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社会背景下的“第四代人权”及其保障

随着数字经济和智慧社会的深入发展,人权形态正在经历着深刻的数字化重塑,从而打破了既有的三代人权发展格局,开启了以数字人权为代表的第四代人权。它在发展动因上,源于信息革命;在内涵逻辑上,发生了根本转向;在价值内核上,实现了品质升级;在关系构架上,呈现关联义务的社会延展。这就需要确立全新的数字人权观,构建相应的人权保护机制,塑造尊重人权价值的道德基础设施,从而为数字人权提供有效的法治化保障。     

论“数字人权”的新型权利特征

人权的代际划分具有一定的争议性,“数字人权”的代际性一定程度是政治判断。但代际人权可以作为一种理想类型,揭示“数字人权”的新型权利结构。“数字人权”的权利主体包括个体和集体,义务主体主要指向具有数字权力的企业和部分公共机构,二者呈对抗与合作的深度交融关系。“数字人权”具备明显的人权属性,尤其符合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关于人权的价值取向。从道德政治哲学看,“数字人权”构成了人权理论的最低“重叠共识”,与人的安全、尊严与平等价值密切相关;从实证法角度看,“数字人权”在我国和域外国家构成了宪法基本权利。“数字人权”对人权法提出了挑战,应设计符合个人/集体—数字权力主体—国家三元结构、同时能够有效应对侵害与合作深度交融关系的法律制度。     

论数字人权话语权的国际格局及中国路径选择

全球数字鸿沟愈演愈烈,数字人权作为第四代人权,既是全球数字治理与国际人权治理的重要联结点,也是全球价值融通与利益博弈的关键场域,关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成为各国抢占数字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突破口。联合国倡导构建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数字契约,现存数字人权规范、政策、制度是各国国内利益及国际利益两级博弈的成果。欧美国家占据先发优势,企图推动欧美模版成为全球数字规则,从而享有绝对数字人权话语权。中国通过提炼具有全球标识性的数字人权理论话语、提升国际议程设置话语权、优化规则创制话语权的理论路径、现实路径、根本路径来全面提升数字人权话语权。     

数字社会的"人权例外"及法律决断

现代科技的蓬勃发展,推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社会.它不但导致了人际关系的深刻变化,而且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人机关系".人类赋能于机器,机器也因此获得一定的权利(权力),不但如此,而且由于机器的智能程度远胜于芸芸众生,致使人们不得不依赖机器,从而破坏近代以来的主体性框架,导致主体性的黄昏,产生"人权例外",令既有的人...     

人权三论

人权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权利,应当在人权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上分别之,在自然属性上它是事实权利,在社会性上它才是道德权利。作为人权概念基础的问题是政府对待其公民的道德态度问题,把政府对待人权的方式表达为人权对政府义务上的束缚与限制,人类对人权的渴求和理想转化为政府具体的道德义务行动,这有利于推动人权的现实化和可操作性。从人权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上来评价,人权对主体的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权利信仰价值与促进民主宪政的成长价值。     

论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逻辑构成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指明了方向,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建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背景来看,西方人权话语曾一度左右国际秩序与人权话语"西强中弱"态势。从理念来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建构的指导理念;从原则来看,主体性、平等性、差异性、开放性原则是建构的原则;从内部构造来看,人权话语构造结构、逻辑、诠释与途径是构造的内容;从表达来看,多方合力表达关系、人权符号与人权话语转换是建构的表达;从功能来看,提升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人权治理与促进概念人权向制度人权转化是建构的功能。就论证内部逻辑构成来说,其背景、理念与原则是总纲性内容,而人权话语构造结构、诠释与途径是具体内容,人权符号与人权话语转换则是表达功能,从而有机形成了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逻辑构成关系。     

数字人权的理论证成与自主性内涵

数字社会需要人权以“数字形态”的方式继续承担为人类社会进行道德奠基的重任。人的数字化生存丰富了人的自然属性,扩展了人的社会属性,从而拓展了人性的外延,并逐步形成一种独特的数字人性。以权利推定的方式,从“未列举基本权利”这一进路出发,表明宪法可以容纳数字人权。对“人权条款”与“人格尊严”的诠释则进一步展示了宪法是容纳数字人权的主要载体。从基本权利的视角来看,数字人权具有防御权、客观价值秩序以及“结构耦合”等功能。数字人权具有理念上的独特性,它强调合作、共享和共治等基本理念,从而有别于传统人权的斗争和防御逻辑。上网权、隐私权、网络表达、个人数据权、数字身份权、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等子权利是数字人权在当前社会境况下的具体权利形态。     

数字人权规范构造的体系化展开

数字人权的规范构造,意在将数字人权从价值观念转化为融贯于现有法律体系的制度规范。数字人权从内容上可分为数字生存权、数字自由权、数字平等权、数字救济权四类二阶权利,并进一步衍生出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权利体系。数字人权规范的形式构造,可基于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三者的互动关系理论。数字人权规则的司法适用需要借助演绎推理和类比推理;数字人权原则的司法适用重在明确权衡的情境,并细化权衡的方法。在数字人权规范的适用过程中,解决权利竞合问题宜遵循最小限制原则和最大相关原则;解决权利冲突问题需经过三阶权衡：基于数据的可识别性进行前置性判断、以公共利益为取向作出利益衡量、根据比例原则检验合理性。     

