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人大的三重属性与变迁模式

在中国人大制度研究中,早期的国内学者倾向于在宏观层面上进行规范定位,较为忽视地方人大的独特属性;国外学者更为关注中国地方人大的现实变迁,但常常将西方的经验投射于中国,同样没有注意到地方人大的特殊之处。后来的研究虽然认识到了地方人大作为国家意志执行保证者的角色,但仍停留在规范层面。在发展历程中,中国的地方人大内含了三重属性,即国家意志的执行保证机关、地方党委领导下的工作机关和地方民意的代表机关。这三重属性的具体组合,既构成了中国地方人大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机制,也设定了地方人大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径和地方人大的行为模式。对于中国地方人大三重属性的区分,在理论上有利于清晰定位中国地方人大的制度坐标,在现实中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新中国70年机关事务治理的制度变迁:一项历史制度主义的考察

机关事务治理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有机融汇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叙事之中。如何理解我国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历史变迁,是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命题。我国的机关事务治理从以"后勤服务"为主要表现形态的传统机关事务管理向以"运行保障"为主要表现形态的现代机关事务治理转型,经历了雏形渐成、改革发展、深化改革三次重大的制度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机关事务治理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背景、政治变量、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的"混合体"模式深刻影响着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变迁历程,国家治理范式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则是制度变迁的动力所在。展望未来,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要正视新时代赋予的新要求,加强制度创新消解路径依赖逆向张力,推进机关事务治理职能法定化,完善多元协同的机关事务治理模式,从而推进新时代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结构之困与制度之伤——乡镇治理中国家与民众在政治层面互动失灵的原因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然而,当前,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基层——乡镇,国家与民众间在政治层面互动失灵.本文聚焦乡镇治理中国家与民众在政治层面最重要的制度化互动渠道——乡镇人大,分析了其不畅的本质性和机理性原因,指出了乡镇人大在代表结构上、在联系人民制度上存在的四重矛盾.     

“收缩”抑或“调适”:人大制度空间的域外研究之争

自20世纪90年代起,国外学者陆续发现各级人大的制度空间发生了积极调适,认为诸多加强监督权力的制度创新,显著地拓展了人大在政治体系中的权力边界。但是,也有学者指出,近年来地方人大的一些重要的制度创新最终并没有得到制度化,进而导致了人大制度空间在事实上呈现出收缩态势。国外学者对我国人大制度的悲观基调既与其自由民主的价值诉求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有关,同时也与他们未能察觉人大的新近发展关注有关。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人大的发展又迎来了新的契机,成为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在这种背景下,人大制度空间及其发展理应得到更多的学术关注。     

调适、整合与嵌入:地方治理中的执政党功能问题探析

执政党功能会因国别和所处社会历史环境差异而不断变迁,只有将执政党功能置于本国现实政治场域和时代境遇中进行考察才能对其有正确认识。当前,地方治理中的执政党功能发挥面临着理论层面上的调适压力和实践层面上的整合困境。基于内外双重压力,执政党对自身功能定位应与时俱进不断调适,在地方治理中要遵循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逻辑,找准集中表达地方公共利益、科学决策地方发展规划、统合动员地方多元力量、大力构建地方治理格局的恰适定位。把地方党组织嵌入到地方治理结构之中,发挥聚合民意、创设政策、指挥协调和组织培育功能,才能更好地促进执政党与国家、社会之间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切实提升党在地方治理中的功能绩效。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时代情势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理清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探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长久之策。通过构建制度供给能力、政策执行能力、社会动员能力的三维架构,可以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现实困境进行清晰的展现。研究发现,当前的国家治理能力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面临制度供给层面的基础性困境、政策执行层面的运行性困境以及社会动员层面的参与性困境。这就需要加强制度供给能力,增强制度供给的协调性、开放性与创新性;提高政策执行能力,优化政策执行主体及执行过程;激发社会动员能力,创新社会动员策略及传导机制。     

