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犯罪“预防型”刑法规制策略构建研究

贿赂犯罪治理由"打击型"策略向"预防型"治理策略的转型,是国际腐败犯罪治理经验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预防型"贿赂犯罪治理策略要求:在确立对贿赂犯罪实行"均衡性"治理理念的前提下,调整贿赂犯罪罪刑规范内容,慎重处理贿赂犯罪罪量因素的功能,删除行贿罪犯罪阻却事由;修正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增设企业预防行贿失职罪,科学设计其罪刑规范的基本内容,由此整体提升中国贿赂犯罪惩治的科学性。     

花都区开设赌场犯罪特点分析及对策建议

近三年来,花都区开设赌场犯罪案件呈大幅上升趋势,并呈现出新的特点,犯罪主体平均年龄呈下降趋势,犯罪手段日益隐蔽,应当采取多方面的措施进行开设赌场犯罪的预防和惩治。     

风险、治理与法治

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理论和实践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已步入高风险社会,风险来源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制度风险突出,全球化更放大了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风险社会的出现使得风险治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被动摇和颠覆,风险难以计算导致出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困境,现有的风险预防机制屡屡失灵。因此,有必要构建从个人风险决策到公共治理的复合治理结构,形成吸纳公众参与风险决策的民主机制,同时通过预防性法治的建设为风险治理提供足够的规范资源。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治理挑战与治理型监管

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日益展现出通用潜力,其超大规模、超多参数量、超级易扩展性和超级应用场景的技术特性对以算法透明度、算法公平性和算法问责为内核的算法治理体系带来全方位挑战。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主流范式中,欧盟形成了基于风险的治理范式,我国构建了基于主体的治理范式,美国采用了基于应用的治理范式。三种治理范式均形成于传统人工智能的“1.0时代”,与展现通用潜能的新一代人工智能难以充分适配,并在不同维度凸显治理局限。因此,在人工智能技术范式变革之际,应以监管权的开放协同、监管方式的多元融合、监管措施的兼容一致为特征推动监管范式的全面革新,迈向面向人工智能“2.0时代”的“治理型监管”。     

专利与标准设定相结合时排挤行为的预防与治理

本文关注专利与标准结合时可能产生的排挤行为（Holdup）以及预防和治理路径。至于标准设定的种种好处及必要,鉴于业已形成的共识,在此略去不谈。     

关注象牙塔：转型期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治理

近年来，大学生群体性事件愈来愈多，关注象牙塔，治理大学生群体性事件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对大学生群体性事件成因进行分析，提出合理科学有效的方法对其进行预防，并对大学生群体性事件提出了有效治理对策。     

论网络金融诈骗犯罪的特点及防范对策

网络金融诈骗是金融诈骗与网络相结合的产物,其特点表现为犯罪主体智能化,犯罪工具高科技化,犯罪手段多样化,犯罪方式虚拟化,犯罪后果严重化。要防范网络金融诈骗犯罪,必须加强对网络金融从业人员及相关人员的管理,加强网络金融监管制度的建设,加强技术防范措施建设,加强国际合作,加强对网络金融诈骗犯罪的打击。     

如何依据善治理念推进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在公共管理中,治理与统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公共权力配置和运作方式的不同。治理的运用为政府与公民社会共同管理国家和社会成为可能,而好的治理-善治又为推行公共服务型政府创造了新的理念。本文通过对治理和善治的认识,谈谈如何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中体现善治的理念。     

法律生态化视角下高校贪腐的预防与治理研究

法律生态化关于以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在立法倾向上以预防优先的观点对于目前我国高校腐败的预防和治理有着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建立健全预防和惩治高校腐败的法律体系，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不仅是依法治校、教育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极具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一个重要法治课题。     

检察机关治理商业贿赂要做到“四个实”

商业贿赂行为的存在侵害了市场经营主体公平竞争、诚信法治的规则，对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对员工勤勉敬业、遵章守纪的要求和党纪国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各项要求构成极大挑战．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根除商业贿赂．需要以切断行贿人与受贿人共同利益和交易条件为切入点，从道德教化、体制改革、完善立法、规范执法、责任追究等方面入手．抓好各方面措施的落实。     

