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进程中,我国社会治理领域发生深刻变革,展现出一系列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明确"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最核心目标设定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中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夯实以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治理制度为主线的社会建设制度,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涵养社会治理核心价值,坚持"四维治理"等。这些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彰显出中国之治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呈现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壮丽前景。     

社会治理效能的内涵解析、制约要素与提升方略

社会治理效能是衡量和评价当代社会治理活动的核心指标,关乎社会治理活动的功效作用、效率能力与效果效益。因而,要从学理上科学解析社会治理效能的内涵,厘清影响社会治理效能的制约要素。同时,要从实践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实践,探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方法策略。为此,要着重加强党的建设,优化党建引领;坚持人民至上,增进民生福祉;重视以文化人,培育公共精神;注重放权赋能,完善治理制度;加强能力建设,创新治理机制。     

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综述

为全面展示国内学术界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热点、前沿和发展脉络,本文借助Citespace5.5 R2软件,对CNKI数据库中的937篇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文献(2006—2019年)进行研究,同时结合文献计量学研究方法,从年度发文分布情况、论文的学科分布、发文的重要期刊、发文作者分布、高被引论文情况、研究机构分布、关键词共现和内容版图解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分析。研究发现,以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节点,从2014年起文献呈爆发式增长。研究热点主要围绕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四个核心关键词展开。通过对既有研究进行分析和总结,预测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     

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新时代十年中国社会治理的历史变革与未来展望

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守正创新，以新的理念、新的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基本实现了“碎片管理”向“系统治理”的体系变革、“凭人管理”向“依法治理”的逻辑变革、“行政管理”向“综合治理”的手段变革、“末梢管理”向“源头治理”的环节变革，社会治理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在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坚持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旨归，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将“加强社会力量的培育管理”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最终方向。     

北京市社会治理效能评价研究:基于主客观的视角

本文综合运用客观评价方法和主观问卷调查研究方法相结合的优点,构建了北京市社会治理效能评估的六个维度,即社会保障与就业、社会服务、社会参与、社会公正、公共安全、公众满意度。主观评价数据通过实地调研有效问卷获得,客观评价数据通过统计年鉴和各类网站获得。通过主客观指标的数据收集和实地调研,最终测算出北京市社会治理的整体水平以及北京市16个区县社会治理的排名情况,并从治理手段、治理体制、治理机制以及透明化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相关建议。     

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

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是马克思、列宁关于"国家治理"理论的基本要求,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大创新发展,此举对于应对大数据时代国际竞争与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意义重大。加快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树立科学的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理念,明晰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基本任务与要求,加快政社分开的法制建设,加快培育社会组织,营造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人文环境。     

我国信息化治理创新实践与优化对策研究

信息化治理兴起于欧洲,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创新手段之一.本文在借鉴国外信息化治理理论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积极动员各种有生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创新信息化治理主体、完善信息化治理手段的应用范围、提高信息化治理效率、创新信息化治理机制等建议,以期对我国信息化治理创新实践有所裨益.     

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背景和内涵释义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方式的选择与运用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随着我国基层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强,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局限也逐渐凸显,如何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去应对危机和风险便成为政府和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在后工业时代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不是传统的权治或法治为主导,而是建立在德治基础上的三种治理方式的结合,其目标是为实现政府与其他社会治理力量的合作共治.     

论电子政务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认为当代社会治理离不开现代信息通信技术(ICT)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一套社会网络运行模式。电子政务一直被人们看成是处理政治、社会群体相互间关系领域的虚拟政治—社会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和运作模式,同时由于电子政务在社会网络化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它实际上还充当着社会治理基础平台的角色。从社会治理的视角看,电子政务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在整合多元价值和利益,推行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重构政府形象,推动公共服务创新和降低治理成本的过程中发挥其基础性的作用。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路径之探析——以白山市江源区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近年来,白山市江源区通过城市社区、乡村、机关、企业、学校、医院“六域”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促进了党的组织力、治理力、公信力,建设探索出了一条高度契合“两山”转化的全员、全域、全周期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路径。     

