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地缘政治理论视域下的“印太”及其内在张力

在中国快速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正式以“印太”取代亚太,并制定了“印太战略”作为“印太”的地缘政治指导方略。“印太”和“印太战略”的出台,折射出世界权力转移过渡时期内,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竞争日趋紧张。在“印太战略”中,美国试图通过重构亚太地区的盟友及伙伴关系,形成从欧亚大陆东南包围欧亚大陆的“C型战略弧”,制衡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国家的崛起,以及边缘地带国家和枢纽地带国家的联合,继续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均势。在“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中,至少蕴含着中美在“印太”地区内围绕着权力地位、国际制度及地区秩序等多重竞争,这些竞争共同构成了“印太”的地缘政治张力。从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构建理路来看,“印太”是对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并且凸显了地缘政治竞争中海权国家和边缘地带国家联合制衡陆权国家和边缘地带国家的联合。     

日本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及其影响

2022年5月日本宣布加入“印太经济框架”（IPEF）,旨在拓展其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外交,保障重要商品供应链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及实现社会数字化转型。日本可通过深化与IPEF成员国合作获得短期收益,但IPEF本质上是美国基于地缘政治建立的经济合作构架。长远来看,日本加入IPEF不仅会阻碍中国在“印太”地区开展区域合作,挤占中国全球进出口贸易份额,加剧“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领域竞争,而且可能迟滞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利于世界经济复苏。有鉴于此,中国应认真研判日本加入IPEF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构筑更具韧性的全球供应链,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

近些年来,世界战略重心东移,美国“重返亚太”,印度与印度洋战略重要性上升.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印太”作为一个新的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概念在澳大利亚、美国、印度等国的学界和政界被广泛使用.在“印太”语境下,中国的地区影响力遭遇人为淡化,中国的海洋活动受到格外关注,部分国家积极筹划针对中国的海上安全合作和小多边机制.但由于各自利益驱动,在“印太”框架下,有关国家在联手制衡中国的问题上尚未取得一致立场.     

拜登政府“印太经济框架”评析北大核心

拜登政府主导发起的“印太经济框架”聚焦联通经济、韧性经济、清洁经济、公平经济四个重点领域,试图重塑与强化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主导权,并利用该框架进一步深化、巩固与地区内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同时实现振兴美国经济、增强美国竞争力的国内政策目标。“印太经济框架”的灵活谈判方式有助于该框架的推进,但也面临制约因素,如约束与激励机制不足、参与方利益矛盾、多元协调难题等,从而陷入典型的集体行动困境。该框架对美国在该地区战略的推进、中国的经济存在及地区一体化进程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或挑战。有鉴于此,中国需继续坚持办好自己的事情,紧紧与世界融合在一起,同时增强塑造周边战略环境的资源投入与政策能力。     

日本“印太战略”的新走向

日本“印太战略”由时任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经现任首相岸田文雄继承和发展,已经逐步确立。当下日本“印太战略”理念宽泛,议题和伙伴广泛,泛安全化色彩浓重,是兼具结盟性、遏华性、安全性和全球性的综合国际战略。日本强化“印太战略”受维系经济强国地位、“政治大国”夙愿以及遏制中国等考虑的驱动,将影响全球发展、损害区域海洋安全、干扰中国统一进程。同时,日本强化“印太战略”也面临着战略透支、经济基础不稳和外部支持不牢三重制约,这些制约因素虽难以在短期内扭转日本强化“印太战略”的方向,但将限制其成效。     

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效果与前景评估

美国推进“印太战略”具有四个方面的资源优势，即与“印太”地区的长期联系所奠定的历史基础、本国强大综合实力所提供的重要物质基础、“印太”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生态所创造的外部条件以及参与并赢得大国竞争经历所积累的丰富战略经验。美国“印太战略”在认知层面、政策层面以及战略层面取得了一定进展。首先，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与推进提升了国内两党对“印太”地区重要性的认识，同时还促进了其他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对“印太”地区的关注与政策跟进。其次，美国“印太战略”的总体政策架构已经形成并日益完善。再次，美国“印太战略”对被其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的中国构成了较大挑战。然而，该战略的推进也面临着六大制约因素。因而，“印太战略”的前景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意志与行动，还取决于其他诸要素的共同作用。     