当代中国制度变迁的动因与过程分析

中国的制度变迁总体上体现为环境与制度之间的持续互动的复杂过程 ,其基本动因来自于作为制度环境的社会与国家 (具体化为经济与政治 )及相关层面的关系互动在客观上所产生的对制度变迁的现实压力和需求 ;其直接动因来自于制度或体制自身的发展状况相对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 ,它为制度变迁的发生提供了可能。两者构成促动社会制度变迁的客观因素。而作为制度供给主体的个人、团体或国家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使制度变迁发生的可能性成为必然 ,它是推动中国制度变迁的主观动因 ;特别是作为最主要的制度供给主体的国家在发起和推动中国制度变迁与创新过程中具有主导作用     

提升党内法规执行力的逻辑生成与实践指向

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已经初步形成"四梁八柱"的整体架构。但是,仅停留在制定层面的党内法规,无法产生现实效力。执行是推动党内法规体系运行,将价值要求转化为实践效益的关键一环,执行力作为保障党内法规有效运行的有力推手至关重要。从党内法规本身固有的政治属性、法律属性和政策属性着眼,优化党内法规的执行机制,可从执行主体层面强化党内法规执行的政治属性、从执行依据层面提高党内法规的法律属性、从执行资源层面优化党内法规执行的政策属性,"三方联动"全面保障党内法规的执行力度,推进党内法规体系的动态有效运转、反哺党内法规体系的静态制度供给。     

构建良性互动机制

实行单一制,保障国家统一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权限来自于中央政府的授权。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地方各级政府不仅是其同级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也是上一级政府的下级机关,它们要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级政府负责。由现行宪法规定的这种适合中国基本情况的民主集中制单一制,更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既能保证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又分别针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构成单位的实际情况,分别建立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纵向配置国家权力的行使权及其运用程序制度,同时,在这些制度中,充分照顾各自适用地区的微观差异。这一制度功能是联邦制所无法取代的,甚至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效率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已经初显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轮廊,是中国在21世纪的全球背景下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国家治理体系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制度安排,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新时期有效解决中国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制度创新。制度效率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涉及国家治理的制度供给效率、制度执行效率和制度创新效率。强化制度效率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现实路径,需要从制度的实践理性、整合效能、代理成本、决策效率和执行效能五个方面加以强化。     

第三区域政企统合治理与集权化现象研究

我国开发区、新城、新区、功能区的治理显著区别于城市治理与农村治理,形成独特的第三区域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特征是政府再集权化,具体表现为政企统合,即政府与企业统合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突破了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制度,与改革开放初期设定的政企分开和分权化的改革发展目标相悖。第三区域开发建设是一种大规模生产公共物品的集体行动过程,其任务属性决定了政府集权化的制度演化逻辑。第三区域集权化战略有助于优化决策和协调、保障开发资金持续投入、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进而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政企统合模式极大地拓展了政府在资本、组织、人员等方面的治理能力,但其治理绩效也呈现出明显的相对性,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发展、政府体制改革以及社会秩序维护三个层面。总体而言,地方政府再集权及其政企统合模式,其合理性受区域发展阶段和公共治理领域的限制,其演变方向取决于国家治理体制的变迁。     

从“两个大局”来看中国与世界的协同演进

"两个大局"是中国与世界协同演进关系的一体两面。从全球生产格局变动、国际权力结构调整、国际制度建设变迁、国际价值观念体系演变等四重维度来看,中国的复兴既得益于对世界秩序的高度融入,也是当前世界秩序转型的重要变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创造了战略机遇,也带来了现实挑战。中国必须稳固与世界的协同演进关系,防范"脱钩"危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和平的发展环境。在国内层面,应当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自身战略承载力;在国际层面,应当继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增进世界秩序的稳定性。同时,还应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将国际挑战与外部压力转化为国家建设的内在动力,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化之路。     

价值冲突与权益均衡:县级人大监督制度创新的机理分析

中国的地方政治制度创新是一个典型的政治过程,涉及制度创新的各行动主体之间的价值冲突,也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与利益的博弈与均衡密切相关。本文总结和分析了近年来县级人大监督制度创新的具体实践和内在机理,认为人大制度作为多重制度价值体系冲突的焦点,是近年来地方人大制度创新相当活跃的主要原因。在转型中国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基本制度设定的原则与精神是制度变迁的前提性约束条件,多重制度价值体系与话语体系之间的相互冲突是制度变迁的动力与源泉,各政治行动者之间的价值、权力与利益平衡是制度变迁最终得以成功实现的根本保障,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典型的政治过程。     