人民法庭参与乡村诉源治理的定位、困境与出路

诉源治理的重点在基层,人民法庭贴近人民群众,参与诉源治理具有天然优势,是乡村诉源治理的重要主体,其与政府等主体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共同参与诉源治理。在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过程中,存在着“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乡村纠纷化解难度大、复合型的乡村法官短缺以及诉源治理合力不足等问题。有必要通过将治理理念融入司法裁判、协调人民法庭和其他主体的关系、加强智慧科技手段的使用以及加大立法供给等方式来提升诉源治理的成效。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由原来的一元政府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由原来政府自上而下的单一的控制性管理方式向更有弹性的治理方式的转变,通过政府与社会中各种组织和团体的联合来实现对社会事务的治理。为此,"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必然成为当代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中的社会治理问题,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运用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在社会充满活力有又和谐有序中推进社会治理。     

转型期的社会管制与自组织治理——美国进步时代的治理启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是美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期。为应对这一时期社会领域出现的失控和无序现象,政府开始加强社会管制,社会自组织治理也开始逐渐兴起,通过多元治理机制的协调互动,最终为国家重构了良好的制度氛围和发展环境。本文认为,发挥社会自组织的治理优势,推进其与治理机制的有效结合,对转型期中国政府的治理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基层公安机关公共安全治理创新的困境与突破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面对当前复杂的公共安全形势,亟需基层公安机关通过创新公共安全治理,提升公共安全治理的能力和水平。这不仅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尝试,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警力配置、绩效考核、福利待遇等限制性因素,以及警民信任关系、部门协调联动等制约性难题,使基层公安机关陷入公共安全治理的困境。因此,通过不断推进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创新、理念创新、技术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可有效破解治理困境,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社会组织法制建设

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十八大确立的一项重要目标.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就必须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创新的路径之一是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而社会组织的参与和发展建设是社会协同的重要领域.就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社会组织法制建设面临的问题及解决途径进行探讨.     

“纠纷治理”与“纠纷解决”：差异、共生与照应

“纠纷治理”与“纠纷解决”是两种不同的纠纷应对体系和方法。两者各有其不同的理念、运作机制、行动基础和运作逻辑。“纠纷解决”在理念上将纠纷视为社会矛盾的反映,倾向于更多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组织开展纠纷治理。在认识上,“纠纷治理”看重纠纷之间的关联性,讲究方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不限于法律方式,不拘泥于法律对纠纷性质、处置程序和制度规定的约束;与此不同,“纠纷解决”则是由专职机构开展的,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处置纠纷的一种体系。这种体系在理念上,将具体的法律纠纷视为相对独立的纠纷事件,通过对纠纷性质的识别,将其纳入相应的程序,按照既定的方式予以解决。“纠纷解决”的过程和方式受制于法律的严格规定和约束。与现实法律关系不断演进以及对法律纠纷解决公正性要求相适应,“纠纷解决”逐渐演进为一套高度自洽,专业化、技术化、体系化,有理论予以支撑的系统。在我国,这两种体系都有自己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对于我国法治的推进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基于自身体系的结构性特点,两种体系各有所长。因此,我国应当坚持两种体系的共生并存,避免一种体系同另一种体系的关系失调,并在运作中彼此相互照应、相得益彰,在社会实践中追求...     

城市基层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善治的路径选择

城市治理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最重要的一环,它的基础和逻辑起点是城市基层治理,其治理逻辑体现为国家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国家的逻辑有助于将国家的政策意志贯彻执行,但却阻碍了基层社会自主治理与提供服务的活力与创造性;市场的逻辑发挥了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但是各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导致了整体利益的最小化。以N市"仙林模式"为例,本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基层治理必须要跳出国家—市场非此即彼的"一元治理"逻辑,转向国家、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边界清晰且合理互动的"复合治理"逻辑。在这种尊重自发的制度设计中,基层社会场域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权威中心,而是通过民主的协商与沟通机制,保障各自的权益,实现治理绩效的优化与社会和谐。     

对走向公共管理语境下的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探讨

在公共管理语境下,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应当在社会治理结构上用"合作主义"取代"政府垄断";厘清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领域和责任;更新理念与方式,创新社会管理机制。     

社会组织及其法制化研究

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增量较快,但总量仍然偏少且发展比较粗放,整体水平和社会认同度也不高。为培育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创新和探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领域、手段、方式方法;社会组织要积极加强自身建设,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重要作用。应加快社会组织法律法规制定修改完善工作。在法律修改完善过程中,应注意突出以下几方面问题:坚持直接登记和双重管理有机统一;深化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创设备案制度;完善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科学统一、有机协调的监管机制;完善税收优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