“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演变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乌克兰危机持续胶着和大国地缘竞争显著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在经济、政治和国际地位等方面全方位崛起进程加速，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并已成为决定世界格局走向的关键变量之一。在世界格局深度调整和变革的进程中，“全球南方”扮演了多极世界格局的平衡手、多维世界格局的博弈者和多元世界格局的指示器等重要角色。但也应该看到，“全球南方”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影响力仍面临诸多挑战：外部干扰过大与抗干扰能力不足、力量整合需求上升与机制化平台缺乏、维护共同利益与满足诉求多样化的矛盾。作为“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中国坚定维护“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积极参与和引领南南合作，未来将继续为“全球南方”的发展与合作注入强大动力，推动“全球南方”成为未来世界格局更加重要的力量。     

“全球南方”视域下的日本对非洲政策

非洲作为“全球南方”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日本实现其“政治大国”夙愿的重要依托。日本在战略上，诱拉非洲国家进入其“印太构想”，拓展战略空间；政治上，紧密团结非洲，推动联合国改革；经济上，完善对非经济外交，夯实日非务实合作根基；安全上，优化制度设计，确保非洲供日能源安全；软实力建设方面，注重理念引领和实践，提升日本在非影响力。由于日本对非政策长期以来的外生性、日非合作民间基础薄弱等原因，日本实现对非战略目标的掣肘多。“全球南方”崛起背景下，日本对非政策给中非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展望未来，日本只有摒弃对“全球南方”的错误认知，才可能使其对非洲的政策调整收获预期的效果。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研究：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

拜登政府上台后,大力推动“印太战略”小多边机制落地,加强对华围堵。本文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发现拜登政府利用“印太战略”在基础设施、供应链和技术领域打造排他性的小多边倡议,在军事协调、军事技术转让和军事情报共享层面创设竞争性的小多边机制,在价值观层面构建功能性的全球民主国家联盟,意图整合“印太”盟友和伙伴,编织以美国为中心的对华遏制“集团”网络。机制化是集团化的手段,集团化是机制化的目的。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既有扩大“印太”地区“朋友圈”的战略考量,也有掌握引领关键领域标准和规则的制度诉求,更有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权力诉求。尽管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面临着美国与“印太”盟友和伙伴政策诉求差异、战略平衡困境和成本支付能力不足等因素掣肘,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将弱化中国经济影响力,增加中国安全风险,损害中国国家形象。     

从亚太到“印太”：美国地区安全战略的变迁与回归

拜登政府对“印太”地区的重视程度远超冷战结束后的任何一届美国政府,美国为充实印太战略采取了诸多政策行动：增加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战略资产,强化和固化原有的“轴辐体系”,拓展或创设新型多边合作架构,提出诸如重建更美好的世界、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印太经济框架等全球性或地区性新型倡议,将美国与各国的合作拓展到政治、经济、技术和安全诸多领域,致力于建构排斥中国的制度安排。至此,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完全转型为印太战略,其政策目标愈益明晰,政策手段丰富多元,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从等级制转向扁平化,该战略覆盖的地理范围拓展到本地区每一个角落。经过冷战结束后三十年的经济全球化洗礼、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地区一体化的种种尝试,亚太地区正面临再次成为地缘政治竞技场的风险,美国针对的国家从冷战时期的苏联转向如今的中国。美国的印太战略或者对华战略能否奏效,并不单纯取决于美国的战略规划,还将受到其他因素的深刻影响。     

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构想”评析

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战略构想”是为了应对世界大变局,替代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保持有利于美国的地区战略平衡。其主要特点包括：在“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和“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导下,加强印太地区联盟和伙伴体系;构建“美日澳印四边形安全合作机制”;形成有利于美国的印太地区经济关系。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构想”将增加美国联盟体系的内在矛盾;美日澳印四边形安全机制面临印度弱角问题;“印太战略构想”目标与财政资源不相称;战略目标之间自相矛盾。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构想”将进一步增加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竞争性;向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国发出错误信号;有利于日本加强自身军事实力和扩张海权势力范围。     

