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政府绩效评价:满意度测量及其实证研究——以2014年度广东省为例

法治政府绩效评价体现结果导向和公众满意度导向,满意度测量具有价值理性与技术功能.前者由政府绩效评价的内涵所决定,后者要求构建主、客观评价于一体的指标体系.利用政务公开、政府廉洁、依法行政等10项指标,对2014年度广东省法治政府绩效满意度进行测量,全省百分制均值为54.45分.进一步发现:满意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同时受公众背景因素影响,尤其是公众收入、学历、户籍影响程度明显.由此,提升法治政府绩效满意度,应推进区域均衡、绿色及共享发展,关注及扶持弱势群体,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建设法治及廉洁政府.     

法治政府建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探析——以常州市为例

法治指标化运动如火如荼,彰显了政府型塑的现代理性。法治指标是政府测量的参照系,位处改革前沿的常州正在致力于高质量的法治政府打造,遵循合法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羁束与激励相结合的原则,可比性与发展性原则;人本性原则等;构建了常州法治政府建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法治政府绩效评价:可量化的正义和不可量化的价值

法治政府绩效评价以结果和公众满意度为导向,体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是关键性指标的评价。由于法治不易测量的属性,为了在追求公信力与可操作性之间取得平衡,法治政府绩效评价关注功能定位、评价主体与指标体系的耦合性,要求构建主客观指标互补互证的评价体系。一方面,量化政府法治职能的实现程度,形成"正义"指数,成为观察法治水平的窗口及营商环境的参数;另一方面,通过剖析典型的法治因素,体现不可量化的价值,实现定量评价与定性分析的有机结合。推进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发挥"以评促建"的功能,法治政府绩效评价的量化工具性和非量化的价值性不可或缺。     

法治政府绩效评价:目标定位与指标体系

法治政府评价旨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体现评价的工具理性。本文将政府绩效评价的理念方法导入法治政府建设评价中,衍生出法治政府绩效评价这一新的概念范畴。法治政府绩效评价强化评价的价值理性,体现结果导向与满意度导向,追求法治的公信力,或者说有公信力的执行力。为实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体制内部自上而下的评价应定位为绩效导向的目标考评,同时引入社会评议,推进评价实施权的外部化;在体制外部,应培育独立第三方评价主体。服务于评价的目标及功能定位,指标体系被视为评价的核心问题,决定评价的科学性。作为层次分析法特例,利用专家咨询调查,构建集客观指标评价、专家评议、公众满意度测量于一体,包括制度建设、过程保障、目标实现、法治成本和结果满意等5项一级指标、14项二级指标及41项三级指标的法治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可检验的科学依据。     

政府法治监督的概念与定位

得其一而思三，死而后已，永无止境的权势欲，是全人类共有的皮鞭倾向。我国现行的国家权力体系内，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都可依法实施监督。政府法治监督就是具有法定监督权的行政机关对其他行政主体的行政活动合法性、适当性进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政府法律监督属层级监督，行政监督属专门监督。其监督是法治而不是法制，法治与人治相对立，法制可为人治服务。法制并无人民监督政府的意义。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权行为实施全方位监督，是依法行政的保障。一部行政法，将构建为行政组织、行政行为以及对行政组织和行为的法制监督三部分法律规范的总和，足见监督法制在行政法中的地位。     

服务型政府的顾客导向理念与政府绩效评价

在政府行政工作中建立与实施顾客导向理念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与顾客导向理念相适应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既是确立和实施顾客导向理念的结果也是其基础。首先在对一般顾客概念探讨的基础上,界定政府顾客的概念与特点,分析政府顾客导向理念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与顾客导向理念相适应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基本结构。     

法治中国建设吸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机理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将法治中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建设,是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必然选择。在价值基础层面,法治中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政治基础、发展理念和社会价值方面具有通约性,为二者的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互通基础。在耦合机理层面,围绕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三位一体架构,具体展开法治中国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耦合对接,实现内容体系上的相互涵养与功能互补。在实践路径层面,从主体规范和社会培育两个角度,探讨法治中国建设如何吸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夯实其文化根基与价值基础。     

论政府绩效评估的定位及指标体系构建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政府绩效进行衡量和评估也逐步成为公众和政府的共识。政府绩效评估作为公共管理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治理方式,是一种市场责任机制,也是提高政府合法性的有效工具。有效的政府绩效评估的基础是要有合理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我们可以从经济、质量、公平、稳定等四个方面构筑政府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绩效评价:指标评分及实证检验

指标体系一般包括指标、权重和评分标准。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被视为"世界难题"。基于"事先可推导事后可检验"的科学逻辑,依据既定的指标体系,利用31个省级政府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绩效评价的结构数据,运用典型相关分析法,对指标评分标准进行检验发现,保密审查制度、人员机构设置和主动公开等指标表现为负向影响,说明这些指标评分标准失真,不足以衡量政府相应工作的实绩。这一发现提供了完善指标体系,尤其是指标评分标准的技术路径。因为随着政府信息公开的深入,政府工作重心发生改变,从技术角度,实现评价体系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平衡,可保持评价指标及结构稳定,指标评分标准动态调整,这一策略同样适用于其他的同类评价。     

法治政府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与运作

法治政府指标体系作为衡量和评价法治政府建设状况的依据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法治政府指标体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指标体系设计所遵循的原则、指标体系的结构与框架、指标体系的实务与操作等方面进行阐述,希望能对构建科学、规范、合理的法治政府指标体系有所裨益.法治政府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包括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纲要>,并参照相关领域的评价体系,设计了法治政府指标体系.测评体系包括常规指标和可选指标.为了便于对法治政府进行测评,使法治政府指标体系更具可操作性,拟设置以下选项:评价理由与等级;权重及分值;支撑材料.     

