说明了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通过对国内外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基于《民法典》视角下个人信息民法保护措施的路径探析,以求为我国相关领域研究提供借鉴.     

民法典编纂视野下的个人信息保护

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对个人信息应采取公法与私法并重的综合性保护方法。我国民法典规定个人信息保护,不仅奠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正当性基础,也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自然人对个人信息并不享有绝对权和支配权,而只享有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该利益是指自然人享有的防止因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泄露、买卖或利用进而导致人身财产权益遭受侵害或人格尊严、个人自由受到损害的利益。只有行为人违反保护性法律侵害个人信息时,才产生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责任。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应区分隐私权与个人信息,并进一步完善侵害个人信息的民事责任规定,如归责原则、因果关系、损害的认定、减免责事由、责任承担方式等。     

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隐私权的侵权形式及评析

伴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化的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隐私的途径越来越多,信息隐私泄露的几率也大大增加.本文主要针对目前我国个人信息隐私权侵害形式的现状,分别从网络运营商的侵权形式、网络用户的侵权形式、网络运营商与网络用户共同侵权的形式这三个角度进行叙述分析,由表及里地指出我国个人信息隐私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     

公开个人信息处理的默认规则——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7条第1分句

同意和默认同意构成《个人信息保护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默认规则是基于促进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等理由的默认同意规则。《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7条第1分句一方面推定信息主体同意信息处理者处理公开的个人信息,建构起基于知情同意的默认规则;另一方面赋予信息主体对默认规则的“明确”拒绝权,二者共同构筑了处理公开个人信息默认规则的完整架构。作为一种倾向性的默认规则,该分句是对信息主体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调和,也是在知情同意框架下通过助推的方式促成不同群体利益的调和;它在尊重个体自由与自主的前提下,通过规则设置突破基于知情同意的“个人控制”模式,拓展了信息处理者自主处理个人信息的空间。     

个人信息开放与隐私权保护--我国征信立法疑难问题探析

我国征信立法中至今仍有许多重大的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尤其是对在个人信用信息开放过程中如何有效保护个人信息数据主体隐私权的问题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因此,必须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消除分歧,形成共识,化解我国征信立法的障碍.     

加拿大《隐私权法》与个人信息的保护

本文在介绍加拿大《隐私权法》的基础上，论述了我国研究和借鉴国外称私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强化政府信息法制建设力度，在确保国家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依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必要性。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损害赔偿规则适用研究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实践中,存在损害赔偿计算方式单一、损害赔偿与没收违法所得适用混乱、惩罚性赔偿适用态度不明等问题。传统的“差额说”损害论存在局限性,以违法所得计算损害赔偿的方法不具有普适性。以恢复完整公共利益为目标,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包括经济利益与秩序利益、现实利益与未来利益,但不包括民事主体的个体损失。适用惩罚性赔偿具有正当性,但应处理好其与刑事、行政责任之关系。在损害赔偿规则适用中,应引入“动态系统论”这一理论工具,将侵害人主观状态、具体情节、影响后果、获利数额、恢复公共秩序的合理开支、侵害人经济和生活状况作为考量因素,合理计算损害赔偿数额;应平衡罚金、罚款和惩罚性赔偿的数额,明确没收违法所得与损害赔偿的折抵关系;此外还应加强损害赔偿金的管理,保证其用于填补、修复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公共利益损害。     

缓刑、假释考验期内严重违法的后果与劳动教养适用的界分

本文案例启示：对于在缓刑、假释考验期内严重违法,但不构罪的行为应当严格执行《刑法》第77条、第86条的规定,撤销缓刑、假释,执行原判刑罚,不得单独或并列适用劳动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