论人权的自我正当化及其负面后果

人权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模式与社会结构,是绝对价值衰落之后的绝对价值,具有自我正当化的特征。人权的自我正当化容易引发“泛正义化”的诱惑,因此有着极为强势的道德扩张性,但人权无法控制人权本身的使用。当我们能够通过人权批判一切的时候,决策错误的风险也会随之剧增。人权是一种信息成本较低的认知模式,人权在成功驯化政府后由于失去鲜明的“敌人”而不再有道德激情去发动系统性的改革。由于人权在认知上的肤浅性,出于保护人权的善良愿望极有可能走向人权的反面,但人权的自我正当性可以使人权免受道德谴责。人权关涉到人的尊严,并将可选择性的欲望上升为不可选择的本体论问题,而这导致了人权的不可妥协性以及对矛盾的激化。人权的自我正当化还可能导致对现实的“妖魔化”,从而忽视现实本身可能存在的内在合理性与固有惰性。人权实践可能因为罔顾现实的运作逻辑而产生各种非目的性后果。     

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中的正交频分复用技术专利战略初析

伴随着第四代移动通信的应用层面建设,正交频分复用(OFDM)技术受到越来越多地关注。简要介绍了OFDM技术,着重分析了我国OFDM专利申请的特点。从专利的角度看我国在第四代移动通信领域将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以LTE为代表的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两大标准中的专利分析

LTE TDD和LTE FDD是长期演进技术(LTE)的两大技术标准,其技术上的差别主要是双工方式的不同。从专利角度看二者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别。通过对两大标准中专利申请状况的整体分析,显示出4G通信技术竞争十分激烈。中国企业需要深入研究LTE TDD和LTE FDD专利布局,掌握专利武器,服务企业总体战略。     

论人权与基本权利的关系——以德国法和一般法学理论为背景

人权和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这两个源自西语的概念,在汉语法学文献中的使用并不统一,这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宪法引领下的实定法体系内在的系统化和统一性。本文旨在从一般法学理论角度澄清二者之间的区别和关联。本文特别指出,从人权转化为宪法权利要经过四个限缩性过渡——民族国家化、制度化、理性科学化和习俗化。基本权利不仅是人权的制度化,而且它总是包含着以人权为指针,从而最大程度上实现人权的要求。最后,通过运用这一新的分析框架,本文概括性地分析了现行宪法和法律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智慧社会的数字人权保护——基于“能力路径”的理论建构

如何为信息技术发展奠定坚实的伦理基础,并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妥善的制度安排是数字人权研究面临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在理论上,数字人权的人性基础源于人的社会属性在智慧社会的拓展,而其法律渊源来自基础人权依据情境变化的拓展以及重要国际人权文件的背书。在内容上,数字人权由“网络接入权”和“数据自主权”两项衍生人权及其相关特定权利组成,并以防御、尊重、保护和促进机制维系个人、网络企业和国家三元结构的良性运作。在实践中,数字人权以“能力路径”为指导,通过创造良好的外部机会和提供有效的内在驱动提升个人数字素养,以在人权保障和企业发展之间找到恰当平衡。本研究既深化了数字人权理论,也为其与实践对接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案。     

利益与道德:人权本质的二元统一——论李步云先生的人权本质观

以"利益"与"道德"为内核的二元统一人权本质观是李步云先生在人权本质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与态度。该本质观认为,离开利益讲人权是没有意义的,也不可能正确理解人权问题上存在的种种矛盾与冲突的实质,同时指出支持和认可人权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利益和道德作为人权本质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辩证统一、互为支撑、不可分割。二元统一人权本质观是对权利本质观范畴的拓展,不仅是对人权理论基本范畴的完善与发展,更有利于深化人们对人权问题的理解。     

《欧洲人权公约》改革——以《第15号议定书》为视角

本文以欧洲人权公约《第15号议定书》为着眼点,在开头部分通过介绍欧洲人权公约一系列改革议定书,说明改革对欧洲人权保障机制的完善作用,接着详细介绍了欧洲理事会的在2013年的改革成果即第十五号议定书及其解释性报告,最后借鉴欧洲人权的改革及其发展,反思我国人权现状。     

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反腐败思想的创新

20世纪90年代以来,腐败问题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腐败的严重性、腐败的根本成因、反腐败的方略三个问题做出了创造性的发展,使90年代以来的反腐败斗争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     

数字人权“泛化说”之三重否定——对刘志强教授等质疑的几点回应

强调数字人权是人权泛化的结果,实际上是对数字人权的误读。数字人权的权利主体从来都只是自然人,现有关于数字人权的研究从未将人工智能纳入人权主体范畴,而“信息人”本质上也是线下生物人在数字空间中的映射,并不存在所谓的人权主体泛化问题。在数字人权内容方面,传统人权数字化新样态并未脱离人权本质,而人权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概念应当具有包容性,诸如上网权、个人数据权等新兴权利正逐步进入人权保障射程范围之内,并非利用数字技术变造人权。在数字人权概念证立方面,人权的内部证成要素并无统一标准,但数字人权是基于人的社会属性发展而来的,具有证成的人性根基,在体系定位上应属于兼具继承与发展双重面向的新兴人权范畴。     

人权公约不构成香港普选的法律根据

<正>香港的政制发展,包括特区行政首长及立法会议员的选举,本来早经基本法明确规定,正在按照香港的实际情况,朝着普选目标循序渐进地进行。现在有一种说法,执意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人权公约)第25条b项说成是香港普选的法律根据,强调必须以该项规定来约束、规范香港的普选,言之凿凿,貌似有理。那么,公约第25条b项到底是否具有在香港适用的法律效力呢?如何看待香港普选同第25条b项的关系呢?事关重大,不可不察。本文试图从国际法层面对这一问题予以阐释和澄清。     

解读第四次修宪的法治亮点

现行宪法的第四次修改已经正式纳入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毋庸置疑，现行宪法的第四次修改将成为2004年中国法治领域的最大亮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高度概括了本次修宪的主要内容，从法律的视角讲。第四次修宪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彰显了弘扬先进的法治文明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