印度与“印太战略构想”:定位、介入及局限

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式出台“印太战略构想”,不仅在官方文件中以印太取代亚太,更采取诸多措施推动实现其“印太梦”,彰显其地区政策出现重大调整。作为印度洋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国,印度被视为“印太战略构想”成功落地实施的关键。整体看来,印度当局和战略界积极支持印太从地理和学术概念升级为美国对外战略构想,认定印度可从中获得重大战略收益。在此情势下,印度当局将持续调整外交政策,积极配合乃至引导“印太战略构想”走向,服务于抗衡“一带一路”倡议、联手美国等国家平衡中国崛起等目标,最终实现印度大国崛起之梦。然而,“印太战略构想”尚未完全成形,现有内容也并非完全对印有利,加之印度对美国仍心存疑虑,未来印度将保持谨慎,留有回旋余地,在充分挖掘“印太战略构想”好处的同时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对抗。     

美国“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及中国的应对——兼论东盟国家的立场与选择

2022年5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提出了“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DA）这一海上安全新倡议。其根本目的是，在战略上，填补美国在海上“灰色地带”的空缺，重塑美国海洋大国的影响力；在战术上，包括利用与其他参与国的合作，形成多方异地联动的互动格局，让其他国家在分担美国压力的同时，形成共同在海上应对中国的合力。为此，拜登政府尤其看重并拉拢一些东盟的南海“声索国”。在实施过程中，IPMDA打着“打击非法捕捞”“人道主义援助”“联合救灾”等具有极强欺骗性的幌子，在全球海域构建海域情报信息共享网络，不断强化对中国渔民作业船只的跟踪监视，并公开阻扰和干预中国渔民正常且合法的海上捕捞作业。美国还先后派出多艘海洋测量船和海洋监视船在南海海域秘密展开水文调查，探测海底地形，对中国和相关地区内国家构成严重的侵权，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影响“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IPMDA是在大国博弈的时代背景下推出的，蕴含着明显的冷战思维和服务于美国自身利益的战略动机，它不仅大大挤压了东盟自身的战略选择空间，还破坏了东盟的“中心地位”，东盟国家对其表现出3种并不完全一致的立场，但更多的是疑虑和观望。多数东盟国家在...     

美国“印太”联盟体系转型：措施、特征与限度

随着当前国际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印太”地区成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竞争的焦点,美国在这一地区构建的“毂辐”联盟体系开始向网络化联盟体系加速转型。“毂辐”联盟体系所发挥的制衡威胁、能力聚合与政治联谊效应难以支撑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而联盟网络化反映了未来“印太”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的基本取向。美国及其“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在军事、经贸、科技、网络安全、情报与环境领域推行了一系列复杂措施共同推动联盟体系的转型,并具有威胁制衡、集群效应、议程多元、节点防御与区域联动五大特征。未来美国将继续推动联盟体系的网络化转型,但面临着美国自身的内外交困、美国盟伴对地区合作机制的疑虑和“印太”地区国家多重考虑等限制因素,以致其领导的“印太”网络化联盟体系如欲打造为对抗中国的“印太版北约”行之维艰。     

美英澳伙伴关系与“印太”地区阵营化：基于小多边主义的考察

作为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美英澳伙伴关系不仅是一项核潜艇协议，也是拜登政府强化全球联盟的重要步骤，反映了美国试图以阵营化方式加强对华战略竞争的目的。既有研究更为强调美英澳伙伴关系对中国构成的体系压力，忽视了其内在的分歧和矛盾。基于对小多边主义特征的考察可以发现，无论是成员上的排他性、制度上的非正式性，还是功能上的议题导向性，都是一把“双刃剑”，在提高美英澳三国合作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内生的局限性，包括目标困境、承诺难题以及牵连风险。由此可见，美国的联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重重危机和矛盾。尽管拜登政府试图通过美英澳伙伴关系来重振美国的全球联盟体系，但是美澳之间围绕成本分摊、风险分担与利益分歧的争议已然开始显现。美国全球联盟转型的根本问题在于，在加强对华战略竞争的同时，既希望确保自身的经济利益和霸权利益，又希望让盟国来为冲突与风险买单，长此以往必然会引发盟国的质疑和不满，美国推动“印太”地区阵营化的目标也将面临挑战。鉴于此，中国可以综合使用强制、劝诱和说服三种策略，推动美澳同盟的分化，尽可能确保澳大利亚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保持中立、平衡或采取不过分支持美国的态度。     

美日韩三边合作核心目标转向：从应对“朝核威胁”到“牵制中国”