运用系统思维推进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北大核心CSSCI

系统思维是以系统论为思维基本模式的思维形态,系统思维方式主要以整体性、层次性、动态性、开放性等特点见长。《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运用系统思维方式制定治国理政方略的经典范例。因此,运用系统思维方式对未来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各项工作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官员晋升激励与政府绩效目标设置——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旨在实证分析官员的晋升激励对政府绩效目标设置水平的影响,着重考察官员任期和来源的直接作用及二者的交互效应。以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为研究对象,采用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1999—2011),本文系统收集了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预期经济增长率数据并将其作为绩效目标设置水平。研究显示,政府官员的任期和来源都会影响其设置的预期经济增长目标。官员任期与政府绩效目标设置水平呈U型曲线关系,本地升迁的政府官员往往会设置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目标,而中央调任和外地平调的政府官员在目标设置方面没有显著差异。本文还发现,官员来源对任期同政府绩效目标设置产生调节效应,说明不同来源的政府官员在不同任期会设定不同的政府绩效目标水平。作为最早考察这一问题的研究之一,本文深化了人们对政府绩效目标设置逻辑的认识,也为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启示。     

诚实信用与政府法治

在民法中 ,诚实信用被誉为帝王规则 ,它要求当事人讲信用、守诺言。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实行法治 ,政府应依合法性原则从事有限和有效的行政行为。政府在给公民提供有限和有效服务的过程中 ,只有讲诚实、讲信用才能获得公民的真实信赖和高度信任。唯其如此 ,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才趋于和谐 ,政府法治的目标才能顺利实现     

反腐败绩效：腐败治理的目标与逻辑

基于目标导向,反腐败绩效为腐败治理提供了新的概念范畴和分析视角。一项针对广东省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反腐败力度与政府廉洁满意度二者落差明显,呈弱相关。探究其原因,与反腐败在路上、公众廉政预期、廉政信息公开、政策效应滞后周期等因素密切相关。与反腐败力度强调投入、过程与产出不同,反腐败绩效凸现政府廉洁满意度,为腐败治理提供价值导向、度量体系和动力机制。追求政府廉洁满意度最大化,反腐败绩效的目的与腐败治理的目标具有高度的逻辑一致性。经验表明,反腐败绩效评价的成功有赖于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因此,应简政放权,提高廉政信息透明度;倡导社会理性,既要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力度,也要界定公权力边界,标本兼治。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新加坡政府经验及其启示

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1年发布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我国政府转型的发展方向。相较于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处于相对领先地位的新加坡政府,我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处于起步阶段,面临业务部门之间协同效率低、数字政府治理体系缺失等问题。通过对新加坡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入挖掘,总结出其法治政府数字化建设注重行政改革、贯彻“以数据为核心、用心服务”理念以及强调研究机构、企业和政府三者合作等特点,并从知识经济发展、信息化浪潮驱使、逻辑理念转变以及公共价值理论指引四方面分析其内在发展动力。     

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困境与解决之道北大核心CSSCI

政府是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其公共服务职责的合理分工也是实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转型和多元供给格局的基本前提。现阶段我国公共服务供给还面临着"职责同构"下的笼统供给、财政制度限制下的公共服务供给乏力、"GDP增长"指标波动压力下公共服务供给结构扭曲等困境。针对这些困境,应理顺政府职责配置关系,合理划分各层级服务职责,加快对省级以下政府间公共服务职责分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根据权责一致原则细化财政制度设计,规范公共服务供给的操作和执行;科学构建公共服务供给激励机制,确保各类公共服务有效供给。     

论法治政府与政治文明

建设法治政府是政治文明应有之义。按政治文明的要求,法治政府是受制约、负责任、诚信道德的政府,体现出民主、法治、人权等政治文明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并努力实践于政府行为之中。     

关于精益政府的理论考察北大核心CSSCI

精益的源头为二战后日本企业管理的"改善"思维,改善意味着改进。精益即"改善+创新",在改善的基础上,不断追求工作精进,不放过任何变革的机会。精益政府是对如何建设"老练的"政府、体现公共价值的政府的新思考,其核心在于始终围绕"人员发展"的目标施以变革,哲学理念是其重要基础,变革工具是其重要内容。该理论的演进经历了改善思想、精益思想与精益管理、精益政府三个阶段,描述了一个政府治理自下而上的变革路径,即从基本的、基层的、简单的治理流程改进出发,向上扩展到政府治理文化、领导力等"上层建筑"的精益化,从而带来政府整体的、持久的变革。     

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建设目标关系探析北大核心CSSCI

建设"三型"政党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党的建设的战略目标。全面从严治党是为实现党的建设目标而作出的战略部署。搞清两者关系,无论是对于实现党的建设战略目标,还是对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都具有重要意义。建设"三型"政党的建设目标,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如何建设党的问题:提出了建设当代卓越政党的目标与标准;选择了建设"三型"政党的模式与机制;找到了党的建设的战略支点与杠杆。全面从严治党有利于实现党的建设目标。要以党的建设目标导向、先进理念与模式和机制的创新引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评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整体政府”范式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各国开启了一场以"整体政府"为内容的政府改革运动。这次政府改革运动促使一种替代新公共管理范式的"整体政府"公共行政范式的产生。本文在对"整体政府"范式进行学术解构的基础上,系统地评价了"整体政府"范式的理论贡献、理论盲点、发展前景及启示意义。