法治、治理与国家能力

当前流行的法治观念与国家治理在价值立场和制度层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这根本来源于理念型法治与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实践难题之间的裂痕。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将自身的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不同于政治权力的集中与使用,它更多表示的是国家对于社会需求的回应性。实现优良治理,国家能力建设可谓至关重要。就与国家能力的兼容性而言,那种嵌入国家治理逻辑之中的治理型法治观念更为可取,其不仅可通过规范官僚机构的行为、塑造官僚精英的自我认同、增加制度供给来提升国家的制度化能力,而且能够从铸就公共政治文化和法律判断的正当化角度增强国家的合法化能力。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之谜”的法律根源及其治理

融资偏好由融资成本决定,融资成本是融资者为获得资金而付出的全部对价,这与投资者为维护资金安全和获得收益所消耗的全部成本相等。股权融资是一种'团体型'融资,债权融资是一种'个体型'融资,股权投资者维护资金安全和获得收益的费用比债权投资者的要高,即前者大于后者。我国现状与之相反,其法律根源在于,公开股权融资投资者的法律保护...     

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理论阐释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了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基本命题。从理论上阐释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应当立足于主体、价值、规范等三个基本维度,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到国家治理多元实践主体,坚持制度之治、人民立场、良法善治的判断标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抓手,构建多元融合、契合地方的国家治理规范体系,以法治为依托把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论中国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完善

当前，中国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完善问题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全球“强资本、弱劳工”的整体性劳资格局，加剧了中国劳动者的弱势地位；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强资本消解了主权国家对资本的中立性及国家对资本的有效约束能力，构成了对国家的主体性侵害。由此决定了我国原有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立法初衷无法实现。《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出台，标志着国家为应对全球化挑战而在劳动争议领域实现了调整策略的的自我转变——由国家主导劳动争议解决的“统治型”（government）向引导多元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治理型”（governance）转变。     

论我国绝对权救济模式的立法选择

目前绝对权救济模式主要有传统大陆法系民法中绝对权请求权与损害赔偿之债的“二元模式”以及《民法通则》确立的统一侵权责任的“一元模式”。基于民事权利、义务、责任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及绝对权救济模式背后的法理不同，应当变革《民法通则》统一侵权责任模式为归责原则、时效适用、责任形态各异的预防侵权责任方式与赔偿侵权责任方式相结合的“新一元模式”。     

论报复社会型暴力犯罪的特点、原因和预防——以郑民生“屠童案”为例

本文以福建省郑民生屠童案为例,分析了当前报复社会型暴力犯罪的基本特点和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预防该类犯罪的基本对策.     

如何发挥检察机关在推进社会综合治理中的作用

当前,反腐败工作已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央政法会议等重大场合分别表明坚决遏制腐败的决心。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也奠定了依法治国理念的主导地位。作为以直辖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指引的各类改革方向,也势必在法制的框架内推进运行,而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主导方向之一,就是强化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与预防工作。     

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新时期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初探

由于全球化和资讯时代的冲击,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社会结构范式逐渐取代了政府—市场的二元社会结构范式,从而改变了政府治理的规模和传统边界。针对这种大变革时期的发展趋势,中国政府必须重新认识和改革传统体制的政府治理模式,充分发挥三元社会结构共同治理模式的互补优势,在中国渐进改革的演进发展中构建出一种新型的、有中国实践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即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防治建议

近年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类涉众型经济犯罪高发频发,诈骗、合同诈骗等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经济犯罪也易发多发,给国家经济安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风险和隐患.为有效惩治经济犯罪,维护国家经济秩序安全和稳定,需要在加强政府管理、强化宏观调控,加强行业自治、强化内部监管,加强司法治理,构建打击合力等三方...     

新时代我国环境法风险预防原则的制度建构

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法领域的国际习惯法地位逐渐清晰并巩固。为了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提升我国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协调性与科学性,实现当前生态环境法治改革的逻辑自洽,亟需将风险预防原则确立为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未来的环境法典中应当明文规定风险预防原则,其展开宜采总分模式。风险预防原则的三种强度版本是相辅相成、彼此衔接的有机统一体,灵活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严重的或不可逆转的且发生可能性应达到“合理怀疑”程度的生态环境风险活动。协商合作型生态环境风险规制模式耦合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于法律理性之中,将实体上生态环境风险共识的形成纳入程序性的法律制度过程,是生态环境风险规制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