冷战结束后,美日韩三边合作针对的主要对象一直是“朝核威胁”。然而,拜登入主白宫后,三边合作开始出现“牵制中国”的转向,即主要目标从应对“朝核威胁”向应对“中国挑战”发生转移：三国干预中国台湾和南海问题的态度逐渐公开化,组建针对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同盟的意愿日益提升,在“Quad+”框架下开展务实合作的态势增强,三国各自出台的“印太战略”也呈现一定程度的“合流”。三边合作之所以会转向“牵制中国”,美国外交议程重设和战略手段调整固然是主要驱动力,但日韩国内政治变化也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在拜登政府不断充实其“印太战略”的背景下,美日韩三方联合“牵制中国”的态势可能继续维持甚至有所强化,但鉴于韩国内部共识不足、日韩关系短板依旧、半岛局势恶化倒退和“印太经济框架”内容华而不实等因素的制约,三边合作要彻底向“牵制中国”方向调整不会成功。因此,中国应以沟通为核心要义,减少美国对华战略误判,凝聚和改善中日韩关系,走出一条与美日韩三边合作兼容的共存之道。     

“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构想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背景是西方主导下的世界发展潮流遭遇颓势.一方面,资本主义积累模式加剧世界贫富分化;另一方面,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模式导致世界日趋动荡;同时,线性思维的西方价值观造成非西方国家“价值错位”.世界呼唤新的发展理念.应运而生的“一带一路”倡议体现出全球发展的中国理念:一是强调世界各国“共同富裕”,有助于缓解南北矛盾;二是强调地缘经济整合,有助于缓解欧亚大陆碎片化后遗症;三是倡导“民心相通”和兼容并蓄,有利于创造新型文明观.但是,知难行易,“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     

韩国对“印太战略”的态度转变：考量与影响

美国提出“印太战略”后，韩国对“印太战略”的态度经历了文在寅政府时期“谨慎且有限地参与”以及尹锡悦政府时期“积极地调适型参与”两个阶段。尹锡悦政府执政后转变对“印太战略”的态度，主要包含对朝鲜实施安全威慑以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以加入“印太战略”为杠杆重塑中韩关系从而缓解安全困境、推广“韩式民主价值观外交”以提升韩国在地区秩序中的地位以及推进“东盟政策”以寻求经济新增长点四大考量。从短期看，这一转变将激化朝韩矛盾，加剧地区紧张；提升“印太战略”的经济吸引力，对“一带一路”倡议形成挤出效应；强化“印太战略”的“去中心化”特征，在地区秩序构建上增大对中国的压力。但从长期看，由于尹锡悦政府并未脱离“立足国家利益制定外交战略”的原则，仍具备“底线理性”，加之“印太战略”无法有效满足韩国的经济、安全与战略诉求，韩国缺乏持续参与“印太战略”的动力，其负面影响总体可控。     

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及应对

东盟在美国“印太经济框架”中占据重要地位,是美国开展对华战略竞争重点争取和拉拢的对象之一。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总体上持积极认知,并采用了“借力”与“平衡”的双重应对策略,东盟与美国在该框架下围绕数字经济、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等核心议题领域的合作呈明显升温态势。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形成了分化双方关系的压力,但由于该框架与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在本质上存在竞争,因此也为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鉴于此,中国应理性看待东盟国家与美国的经济合作,通过加强战略对接和提升制度合作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尽可能降低“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东盟关系的负面影响。     

美国“印太战略”的调整与中国周边外交的因应

中共十八大以来，周边外交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持续提升，周边作为中国外交优先方向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战略价值进一步凸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念与实践不断得到新的发展。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效应相互叠加的背景下，美国通过调整“印太战略”收紧对华政策，不但导致中美关系严重倒退，也使中国周边环境受到了强烈扰动。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推动的“印太战略”摆出了“常山之蛇”阵势，这一战略在手段运用和地域分布上存在多点布局、缺乏重心的缺陷，很难充分发挥美国联盟体系的整体力量。然而，它仍对中国周边环境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主要表现在中国周边地区主要行为体随美国战略调整而出现的因应策略变化，给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在中美矛盾激化背景下，中国需要更加重视经略周边，这要求中国转变周边安全工作思路，实现从维护周边稳定到塑造安全秩序的思路转变，强化对周边秩序的塑造和引领能力，打造中国周边安全架构的伙伴支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