制度优势转化为减贫效能——中国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制度逻辑

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有力彰显了中国政治和制度优势。政治体系的相关制度要素通过影响减贫政策定位、演进、执行和扩展等环节而转化为减贫效能。在政策定位环节,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决定了摆脱贫困是国家治理的优先议程,规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减贫理念。在政策演进环节,实事求是的决策原则要求因地制宜制定减贫政策,民主集中的决策体制确保了减贫政策科学精准,而改革创新的治理优势推动了减贫政策与时俱进。在政策执行环节,中国发挥党政治理结构优势,通过党的政治领导和协同联动,形成了以各级党委和政府为中心,多边主体参与其中的政策执行结构,确保了减贫政策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和内外联动。在政策扩展环节,为解决扶贫人员和资源短缺问题,中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推动减贫政策扩展到全社会。从政治体系视角阐明中国减贫的制度逻辑,为理解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提供了新思路。     

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制度分析

本文运用诺斯关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 ,考察了具有独立利益目标与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在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的影响专用性 ,论证了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活动曾经有着合理的存在理由。同时 ,随着市场经济制度发展到较高水平 ,地方政府创新行为将逐渐偏向于可能无效率 ,中国的制度变迁则会通过一个博弈过程或强迫执行过程而退出锁定 ,向其他制度变迁方式转变     

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地方服务型政府在国家建设中的政治准则

构建地方服务型政府在根本上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密切相关，需要在国家、政党和民众的关系结构中去定位自身。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关键是寻求地方政府的权责统一，即是在有效规制地方政府权力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能效，以此实现民众的利益诉求，履行政府的责任。政府权力的规范并不简单地以构建有限政府为最终目标，对于政府权力规范的目的是为了更充分地开发政府的能效，并保证政府能效发挥最终的合理性；政府的责任则是现实中的具体责任，法律意义上的责任与抽象理念上的责任的协调，不同层面的责任及其相互关系决定了政府责任的最终定位。     

民主集中制: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中国逻辑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其内嵌于中国国家治理之中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文化逻辑和现实逻辑。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有着复杂的内在机理,既需要制度支撑,也需要组织载体。民主集中制是国家制度和法律体系形成和完善的决策原则,是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高效运转的制度内核,同时为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提供强大的组织支撑,集中体现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中国逻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构建"一核多元"的国家治理模式,贯彻以人民为主体的国家治理理念,提高以执政治国为重点的国家治理能力,健全强化制度执行的国家治理监督体系,是坚持民主集中制、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     

论规范党委与人大关系中的人大功能发挥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实践中科学规范党委与人大关系,毫无疑义党委是关键,人大是主体.要实现党委与人大关系的科学化规范化,必须充分发挥人大的功能.为了发挥人大的功能,首先要改革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真正选好实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效运转的承担者;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人大代表的法理定位,以规范广大选民和众多人大代表的参与行为;要建立人民代表大会与同级党委之间的双向制约机制,着力解决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这个必须解决的重要的现实问题;还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做到以法律制度来确认和规范执政党与人大的关系.     

十八大以来党内监督的法治化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对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推进党内监督工作,加快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党内法规质量和水平等内容进行了系统论述。其在理论基础层面,体现了继承性和创新性的辩证统一;在制度规范层面,体现了系统性和协调性的辩证统一;在制度执行层面,体现了权威性和严格性的辩证统一。这对新时期充分发挥法治在党内监督制度建设中的"重要引领和规范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依法治党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权力中心主义到法律中心主义:地方政府治理改革模式的实践探索及其制度性建构

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阐释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一些共性特征,即以政府权力意志为主导,以地方支持性政策为平台,以行政授权为推进手段,以试错之名"良性违法"等。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的生成逻辑是"于理有据",即德之理、情之理、权之理和法之理的总和。"于理有据"也内蕴了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无法克服的限度,即"于法无据"。作为新的替代方向,法律中心主义改革模式已经在部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中出现,并开始向制度构建层面迈进,其基本要义是强调地方政府治理创新遵循法律规范、民意需求和权力平衡等基本原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从权力中心主义转向法律中心主义,也意味着其改革动力从权力本位转向了法律本位。这种基于法律本位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将推动各级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在法治保障框架下呈现百花齐放却于法有据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